100年过去了，欧美凭什么还想堂而皇之在非洲搞人体实验？

　　这两天，非洲人民吵翻了。

　　起因是当地时间23日，BBC一名专门负责医学的记者，在一档节目中谈起了牛津大学团队正在英国当地展开新冠病毒疫苗的试验。

　　在节目中，这位记者说，如果试验展开得到结果的速度不够快，他们就会考虑到肯尼亚开展试验。

　　但如果到肯尼亚去试验的话，当地的疫情很有可能呈现上升趋势。

　　此言一出，肯尼亚人民可不干了。

　　有人指责这种做法是对黑人的种族歧视：

　　有人愤怒呐喊，自己不是实验室里的老鼠：

　　还有人认为，这种说法否认了肯尼亚政府为了抗击新冠做出的努力：

　　很快，肯尼亚政府就站出来表示，从来没有批准过牛津大学到肯尼亚进行新冠疫苗的人体实验。

　　肯尼亚代理卫生总干事说：“无论我们要开展什么试验，我们都会选择和世卫组织合作，而不是单独的某个国家。”

　　肯尼亚总统也在电视上讲话，让民众不要恐慌，这个消息是假的。

　　事实上，早在4月初，就有两名法国科学家曾经建议，希望可以在非洲开展新冠病毒疫苗试验。

　　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当时对这种建议，提出了严厉的谴责：

　　“我很震惊，我们需要团结。这样的种族歧视言论不会起到任何帮助作用，只会破坏团结，

　　非洲不能、未来也不会成为任何疫苗的试验场，疫苗或治疗方法的研发在全球范围内都要遵循同样的规则。

　　这种沿袭下来的殖民地思想不能再继续下去。”

　　其实，非洲被当做欧美国家的试药厂已经很久了。

　　1996年，全球最大制药厂商辉瑞在尼日利亚，用当地将近200名儿童试验脑膜炎新药物，造成11人死亡，181人终生残疾。

　　1997年，美国科学家在乌干达的10个村庄里挑选孕妇，测试药物剂量减少是否会影响艾滋病在母婴之间的传播。其中五个村庄的患者没有使用任何药物，成为了母婴传播的受害者。

　　2004年，英国在南非、坦桑尼亚等五个非洲国家，选了1.2万人，来进行两种艾滋病霜剂的人体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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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往前，还有一系列人体实验，比如最臭名昭著的梅毒实验。

　　尽管国际上早有法律，如《赫尔辛基宣言》等，规定“医学研究和人体试药必须在能令受试者获益的前提下进行”，但依旧有不少国家铤而走险。

　　因为在非洲进行实验，成本低，一旦出现问题，当地人也难以维权。

　　非洲人太穷了，没得选。好多人都是为了高额回报才参加的试验，或者压根就是被骗了，自己对试验一无所知。

　　并且在这些所谓“科学家”的眼中，非洲人“体内抗体少，药物作用更加明显”。

　　虽然人类已经迈入了现代社会，但某些人脑子里的殖民思想，偏偏就是挥之不去，根深蒂固。

　　1996年，非洲爆发了一场脑膜炎，范围东起埃塞俄比亚、西至塞内加尔的广大范围。

　　而与此同时，世界最大的药商——辉瑞公司，刚好研发了一款抗生素类新药特洛芬（Trovan），在同年1月报请批准。

　　为了加快审批程序，辉瑞希望尽快证明这种新药的疗效。

　　于是，2月份，辉瑞的医疗队出现在了尼日利亚的卡诺州传染病医院，对当地近200（192）名儿童进行特洛芬的试验。

　　没想到，仓促的实验失败了，3个月后的结果，居然是“全军覆没”：11名儿童死亡，其他181名患儿全部落下残疾，有的失明，有的耳聋，有的脑损伤，有的全身瘫痪。

　　辉瑞医疗队知道自己搞砸了，他们悄然撤出，在尼日利亚没有留下有关这次药物实验的任何记录。

　　直到2000年12月，美国《华盛顿邮报》经过长达一年的调查，发表了一组调查性报道，披露了一些制药公司纷纷到发展中国家进行廉价药物试验的丑闻，其中就包括尼日利亚。

　　辉瑞制药立即对此发表声明：

　　“在尼日利亚进行的特洛芬药品试验是一项重要的临床研究，公司对试验进行的方式表示自豪。”

　　他们给出的理由也很简单：该药物当时已进入最后研制阶段，之前已经进行过5000个患者的临床试验，在尼日利亚的试验也是为了治病。

　　然而，事后证实，辉瑞在尼日利亚试验新药的行为未经尼政府授权，且该公司准备试验的时间也很仓促，只有6个星期，可在美国，要准备此类试验至少需要1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并且该药此前的临床试验对象都是成人，在卡诺州是首次在儿童身上试验。

