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魏晋南北朝“士族”的本质，看皇权的衰而复兴

古代时期的专政体制，完全是以君主专制、皇权实行独裁统治为核心的。因而说，这个历史时期的皇权的兴盛和衰败，都会涉及统治政权的编制以及对整个行政管理轨制都具有极其广泛的影响。

众所周知，崛起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各族统治政权，虽说依旧在实施中央集权的皇权专政轨制，君主的称号，也称之为皇帝。

可是，与秦汉王朝时期对比来看，皇权专制的特点已趋于衰弱之势，所以，中央集权的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而言，完全是呈显出“衰落”的一番景象。

这个时期的皇帝，不夸张的说，仿佛世人皆可做之。故而，象征唯吾独尊和最高权力至高无上性的君王独裁体制，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威胁，甚至就连皇帝本人的宿命，也掌握在权臣的手中。

可以说，这种异化的现象在我国古代封建统治政权时期，是极其少见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异化的状况呢？

果儿认为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因为在这个时代，华夏大地长时间处于瓜分鼎峙的一种历史割据状态，地方政权分裂林立，互不相属，以至于''天无二日，地无二主''的统一形势被打破。

纵然那时很多的掌权者也妄图通过称天道、立帝号、置郊祀、封百官等方法来阐明自己君王之位的真实性是依天意而为。

但是，时逢一个战火频仍的年月，战争局势是风云变幻，地方盘踞势力的对峙态度与各宗族之间的异化思想和矛盾又万分严峻。

因而，在这样一种形势下，无论是谁都难以在局部乃至大范围内建立起能令天下诸侯自愿服从和支持自己的一种权威，而不具备这种象征着至高无上性的权威，也就没有完全使用君临天下的绝对性权力。

其二、因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风水轮流转，皇帝宝座轮番坐的每一届统治政权当中，无一例外地都是那些手握重兵，以''阻兵仗势，足以建命''的统兵武将，对皇权专政形成了一种潜在的威胁。

因为，武装力量是一个政权最基本的支撑，更是皇权专制斗争的核心实力。

比如说：在秦汉王朝统治时代，兵权则归于统治体制，这种编制的政权又最终统属于掌控皇权的皇帝。所以，皇权至上，君主独尊。

东汉王朝时期，虽说一度发生了奸党乱政的现象，但这种因宦官与外戚更迭执政或左右朝政的异常景象，可以说，这种局面的形成并不是源自于宦官或外戚集团的自身因素。

其只不过是依附皇权而衍生的附属品，因为无论是宦官势力，还是外戚集团，他们的目的无非是想驾驭皇帝，独揽朝政，究其本意，无外乎是想通过窃得皇权以恣虐天下。

这种围绕皇权而衍生物种的特征在本质上而言，依然是隶属于皇权专政制度的纵深。

因此说，这就与东汉王朝末期乃至于魏晋南北朝时代武将依国情执君命的状况是截然不同的。

原因是，在这个历史时期的统兵重臣，不管是汉末时期的军事割据势力，还是两晋时代的宗族藩王和南朝时期的军事将领，乃至十六国战火涂炭年代与北朝各政权频繁更迭时期的军阀权贵们，他们无一例外皆是拥兵自重的实力派人物，其控制的势力足可以让其擅权专政，钳制皇权，个别人乃至会依仗武力篡取皇权而自立为帝。

