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禽：“我只能进行另一种方式的逃亡”

不久前书评周刊发布的中，《商禽诗全集》入选。作为二十世纪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位诗人，商禽在“用散文写诗” （而非散文诗） 方面不断探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在诗歌 中，商禽常常要面对 自 我被压 抑、被束缚 的生命经验，面对 政治与社 会体制设下的“陷阱”，进而渴望逃离。

撰文 | 后商

在台湾诗歌版图中，商禽不如杨牧经典，不如夏宇当代，不如周梦蝶传奇，不如痖弦幸福，不如纪弦独领，不如郑愁予流行，不如余光中威望，不如洛夫民间。商禽是居间的，在杨牧的经典和夏宇的当代之间，在周梦蝶的传奇和痖弦的幸福之间，在纪弦的独领和郑愁予的流行之间，在余光中的威望和洛夫的民间之间。

商禽的诗歌没有像杨牧一样夸父般追逐经典之太阳，也没有像夏宇一样在破碎的当代鼓点上演奏。他的视野追踪的大抵是五四文学和左翼文学，其语言比台湾诗坛巨擘更为驳杂而深切。商禽的人生没有像周梦蝶那般宛如神道在世，其爱情也没有像痖弦一样如此凄美而优雅。他的人生和爱情都享有恰到与恰切的幸与不幸，不值得歆羨，也无甚怜惜。

商禽的诗学没有如纪弦般开创一个诗派，但却再继和发扬了所谓“超现实主义”，并做出了很好的本土化样板。商禽的诗学也没有如郑愁予般“不易流行”，但却捏造了一种过渡式、具有延展性的诗歌，并将自己置放在前诗后诗的谱系之中。商禽的事业没有如余光中般步步为营左右逢源踏入巅峰，但他也有曲径通幽，享受着属于自己的迟来的恩泽。商禽的事业也没有如洛夫般俘获民间文化的心，成为中国一代人的心头好，但他在某种意义上作为鲁迅的当代遗孤，感召着一批又一批有志青年。

蠡测商禽的诗涯，爱情被他藏得最深，又牵连最广；革命与革新横亘在诗人与诗史之间；报刊与同仁的存在让他最终显了影。

商禽，原名罗显烆，又名罗燕、罗砚，原籍四川珙县，十六岁从军，流徙过中国西南各省，其间开始搜集民谣，试做新诗。赴台后做过编辑、码头临时工、园丁等，也卖过牛肉面，后于《时报周刊》担任主编，任副总编辑退休。商禽被称为“文坛鬼才”，其成名作多为散文诗，诗作数量不超过两百首，著作仅有诗集《梦或者黎明》（1969）、《用脚思想》（1988），以及增订本《梦或者黎明及其他》（1988）和选集《商禽·世纪诗选》（2000）、《商禽集》（2008）五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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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诗学：

让爱情退入神秘之中

在解读诗歌中的情与爱之前，先需讲明的是，古典诗学中的情与爱始终未曾缺席，尤以《诗经》和词为代表。它们讲述爱情的方式是用意象，诸如云水，代指，而非直称和照实说。虽则在一些诗人如痖弦的诗歌中，爱情的存在也裸裎了其粗野和实际的一面，但在对于爱情的称信中，含蓄和节制远远比直白和放肆更能主宰诗人，通过文化教养系统，也通过诗歌进阶。于是，中国诗人在展露爱情的时候，常常不自觉将爱情审美化，用华丽的意象、优雅的腔调复写之后，原本可能袒露的真相反而具有了一种德性，这样就禁忌了读者的想象。

商禽在文字中对于爱情的审美是很保守的，尽管他的爱情观并不保守。借由错织的诗学、木讷的性格和私人经验而胎生的诗学，拒绝了爱情的肉身特性和世俗审读，让爱情退入神秘之中，退入美德之中，退入升华之中。在一次采访中，他说，他的诗歌大部分都是因情而作，藏得很深，将人物和意象都放在掩体之内了。

《梦或者黎明》写爱情的憧憬和梦幻，《遥远的催眠》写爱情的缔结和守护，《聊斋》写爱情的幽暗和病理，《更深的海洋》写爱情的升华和世俗，《诚实之口》写爱情的逝去和追忆。