　　试验的过程也不像正常的“治病”那般公开，而是充满了秘密性，禁止患儿父母探望孩子。

　　此外，特洛芬也被证明存在致命的副作用。1997年虽然美国批准了成人使用该药，但因报告显示这种药物甚至能致人死亡，1999年，美国和欧洲都将其列为了禁用药物。

　　即便到24年后的2020年，特洛芬的安全性仍然没有得到证实，美国FDA对特洛芬标注是这样的：

　　当安全，可替代的抗菌药物有效时，不应使用特洛芬。

　　显然，时至今日，它仍然不是一种有效且安全的药物，更何况当年呢。

　　因此，辉瑞的一纸声明反而引起了尼日利亚方面的愤怒，众多家庭开始参与对辉瑞的起诉，当地媒体也谴责辉瑞的傲慢，指责其“撒谎”，将尼日利亚儿童当成“小白鼠”。

　　2006年，《华盛顿邮报》又公布了一份秘密调查报告副本，揭示了1996年的特洛芬儿童试验事件。

　　第二年，尼日利亚北部政府正式对辉瑞制药提起20亿（一说70亿）美元民事诉讼。

　　至于为何时隔超过十年才发起正式诉讼，“维基解密”曾经披露，辉瑞在尼日利亚的职员曾向美国外交官表示，该公司雇佣了私人调查员，揭露尼前司法部长的“腐败丑闻”，以迫使他取消对特洛芬试药事件进行起诉。

　　2年后的2009年，辉瑞制药和尼日利亚卡诺州政府达成协议，赔偿额从20亿美元减少到7500万美元，包括建立一个3500万美元的基金，但对于药品副作用致儿童伤亡的结论仍拒绝予以认同。

　　除了像特洛芬这样的“新药”试验，还有大量在欧美已被淘汰的药物被西方药品供应商投放到非洲。

　　比如针对非洲最流行、危害最大的疟疾，瑞士诺华、法国赛诺非两大药品供应商在取得相应药品的垄断经营权后，没有推广青蒿素，反而去销售面临淘汰的老药氯喹和SP。

　　有更多在欧美已被淘汰多年，甚至已从药典上除名的抗生素类药物也在非洲各国大行其道。

　　整个亚非拉第三世界地区，都被欧美作为习惯性的试验场。

　　与转移高污染高风险产业一样，发达国家“试药”向第三世界的转移，有效规避了国内的相关风险，大大降低了药品研发成本。

　　据统计，1988年到2008年的20年间，美国在海外进行人体医药试验的项目数量猛增了20倍。

　　据美国卫生研究所（NIH）公布的数字，从2000年以来，美国医药公司在173个国家进行了将近6万项的医药试验，西方制药企业的研发成本因此降低了约60%。秘鲁、巴西等国，都是“重灾区”。

　　（2005年美国在秘鲁进行“口服液疗法”试验的受害者：法比雷齐奥和其母戴安娜）

　　其中最大的一个“试验场”，应该是印度。

　　当年《我不是药神》火遍神州的时候，很多国人都在艳羡印度的仿制药产业，并质问中国为什么就搞不起来。

　　然而，印度的仿制药行业能够发展壮大，根本上是拜印度政府特殊的专利保护制度所赐，尤其是在1995年加入世贸之前，可无所顾忌地进行强制授权使仿制药绕过专利保护的限制。而在加入世贸后，印度又以“发展中国家”身份换来十年的“过渡期”。

　　这个保护期一到，印度立刻就在2005年宣布“放宽药物试验限制”，同时，已经失去过渡期“保护”的印度仿制药，也被西方睁一眼闭一眼“纵容”至今……

　　据统计，从2005年印度药物试验“解禁”之后，到2010年，多家欧美药厂在当地进行了至少1600项活人临床药物试验，涉及的“人体小白鼠”超过15万人，尤其是2007年至2010年间，4年内最少酿成1730人死亡。

　　《印度时报》则报道，2005至2012年，约有57万印度人参加了临床药物试验，其中有2644人因试药而死亡。

　　这些试药项目中，仅有17项新药通过检查。

　　这些涉及药物试验的厂家包括阿斯特利康、辉瑞和默克等欧美公司。相当于每年有300多人死于试药，平均下来几乎每天都有印度人因此死亡。

　　而这些地区的众多底层百姓，因为没有足够的文化知识水平，很多人甚至在不知情的状况下，稀里糊涂地就被当成了“小白鼠”进行药物试验。

　　在1997年5月16日的道歉仪式上，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说：

　　“我们已经犯下的错已经无法纠正，但我们要打破沉默，我们将不再对此视而不见。

　　我们看着你的眼睛代表美国人民想说，美国政府在这件事上是可耻的，我道歉……

　　所有的美国黑人同胞们，我很遗憾美国政府导演了种族主义的一幕。”

