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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勺勺糖，是甜蜜还是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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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是古老的调味品，从生物学角度来看，糖还是人类的重要能量来源。但是过量食用糖也会带来很多烦恼，根据美国糖尿病协会的数据，2012年美国的糖尿病人已经占总人口的9.3%。美国科普作家 Gary Taubes 在新书《审判白糖》（The Case Against Sugar）中试图展现糖的坏的一面。在书的题记当中，作者说：
“如果这是对白糖的一场审判的话，那么本书就是控方意见。”
《审判白糖》，作者 Gary Taubes，Goodreads 评分4.0/5.0，图片来自 garytaubes.com
在作者看来，蔗糖尤其是其中的葡萄糖是许多疾病的罪魁祸首。这不单单是过量摄入的原因，还跟糖本身的特点有很大关联。
这确实是让人震惊的观点，传统观点认为，糖类和其他带来卡路里的食物一样，食入过多都会导致疾病，原因在于卡路里本身摄入过量。换句话说，食入任何食物过量都会有相同的结果，那么糖类就没有什么特别。但是作者认为糖有独特的地方，会通过影响激素和代谢带来疾病。
在《审判白糖》中，作者展现了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包括糖产业和高校科研之间的错综关系、产业如何运用法律作武器，试图还原甜蜜产业的艰苦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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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与产业
1955年10月1日的《福布斯》杂志中有这样一句话：“如果能够引导每一个美国人都在早餐咖啡中多加一点点糖，那么美国一年的糖消费量将会增加20亿磅。”这句话被引用在《审判白糖》中，试图说明消费者的一个微小行为能够对整个产业产生如何巨大的影响。
但是如何引导消费者呢，首先是广告。广告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消费者的观念，比如牙膏行业的广告总是挤出一长条牙膏，而正常发挥作用并不需要那么多。这种技巧同样用在糖制品的相关行业。
广告通过一些小细节来引导消费
但是远不止如此，科研和产业的“联姻”让糖获得了更多的发展空间。
1943年糖产业建立了非营利组织“糖类研究基金会”（Sugar Research Foundation, SRF），宗旨是教育公众使其了解糖类的价值，同时资助那些试图验证糖类已知的所有好处或者是证明糖类为人类所必须的研究。这一个基金会每年能够筹集到来自制糖商、炼糖商、加工商近一百万美金的资金。
1967年，三位哈佛的生物科学家 McGandy RB, Hegsted DM 和 Stare FJ 在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了题目为“膳食脂肪、碳水化合物和动脉粥样硬化疾病”的论文，其中认定脂肪和胆固醇是导致冠状动脉硬化的膳食方面的原因，同时认定蔗糖的摄入带来的风险不大。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在业界具有非常高的声誉和影响力，同时有很高的影响因子。这篇文章尤其如此，在之后的学术界中，这三位哈佛研究者的“脂肪说”成为了主导，在制定膳食指南和卫生政策中起到了非常深远的作用。对脂肪和胆固醇的警惕和提防直到现在仍然占主流。
直到2016年，三位医学研究者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发表文章，声称在查看了大量的内部资料、记录文件后发现，当初的这篇文章是在“糖类研究基金会”的资助下完成。要知道如上文所说，这个基金会是由糖产业建立的，宗旨就是宣传糖类的好处。在这个研究中，基金会不但提供了研究资金还规定了研究主题。然而这一层关系，在发表的文章中却没有披露。
披露研究的资助来源是为了让别人在阅读文献的时候，把利益相关的因素考虑进去，防止因为利益相关影响了研究的客观性。考虑到《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资助情况披露制度直到1984年才建立，这似乎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历史的局限性。但从现在来看，由于利益相关的存在，对自己有要求的研究人员都会拒绝产业基金的资助，而选择公共基金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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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作武器
除了把焦点引向脂肪，制糖业还把目标放在糖的替代物上。
糖精作为糖的替代物的一种，曾被认为是糖的绝佳替代品。1879年一位叫 Constantin Fahlberg 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员在一次偶然的试验中发现了一种具有甜味的人工合成物质，随后他意识到这可以做糖的替代品，于是迅速申请了专利，并命名为糖精。
到了20世纪60、70年代，糖精在节食爱好者中流行起来，由于没有卡路里同时能够带来甜味，替代了被认为容易导致发胖的食糖。甜蜜生意的市场份额是固定的，糖精的流行让蔗糖商再次感受到了市场份额被瓜分的危机。
这次的策略是利用法律作武器，而这条法律几乎把代糖物逼到了绝路。
1958年，来自纽约的国会议员 James Delaney 提出对《食品、药品、化妆品法》进行修改，增加条款规定：任何被认定为能够在人或动物食用后致癌的食品添加剂，都应当认定为不安全。这一条文对致癌物零容忍，最后以该议员的姓命名叫作 Delaney Clause.