《梦或者黎明》常常被看作是在表达一种追求和向往，尤其是当它与现实对照来看。但是，当你注意到“（请勿将头手伸出窗外）”说出来的限定和告诫，当你注意到诗歌在云海世界和一个内在的对象“你”之间创造了一番密切的对话，当你注意到诗人真挚、优雅、暧昧、狡黠的腔调，你就会认识到他在写的是一种于他而言如此切近又十分梦幻的事物。而当你再次注意到行句间的敞开、空隙和能量，当你再次注意到云海本就是“你”，追随诗句，云海消失而出现了“你”，当你再次注意到诗人对于世界与诗歌的“全视”、对于“你”的专注，你就会认识到他写的就是爱情。

《遥远的催眠》呈现出来的是爱情关系中的包含、对话和相互造就。《聊斋》所写是爱情徒然、失语和缺席，其中正是伦理的无能。《更深的海洋》在写作的意义上是非常华美的，但在意味上却是十分日常和世俗的，从另一方面讲，诗人的“强现实”正是通过一种“超现实”表现了出来。

对于离异的妻子罗英，晚年对爱情失去相信的他是相信她是台湾最好的女诗人的。罗英的诗歌是极为简约的，例如《正午》一首，“响声十二/正午/是一朵盛开的/菊”。《诚实之口》便是与妻子的诗作的一种对话，他降低了他的姿态，用一种不同以往的平常来形塑了诗句。真实和谎言、追忆和遗忘、笃定和怀疑都交织在一个暧昧的地带。

从爱情诗学出发，商禽将古典诗学中的变装和纯洁扯来作为自己的幌子，在西潮的助力下习得一种开放性的叙述，两相合一便是一种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姻亲和背叛。

《商禽诗全集》，作者：商禽，版本：雅众文化|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0年1月（点击书封可购买）

2

变革诗学：

对囚禁和逃亡孜孜以求

商禽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十五岁从军，在行军途中接触现代诗，据他说，他最开始是写作“伪诗”，是一种日记的变体。在一九五零年赴台期间，他有多次逃亡经历，在逃亡期间他会搜集民歌。到台湾后他又做了多年的宪兵，正是在军队他结识了痖弦。

军旅生涯于他既是禁忌的存在，又是变革的存在。借着军人的袍子，他经历并领受了几个重大的政治历史事件，内战、逃台、戒严，他的诗歌被强行捆绑在历史的砧板之上。这样的历史为他的诗歌的变革套上了强大的枷锁。或者说，变革和枷锁不过是一体两面的事，一旦枷锁不存在，变革也不再可能。深处在后殖民境况里的中国和台湾，唯一能够借用的便是变革诗学，而它最终也被废弃了。

与台湾众多有军旅经验的诗人如周梦蝶、痖弦、郑愁予、张默、管管等不同，他对囚禁和逃亡孜孜以求。《门或者天空》便是他的逃亡诗歌的典型。这首诗在最开始引入了戏剧的方式，将“一个没有监守的被囚禁者”暴露在“没有丝毫的天空”，他手伐下树做成门，从中不断走出，最后“看见”天空。诗歌用重复而多态的“出”强调了出的不可能和逃亡的不可能。他曾自陈，“人已失却了遥亡的机会，我只能进行另一种方式的逃亡……然而，我怎么也逃不出我自己……”。

除个人经历外，此诗还可见鲁迅的影子。商禽所做的是将鲁迅的历史化和寓言化的建构给拆解掉，将人的被囚和出逃放置在赤裸生命的立场之上。散文诗作为一种类型，最早由鲁迅一代发扬，迄今而言，中国唯一的散文诗范式也是鲁迅式的。鲁迅的散文诗，相比西域的散文诗，去除了宗教化，去除了大部分的诗的质，他将散文诗所追求的神秘而黑色的核心放置在几乎是小说的骨架中，并用寓言施予它了骨血。商禽继承的便是鲁迅的散文诗，以及鲁迅被折射后的理想型。早期作品如《行径》《长颈鹿》就是对于鲁迅的模仿。

商禽将鲁迅的尼采置换成了卡夫卡，将鲁迅的拜伦置换成了布勒东。于是，超人成了变形人，罗摩成了超现实。《事件》便是这样一种商禽式的散文诗的典型。“月亮在洗它的碟子。/我回归我的流浪；/疲倦时令人兴奋的事件；/睡眠预支了死亡。”他的散文诗拖拽出繁复的意象，拖拽出全部的感官，唯独没有拖拽出自己，那个叙述者在文本中如此彷徨无常和卑微无力。