所以，皇帝的独裁专制的权柄招致重臣的限制，当然就很难得以发挥。

其三、因为在这个历史时期，士族豪强权势的极速膨胀，在经济价值的转化上挖空心思窃取皇权专制的墙角，又在专政制度上强行瓜分了皇帝的权利。

士族豪强又称之为权贵世族，通俗地讲就是世代沿袭的''地主''，这种士族阶层逐渐产生于东汉王朝时期。

东汉王朝时期，田地吞并现象日渐严重，皇权执政者又极度秉行崇尚儒学、侧重世家大族的官员遴选方针。

等于说，正是因为这两种特定因素密切结合的结果，进而就滋长出了一种宗族世儒代代相袭为官的地主（士族）群体。

这种历史背景下的士族地主，既有普通地主群体所拥有大量土地和人囗的特点，更依靠士族的权力作为强有力的后盾。

所以，与一般的地主加以比较的话，士族地主群体的势力则甚为强大。

东汉王朝时期，虽说，发生了宦官与外戚集团交替执掌朝政的情况。

当时，士族地主中的一些革新派人物就纷纷联结笼络自己的门生故吏和太学院的学生们，针对宦官和外戚集团展开了绝地反击。

鉴于士族地主激进派在和宦官集团的斗法中基本是采用''抒击时政、言论攻击''当朝的实权派人物的形式进行的，因而，后世的人就称呼他们为''清议派''。

虽然，这场''清议派''和''宦官''势力之间的斗法最终以宦官集团一手炮制的两次''党钢''事件而宣告结束。

但是，士族激进派在这场斗法中所呈现出势不屈服的一种精神，受到了各界阶层的一致同情和舆论支持。

以至于，士族集团中的某些''清议派''人物一夜爆红，成了''名土''。

随后，东汉帝国和依赖于它的宦官集团与外戚势力，让爆发的黄巾反抗势力所击溃。

东汉王朝的士族地主势力和统制各地的地方官吏们非但没有受到波及，反而在弹压这场黄巾军起义的阶段里逐渐强盛了各自的实力，并由此结成了一个利益联盟体。

三国格局形成之后，曹操、孙权、刘备从割据一方的军阀武装，纷纷成了一国之君，而拥护曹操、孙权、刘备建功立业的士族地主们则摇身一变成了新兴政权的有功之臣，并由此得到了新王朝授予的诸多特殊权利。

三国之后，便是西晋王朝统治时期，西晋王朝则更是在士族集团的一手扶持下构建起来的一个政权。

于是，优厚宽容士族地主也就成为了西晋统治政权的一项基本国策。

所以，为了能确保士族地主集团的各项特权，西晋王朝于是就推行了品官占田的''荫亲荫客制''，同时，又为士族能步入仕途，实行揽权专断，又极力实施了''九品中正制''，进而将士族地主集团的权势演变成了盘根错节之势。

（荫亲荫客制：西晋时期世家大族荫庇依附人口的制度。司马氏政权为维护世家大族利益，在颁布占田制的同时，还规定了依官品荫庇亲属和荫庇衣食客、佃客的制度。

官吏依品阶的高低，可荫庇亲属，多者九族，少则三世。荫庇佃客，第一、二品，佃客五十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九品一户。

荫庇衣食客，六品以上三人，七、八品二人，九品一人。凡被荫庇者，不承担国家赋役，成为官僚、贵族的依附人口。）

乃至，西晋王朝之后，即使统治政权的更替异常频繁，但是因为每一届新兴王朝的开辟，无外乎都经历了和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建国一样的流程，因而，为了能确保士族地主集团的权益，依赖士族权贵来维持政权的统治与发展，便成了习以为常之举。

所以，南朝的情况如此，北朝的情况也大体如此。

比如说：五胡十六国时代的几个相对大一些的统治政权和北朝时期的每一个王朝执政者，无一例外地都推行了''九品中正''官制。

''选官用人，必先大姓，而中正所铨，但存门第，吏部彝伦，仍不才举。''《资治通鉴.卷90》

北方士族中的如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陇西李氏等世家大族，在每一届政权中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所不同的是在前期阶段因为牵涉宗族矛盾等历史因素，所以北方士族地主集团在统治政权中的名望和作用，不及南方士族地主那么明显。

反观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权建立的皇权，必须要借助士族地主集团来篡位夺权、稳固政局，虽说，能一时巩固住他们的皇权。

可是，士族集团经济实力的极速膨胀和政治体制上的门阀现象，反过来说又严重削弱了政权编制的稳固性与皇权的高度集中，这等于是由士族地主集团所固有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

为何这么说呢？依据如下：

第一、因为士族地主的身份性的特殊。在古代，每一个士族地主都拥有政权所承认的大宗私有化田地与依附性质的私家人口。等于是构建起了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在政治层面上而言又是一种处于半自主、半自治、又完全封闭化状态的私人化庄园。

因而，在经济价值的转化上就分割了以皇权为代表的封建政权所统制的国有土地与人口，因而就分割了皇权专政时期的经济基础。

第二、因为士族地主是一种封闭性强烈的团体，其最大的特点是拥有极强的排它性。

士族集团在关于人际交往的处世之道上，崇尚门第、重视婚宦，为了确保家世、世族血统的''清贵''性和权益，其非但不会同普通的寒门庶族地主之间展开合作，甚至就连不是世家大族出身的皇权一族也会遭至他们的贱视。

