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国的气象

大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一，凌晨，北京，紫禁城。

东方的地平线上，刚刚露出一片惨白，凛冽的寒风从门窗的缝隙中挤进来，呼呼作响。这是一间不太起眼的偏殿，屋子中央摆着一盆燃烧殆尽的炭火，不时发出劈啪的响声。点了一夜的蜡烛，只剩余一小截蜡油在苦苦支撑着忽明忽暗的火焰。一张半旧的椅子上，坐着一个面容困倦的中年男人。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他不时抬起头，发出微弱的叹息，继续凝视着奄奄一息的炭盆。头顶上的冠帽，身上的龙袍，似乎在向周遭的一切证明，这个愁容满面的男人，便是大明王朝的第十七任统治者——崇祯皇帝朱由检。

从信王府来到紫禁城，这已经是第十七个年头了。曾经的朱由检，算得上是一个英姿飒爽的少年，十七年的时光，在他的脸上刻满了沧桑的印迹。尽管有意识地遮掩，但两鬓的白发依然很不听话地跳了出来，让人难以相信这是一个只有三十四岁的一国之君。

不远处的几案上，前一天送来的奏章堆积成了一座小山。朱由检瞟了一眼，微微抬起头，积蓄在胸中的一团浊气在一瞬间喷涌而出，冲过声门，发出重重的一声哀叹。

朱由检不想再去触碰那些繁杂的奏章，他心里很清楚，群臣的长篇大论中，无外乎两项内容：流贼、清军。归根结底，不是要兵，就是要钱。对这些人，朱由检心里有一万个不屑：老子要是有兵有钱，还要你们干什么？

说起“流贼”，这算是朱由检的“老朋友”了。从崇祯二年（1629年）开始，形形色色的“流贼”便从各地蜂拥而起，渐成燎原之势，在朱由检的眼皮子底下窜来窜去，赶不走也打不死。与“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群臣比起来，“流贼”始终如一地“忠实”陪伴着朱由检的执政生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用来形容这些顽固的“乱民”，恐怕再适合不过。这些年来，朱由检操控着这个锈迹斑斑的国家机器，与风起云涌的“流贼”们反复较量，终于在崇祯九年（1636年）的七月迎来了胜利的一线曙光——陕西巡抚孙传庭让“作乱”七年之久的“闯王”高迎祥见了阎王。

朱由检没有想到，高迎祥的死，反倒给“流贼”的“优胜劣汰”帮了大忙。三年之后，新一任的“闯王”竟然带着钻进山沟的残余部队死灰复燃。又是三年，新“闯王”一举荡平了西北，这个人，名叫李自成。此时，他正在西安城整装待发，挥师直指京城。朱由检当年不是不想“剩勇追穷寇”，让高迎祥的“余孽”和张献忠这个大老粗彻底销声匿迹，实在是形势逼人，迫不得已。西北的“流贼”到处惹是生非，东北的清军也从来没有消停过。所以，西北的局势稍微有所转机，朱由检不得不“拆西墙补东墙”，先把关外咄咄逼人的“蛮子”摁住再说。

如果说“流贼”仅仅是朱由检的“老朋友”的话，那么东北的清军应该算得上是大明王朝几任皇帝的“老冤家”了。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算起，大明的皇位历经朱翊钧（万历）、朱常洛（泰昌）、朱由校（天启），一直传到朱由检，天子、臣属走马灯似地换，努尔哈赤率领的女真部落却始终与大明王朝如影随行，难舍难分。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明、清两方在山海关外你来我往，各有胜负，基本上是势均力敌地僵持着。

但是，随着“松锦大战”在崇祯十五年（1642年）以明军的全面失败而告终，历史的天平开始发生明显的倾斜。当北京正在为英勇就义的蓟辽总督洪承畴举行追悼仪式时，前线却传来了这位“忠臣”被俘投降的消息，朱由检最后一丝幻想被彻底击碎了。尽管朱由检自认为在位以来，始终兢兢业业，殚尽竭虑，没有一天懈怠，但大明这座“内囊尽坏”的大厦，已经是摇摇欲坠了。西北有声势浩大的“流贼”，东北有羽翼渐丰的清军，北京城已经朝不保夕，很多人都是这样认为的。朱由检不想去看，也不愿再想，他的内心早已不知道什么是抑郁了。十七年的勤奋辛劳，换来的却是“忽啦啦大厦将倾”，足以让他哀莫大于心死。朱由检在脑海里闪过一丝不祥的预感：今天，或许就是自己度过的最后一个新年了。

大明王朝经历了二百七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如今已成将熄的蜡烛；眼前炭盆里噼啪的声响，仿佛就是大明王朝生命的绝唱。

朱由检捶了捶早已坐得发麻的双腿，撑着椅子勉强站起来，颤颤巍巍地走了出去。

天亮了，该早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