　　这是一场对塔斯基吉梅毒实验举行的道歉仪式。

　　彼时，在这场实验的几百名实验者中，仅有8名还在世，他们中最年轻的也已经87岁了。

　　塔斯基吉梅毒实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

　　1932年，一辆载着医生的卡车，来到了美国亚拉巴马州的梅肯县。

　　他们和当地的塔斯基吉大学合作，征集那些穷困潦倒的黑人参加免费治疗计划：体检、交通、午餐，以此把他们变成“塔斯基吉研究”的实验对象。

　　为了寻得这些黑人的信任，他们找来一位黑人护士，告诉这位护士，想要在这里进行梅毒研究，并且为这些黑人治疗梅毒。

　　但是为了不造成他们的恐慌，不要告诉他们得了梅毒，而是用坏血症来替代。

　　这名护士信以为真，十分感动，立刻就行动起来，在当地宣传所谓的“坏血病”。

　　当时美国梅毒肆虐，这些黑人听到自己和“坏血病”的症状十分吻合，再加上这名护士在当地比较有威信。很快，就有399名感染者和201个健康的志愿者，参与到了这个研究中来。

　　这些人无一例外，全是黑人。

　　然而很可惜，这些所谓的“白衣天使”根本就不是来治病的，是来观察这些梅毒患者的身体情况的。

　　他们甚至用免费葬礼的条件，来劝说里面的重症患者捐赠遗体、接受解剖，好观察梅毒对身体内器官的影响。

　　根据一位参与者珍妮丝·里弗斯的描述，他们从来没有得到过有效的治疗，只能拿到维生素和阿司匹林。

　　这在当时的美国并不是秘密，因为这个研究小组早就在全美国发布过研究报告了。

　　只有这些实验者自己，一直被蒙在鼓里。

　　直到二战来临，这些黑人才知道，自己根本没有坏血症，而是令人闻之色变的梅毒。

　　因为他们想要参军，想要报效国家，却被通知你们有梅毒，所以不能报效这个国家。

　　知道了病情后，有一些黑人偷偷去进行了治疗。还有一些人实在是没钱，只能在家中等死。

　　到了1947年，战争结束了，青霉素也不再是稀缺药品。

　　美国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用青霉素所有的为梅毒患者进行治疗。

　　可是，这个小县城里的治疗计划却受到了研究人员的阻挠。

　　当时的研究负责人还振振有辞：“我希望抗生素的出现不会影响到我们这项实验。”

