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当隐士的孟浩然，为何又要出仕

提起唐代大诗人孟浩然，人们会很自然的联想到他的《春晓》、《宿建德江》、《过故人庄》、《早寒江上有怀》、《与诸子登岘山》等名篇。他的诗清新冲淡、浑然天成，千载之下，依然能抚慰我们浮躁的心灵，给我们以无与伦比的美的享受，但创作了大量优美山水田园诗歌的孟夫子，并不是一位超凡脱俗不食人间烟火的快乐隐士，而是进退有些失据、徘徊挣扎在出仕与退隐之间的一位痛苦诗人，最后赍志而殁、终老故土，令人扼腕长叹！

湖北襄阳，景色绝幽之地，庞德公、司马徽、诸葛亮等社会名流贤达曾在此隐居，从小生活在盛行隐士古风氛围中的孟浩然自然深受影响。早年的孟浩然读书之余就曾追寻隐士踪迹，《夜归鹿门山》一诗就表达出他对隐居生活的深切向往：“山寺钟鸣昼已昏，渔梁渡头争渡喧。人随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归鹿门。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岩扉松径长寂寥，惟有幽人自来去。”诗中提到的庞公即为东汉著名隐士庞德公，当年荆州刺史刘表请其出仕，庞却携妻子登鹿门山采药不返，后传为佳话。

孟浩然笔下的鹿门山是如此美丽，他对庞德公隐逸生活的艳羡之情也是溢于言表的；其早年创作的《秋登万山寄张五》，也是一首反映隐居生活的名诗：“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相望始登高，心随雁飞灭。愁因薄暮起，兴是清秋发。时见归村人，平沙渡头歇。天边树若荠，江畔州如月。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因寄情山水能使孟浩然在精神上得到一种真正超凡脱俗的怡悦，故爱之有加、乐而忘返！其早年选择隐居生活还与他放旷自然的天性有关。

他同时代的湖北人王士源先生对孟浩然的才华非常仰慕，专门为他编辑了一本诗集并撰写了一篇《孟浩然集序》，他在序言中说孟“骨貌淑清、风神散朗”，可见孟浩然是一位潇洒自然、不落尘俗的率真之人；又说他“游不为利，期以放性，故常贫”，孟在读书之余，喜好凭自己天性结交朋友，因不为名利交友，故游来游去、越来越穷，颇有当年李白在扬州千金散尽的意味！孟浩然年轻时还有任侠精神，他的《送朱大入秦》（游人五陵去，宝剑直千金。分手脱相赠，平生一片心）一诗就印证了他“少好节义、喜振人患难”（《新唐书.文艺传》）的仗义。

孟浩然的隐逸生活加上他崛起的诗名使后起之秀的“谪仙人”李白慕名前来襄阳拜访，在造访不遇之后，李白当即赋就脍炙人口的《赠孟浩然》：“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能使诗仙李白视为高山仰止的当世之人除孟之外，并世绝无第二人。

从李白的诗中我们不难看出，孟浩然在年轻时的确喜爱隐逸生活，并非是故作高姿态，尽管不能完全排除他是“为隐而隐”。青年时期的孟浩然不谙世事、此时尚未接受生活的洗礼，还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沉醉在鹿门山的美景和襄阳隐士的古风中，隐居读书的心情是优雅闲适的，对前途也是充满自信和希望的，在写给其弟孟洗然的《洗然弟竹亭》一诗中（“吾与二三子，平生结交深。俱怀鸿鹄志，共有鹡鸰心。逸气假毫瀚，清风在竹林。达是酒中气，琴上偶然音），他就极言其怀有鸿鹄之志、立志做一番宏伟事业的雄心；可见他在隐逸之余，也在为今后出山作积极准备。此时的孟浩然是悠哉乐哉的，因为英气勃发、精力充沛，他还意识不到生命的短暂，感受不到来自社会和自身方面的各种压力。

孟浩然出身于薄有恒产的书香之家，出生在武则天执政的689年，其时，酷吏周兴等人到处大肆抓人，长安城牢满为患；在其16岁至24岁期间，唐王朝政治混乱，先后发生了许多重大政治事件：张柬之逼退武皇，中宗即位，太子起兵诛杀武三思、韦后乱政，李隆基联手太平公主发动政变剿灭韦后一党，唐睿宗即位；712年8月，唐玄宗即位；713年，太平公主被诛，开元时代开启，一个中国历史上罕有的“开元盛世”即将到来。

孟浩然也作好了出山的准备，开始出外交游，但一直到三十岁，在政治上依然毫无建树，遂有“三十犹未遇”的诗句稍叹失意和清贫。此后，孟浩然开始出外漫游，先后到过湖南、江西、扬州等地，广交贤达，干谒公卿名流，渴望得到荐举，以求进身之机，坚信以己之才、谋得一官半职应不是难事。他在《田园作》一诗中写道：“谁能为扬雄，一荐《甘泉赋》”。

此诗反映出诗人设想的与他人的不一样入仕道路：隐居著文，以此获得巨大社会声誉，继而得到王公大臣的赏识、荐举，然后入朝为官，最终实现他的远大政治理想。事实上，孟浩然隐居著文，名声越来越大，赢得了诗仙李白的敬仰，与一些地方政要也成为忘形之交，唱和之作也颇不少，但赏识的达官贵人却并不多，这条道路走起来并不平坦。

青年时期的孟浩然在苦读之余好隐逸、寄情山水，而人到中年后，则出外求仕，难免让人难以理解。其实不然。青年的孟浩然正处于唐王朝政治上的昏暗时期，可谓“邦无道”。《论语》说：“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庞德公宁愿隐逸也不愿当刘表的官，毅然采药不归。孟浩然的隐居除了积极提升自己外，也是在学庞德公回避乱世。开元初期，正是一个伟大盛世的开启时代。

《论语》也说过：“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有着儒家信仰的孟浩然当然希望在政治清明的和平时代出山有所作为，所谓“学而优则仕”，正如他的诗句“端居耻圣明”所言，他要以实际行动不负平生所学、不负圣明时代，否则一味的隐居于他就是一种耻辱！此外，浩然家道已严重衰落，母亲已病弱衰老了，可能出于养家、走出贫困的原因，他需要一份不薄的俸禄。孟子不是也说过：“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

此后的晚唐杰出诗人杜牧，为了照顾有严重眼疾的弟弟、获得一份丰厚俸禄，多次打报告朝廷、请求外放到杭州为官，最后朝廷满足了他的请求，将他外放到湖州；湖州虽然不及杭州富庶，但依然让困境中的杜牧有了一份殷实的经济依靠。正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迫使孟浩然走出了鹿门山，走出了隐逸古风中的襄阳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