他给中国现代诗带来的最大的变革便是超现实主义。他实际上是第二批引入超现实主义的人士。用超现实主义提案他整体的诗学也是可行的，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超现实主义是中国化的超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的中国化将一种向上走的诗学转变成了向下走的诗学，它对潜意识和自由的理解都很有局限。脱离现代诗的流传来讲，中国超现实诗歌是一种古典诗歌的借尸还魂，但置于其中，超现实主义又是一个根系和枝叶都很发达的丘丛，尽管汉语诗歌更关注人，而非潜意识。

及至后半期，他诗歌中的戏剧冲突和紧张感都缓解了不少。1969年，商禽应聂华苓邀请赴爱荷华大学做驻校作家。在爱荷华期间，他写了一首《月亮和老乡》，诗句晶莹而有空隙，透出着自在和暖意。然而这并不是他与现实的和解，而是阳刚之气被驯化成老成和德性之后的结果。

1958年与诗人痖弦摄于左营军区。

3

媒介诗学：

回归报刊的文学生产现场

讨论中国现代诗，媒介是不能忽视的。报刊乃至网络是媒介的一簇，社团流派又是媒介的另一簇。这里将报刊前置，是强调媒介本体对于诗歌具有极大的影响。读者很难想象鲁迅的诗歌是电脑时代、互联网时代的作品，也很难想象商禽的散文诗先于鲁迅的散文诗，更难以想象商禽的早期诗歌生长在一个自在自由的媒介环境下。

最能清晰辨认的是媒介对于语言的影响。鲁迅自然是墨时代的，商禽和痖弦等一众诗人都是似墨非墨的，在前文所列的台湾诗人中唯有夏宇摆脱了墨，进入到网络时代或后人类时代的“无墨”现场中。在商禽身上，甚至有一种迥异的道路，他先是更无墨一点，然后才是更墨一点点。大抵上这是一条退路，且他没有像杨牧那样退得那般洁白。这与他晚期加入《时报周刊》以及在爱荷华进修存在着关联。

晚期商禽的诗歌更像是报刊上某个无名氏的作品，他对于自己的诗学不再做有力的探究。《音速》《彩色骚动》两首诗都是单一情境的，决然没有寓言的气息和上下联通的气息。《无言的衣裳》《伤心的女子》虽则回归中国地理、中国传统和中国神话，但它们都没有能够实践好，反而呈现出一种支离破碎，一种无离散的离散。甚至可以说，这些作品都是典型的港台腔。我想这背后一定是一种返回日常、返回人生的冲动。

《用脚思想》是一个佳作，他为那一时期的诗学做了简要的总结。所谓“用脚思想”无疑发生于他的早期诗学但在此时他却超脱于前期的诗学。天上没有思想，地上没有实践，这是商禽揭示乃至控诉的。然而这未尝不是一种开端。

《天葬台》可以看出商禽已经将诗歌发展为一种“诗葬”，这是他很自觉地书写死亡、终结和晚期的表现，其中流溢着墨的淡淡幽香。“那些灵魂怎么也拼不起来了或许已经成为一页页负面的时间”，将其中的“灵魂”替换成“诗歌”也未尝不是诗人的意旨。诗人点出，诗歌应从参与反抗转向面对虚空，诗歌应回到诗歌之中。在这首诗歌中，我们也看到诗人已经为来临的无墨时代做好了准备，只可惜他再也无法握这支开端之笔。

他曾谈到，“当代诗人把现代语言、词汇进行改装，虽然保持了语境，可没有太多的进步，现代诗产生以来，不断地推陈出新，但始终无法碰触到诗语言的本质和根本。而那些不断出现的新危机、新内容，把台湾现代诗弄得更为混乱，虽有一些作品直抵繁复险境，把诗慢慢推向云遮雾掩的绝境……”自1956年纪弦组织现代派引领台湾诗歌十余年的兴盛以来，台湾再也没有一个强力的流派和强力的诗人。众人都说诗歌不属于当下，然而诗歌不属于当下又属于什么呢？

回归报刊的文学生产现场，商禽在文学上无大的提升，但在诗观上却更为扼要和准确。他说，“我总坚决相信，由人所写的诗，一定和人自己有最深的关系。当然，我也同样深信，由人所写的诗，也必定和他所生存的世界有最密切的关系。”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后商；编辑：张进。校对：何燕。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