除此之外，这次修改法律还划定一些食品添加剂为“公认安全（Generally Recognized as Safe, GRAS）”，糖精和甜蜜素正在其中。划定为这类的添加剂可以放心添加。
随后，“糖类协会（Sugar Association, 之前提到的糖类研究基金会是它的前身）”投入大量的研究资金，试图证明代糖物是致癌的，方法之一就是利用 Delaney Clause 的将代糖物彻底排除在合法的添加剂之外。
终于，在1970年来自 Abbott 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声称，大量的摄入甜蜜素会使小鼠患有膀胱癌。虽然要达到这种致癌效果，需要的甜蜜素的摄入量非常大超过任何日常摄入的可能。但是由于 Delaney Clause 这条致癌物零容忍的条款存在，剂量不需要考虑。于是在同年10月份，甜蜜素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彻底禁止。
同样的策略被复制在糖精上，1972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将糖精移除“公认安全”列表，同时等待进一步的研究。1977年，来自加拿大的研究人员的报告进一步证实了致癌风险，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是决定彻底禁止糖精的添加。然而此时，大规模的抗议爆发，超过百万的民众写信抗议。最终，双方各退一步，最终以《糖精研究和标示法案（1977）》的形式规定任何添加了糖精的食品都需要在包装上做出标明达到警示目的。
《糖精研究和标示法案（1977）》颁布之后过渡期超市的警示牌，由于新包装还未生产，因此超市通过警示牌对消费者做出统一提示
直到现在关于代糖物的安全性争议仍在持续，之后又有研究发现代糖物对小鼠致癌机制和人类不同。因为这个研究，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随后在2000年取消了对糖精包装标明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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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能够像家长一样吗
即便糖有种种坏处，是多种疾病的元凶，但是我们能够像作者在题记中说的那样对糖进行审判，最好还判一个“终身监禁”，全面禁止糖的食用吗？这种类似于家长不许子女胡乱吃糖的做法能够通过立法来实现吗？
历史上没有对糖通过立法的禁止，但是有禁酒的法律。
1920年的1月17日，美国宪法第十八号修正案正式生效。一年前，美国人把禁酒写进了宪法，在这条修正案当中写到：“自本条批准一年以后，凡在合众国及其管辖土地境内，酒类饮料的制造、售卖或转运，均应禁止。其输出或输入于合众国及其管辖的领地，亦应禁止。”
在此之前美国已经有三次大规模的戒酒运动，而最近的一次便成功地推动了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的订立。戒酒运动的倡导者认为，酒是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包括家暴、失业、犯罪。
事与愿违的是，这一条修正案的实施效果非常不好，私酒、假酒屡禁不止。最终在实施了13年之后，美国人又通过第二十一号修正案废止了这条禁酒令。
我们都知道“我这是为了你好”这句话往往只是一厢情愿。在立法中也是如此，法律家长主义就是描述这种“我这是为了你好”的态度。在“家长-子女”的关系中，“为了你好”往往是因为未成年的子女对一些事物不具备判断的能力。但是在立法时，不能把公民当成小孩。因此，法律家长主义的批评就在于忽视了公民的独立性。
即便糖会有很多坏处，包括导致疾病的风险，最恰当的措施不是帮助消费者做决定，而是充分的保障信息的透明，比如对消费者做出警示和提醒，最终让消费者自行决定是否消费。
一勺一勺的糖，如果能够选择用负担的代价换来甜蜜，何尝不是一种自由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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