　　直到1972年，这个实验才被媒体完全被揭露出来。

　　而当初399名实验者中，有29人直接死于梅毒，100人死于梅毒并发症，40名研究者的配偶感染了梅毒，19名被研究者的子女患有先天性梅毒。

　　可当时美国卫生部门的官员还在极力反驳，一边说着什么实验者不是病人，不需要考虑死活，一边又说着什么医生是无辜的，只是在做科学研究。

　　在他们的眼中，虽然这些人也是合法的“美国人”，但黑人的命，根本算不上命。

　　美国“自家”的黑人尚且被习惯性地认作“低等人”，邻国那些“美洲原本的主人”印第安人更加不在话下。

　　1946年，为了验证青霉素是否能够有效治疗梅毒，美国“实验员”们从中美洲的印第安人中，找来得了梅毒的妓女，让她们和犯人、精神病患者发生关系，传染梅毒。

　　甚至还会直接给一些人直接注射、接种病菌，来加速实验的进行。

　　感染后，他们再向这些人的体内注射青霉素，来观察结果。

　　表面看来，这些人似乎比塔斯基吉实验中的人幸运，但根据记载，被动参加实验的人1308个人中，只有678个接受了治疗，至少有83人因此失去了生命。

　　欧美的种族歧视，根本上不过是殖民思维的内化，这种白种人比其他人种更平等更高贵的思想，一直都没有改变过。

　　远至非洲大陆，近及自家后院：

　　这些“被殖民者”的命，怎么能与统治他们的白人相提并论？他们当“小白鼠”不是很自然的事吗？

　　非洲大陆上的人，对西医一直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甚至抗拒。

　　这是因为他们“愚昧落后”？受教育程度低？

　　不能说一点这方面的因素没有，但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以前被“伤”得太深了。

　　后殖民时代，欧美在非洲的非人道“试药”还需要借助资本的一层“过滤”做做样子。

　　殖民时代，由于殖民地与宗主国“先天”的不对等关系，殖民帝国“用”起来更加没有任何顾忌。

　　2018年，哈佛大学的蒙特罗（Montero）和博科尼大学的洛维斯（Lowes）撰写了一篇工作论文，揭示了一个颇值得玩味的规律。

　　1921年至1956年，法国政府在喀麦隆和前法属赤道非洲（现在的乍得、刚果、加纳和中非共和国）的各殖民地开展了大型的“卫生普及运动”，旨在预防当地的热带疾病。

　　方法则是让数百万殖民地居民被迫接种预防相关疾病尤其是昏睡病的疫苗。

　　但是，当时西方人的疫苗技术还很不成熟，副作用严重，很多接种者失明、坏疽、甚至死亡。

　　殖民地人民哪有选择权？在多年的接种过程中，医疗人员对不愿意接种的居民进行了武力威胁和虐待，给居民带来了极大的心理阴影。

　　这两位作者就通过量化研究发现，当年殖民时期卫生团队的访问越频繁，如今当地居民越有可能拒绝血液检测。

　　因为当年的故事通过同族长辈的讲述，一代代传承下去了，形成了当今当地居民不信任西方医学的历史根源。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今天英法部分“专业人士”脱口而出“让非洲当试验场”，欧美大药商动辄不顾相关标准拿第三世界人民“试药”，何尝不是殖民思维的一种延续呢？

　　前些年美国《纽约时报》曾发表了题为《非洲为何惧怕西医》的文章，但文章着重强调是一些西方在非洲的“医学败类”坏了西医的名声。

　　文章说这些人打着提供医疗保健或进行研究的幌子，故意使用一些致命药剂。

　　苏格兰麻醉学家理查德·麦高恩1995年在津巴布韦被控谋杀五人。

　　法院判决，有关麦高恩给两名婴儿注射致命剂量吗啡导致患者死亡的罪名成立。

　　迈克尔·斯旺戈博士涉嫌在上世纪80至90年代期间导致60人死亡，其中很多是津巴布韦人和赞比亚人。

　　最为臭名昭著的则要属“海岸计划”(南非种族隔离时期的生化武器研制计划)原负责人沃特·巴松。巴松被控在1979年至1987年间在南非和纳米比亚杀害了数百名黑人，其中很多人是被注射毒剂致死的。

　　然而，看看结束了“殖民时代”，“文化昌明”的当代西方人，做得真的好到哪里去吗？

　　当年的欧洲殖民者，通常将传染病的蔓延归咎于“原始落后”的非洲文化，他们指责非洲人是天生“容易患病的”、“不洁净的”。

　　殖民时代的这种错误观念到今天也并未散去，仍然影响着一些欧美国家对非洲的认知。

　　提出到肯尼亚进行疫苗试验的BBC医学记者沃尔什，几乎是想当然地说出了“那里（肯尼亚）的疫情之后可能会呈上升态势”的理由，丝毫没意识到自己才是重灾区。

　　肯尼亚网友就毫不客气地怼道：

　　“（截至24日）英国自己的确诊人数已经超过13.8万了，然而他们还想着来肯尼亚做疫苗试验，我们这里可只有320例确诊呀。”

　　这话没错，截至北京时间4月28日6时，英国累计确诊158348例（单日新增4310），死亡21157，治愈仅809例；

　　同期尼日利亚累计确诊363例（单日新增8），死亡14，治愈114；整个非洲同期累计确诊32182例，死亡1428，治愈9741。

　　明明英国人自己做得稀烂，但却还在下意识地认为，以前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永远都是“落后地区”、疫情的“重灾区”。

　　这是一种傲慢而可怕的“下意识”。

　　一如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在南非的开普敦、德班和伊丽莎白港等城镇，殖民政府面对殖民地城镇的传染病问题时，殖民政府的首要目标却是推行种族隔离措施。

　　对于亚洲人和非洲人居住区采取防疫措施，将其居住区视为传染病滋生地，防止他们对欧洲白人的健康构成威胁。

　　至于居住区内部怎么救治，无人问津。

　　2005年，英国出品了一部电影——《不朽的园丁》，正好讲的是英国和肯尼亚围绕“试药”展开的故事。

　　影片中，英国驻肯尼亚大使馆的外交官贾斯汀·奎伊，他的妻子泰莎因调查跨国药企在当地非法药物试验而被杀害。

　　这是一起骇人听闻的阴谋：

　　跨国制药集团KDH、三蜜蜂制药公司与英国政府联姻，贿赂肯尼亚当局，利用肯尼亚人民做新药的人体实验，导致很多人因此丧命、大量畸形婴儿出生。

　　贾斯汀为了调查妻子惨死的真相，持续追查，孤身辗转于非洲和英国，遭遇恐吓和袭击也没有放弃希望。

　　终于，他在非洲某处找到了妻子之前留下的调查资料。把它邮到英国后，他放弃逃生，回到妻子亡故的地方，并最终也被制药公司的杀手杀害。

　　怎么说呢，现实中，我们真的能看到电影中那样的欧美药商巨头。

　　但是，影片里有为肯尼亚人民奔走的“英国外交官夫妇”，我们还看得到正义，看得到良心。

　　回到现实，我们看到的却只有扬言拿肯尼亚做试药试验场的，所谓“BBC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