所以，每当新兴政权更迭换代之际，士族集团虽说扮演着皇权佐命的角色，但其本意是为了一己之私。

清朝史学家，《廿二史札记》、《瓯北集》、《瓯北诗话》等著作者赵翼言道：

''盖自汉魏易姓以来，胜朝之臣，即为新朝佐命，久已习为固然。其视国家传代，一若无与于已，而转移迁官受赏之资。《资治通鉴.卷251》

由此可见，士族集团这么做的意图，并不是以尊重皇权为出发点，而是为了借助佐命皇权之功，来谋求权益的最大化。

若是这种目的不能得以实现的话、士族集团则会改换门庭，掉头扶植另一个政权。

原因是，在士族集团的眼里，皇权的更替。

''只不过是将一家物予另一家耳。'' 《廿二史札记.卷12》

士族地主集团的这种异化现象是直接导致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统治王朝更新换代异常频繁的首要因素，也是引发皇权统治者与士族集团之间''政见不合''的重要原因。

第三、因为在古代时期，士族阶层则隶属于知识分子阶级。所以，冠以知识分子头衔的士族阶级，常常以''世代宗儒''和''信守儒家''的三纲五常思想大肆自我标榜。

不过，纵观实际而论，士族集团则更喜欢尊崇老庄''无为而治''的思想理论。

究其原因，是因为对于士族阶级而言，传扬天子无为，则更有利于士族集团的专政地位，宣传人民无为，则更便于其奴役。

所以说，士族地主集团所传播的这种''无为而治''的思想学说，针对专政体制而言则非常不利于皇权统治。

毕竟，封建历史时期的皇权专制，完全是一项基本轨制，更是古代文化的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源于这种传统文化的悠久历史，在社会活动范畴里的基础又根深蒂固。

因此，生存在这个体制内的每一个人，一直都很难脱离这种文化的束缚牵制。

即便在魏晋南北朝时代曾几度发生皇权''衰微''的一种异化现象，其主要因素是因为当时历史特定的基础条件和国策方针出现差错所酿成的，而绝非是因为民间有抵制皇权专制的反对势力。

所以，皇权的''衰微''现象，仅仅是体现于部分王朝或某些特定的历史人物身上，绝不是表现在皇权制度的本质上。

可以肯定地讲，活跃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每一个朝代，无一例外都是皇权专制政权，就是最好的证明。

因此，在历史条件处于不成熟时，个别企图想自立门户，独揽政权的党魁，总想试图仰仗于天意或势力将自己包装成''唯我独尊''的独裁君王，也直接地证实了这一点。

首先、果儿引用魏晋南北朝时期，对皇权威胁最大的士族地主集团与权势之臣来说，他们所持有的势力，虽说可以胁制皇权，甚至更能够取皇帝而代之。

可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是皇权专政体制的反对力量，而是新王朝的开辟者。

所以，当他们有朝一日取而代之，实现了篡夺皇权的野心，便会想尽一切手段来排除不利于自己独裁专制的相关因素，渐渐将皇权专政的制度加以巩固与强化。

这个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如曹魏政权的奠基者曹操、晋朝开国皇帝，司马懿的孙子司马炎；

操纵东晋王朝的王敦、要挟晋安帝司马德宗禅位，开辟桓楚政权的桓玄；

代晋自立的南朝刘宋开国皇帝刘裕、创建后赵政权，独霸北方的奴隶皇帝石勒；

东晋十六国时期，前秦政权的缔造者宣昭皇帝苻坚；

五胡十六国时期，擒杀前秦苻坚，开辟后秦政权的武昭帝姚苌；

东魏王朝一代权臣 北齐王朝的奠基者，神武皇帝高欢；

南北朝时期，名为西魏政权的朝臣，实为西魏王朝的一号人物，也是府兵制发明人的北周文皇帝宇文泰等，无一例外皆是取皇权而更代的风云人物。

魏晋南北朝后期君权能够得到恢复，正是通过他们对皇权的修复活动来实现的。

其次、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一度出现了皇权''衰微''的现象，但在国策方针和整个轨制上而言，也潜伏着某些对皇权专制不利的客观因素。

再次、伴随着历史条件的改变和专政制度的日益完善，皇权制度不但又恢复了历史轨迹的常态化，并且还趋于向成熟的阶段有所发展。

综上所述，果儿则认为，在魏晋南北朝整个自然周期，与其说是皇权专政的''衰微''时期，还不如说是皇权制度的完善和再造时期则更为得当。

理由是，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时期，皇权制度的变化和发展，依旧是以强化君主专制为起点，唯有这样看待问题，才可以针对魏晋南北朝时期诸多重要轨制的演化，给出符合历史规律的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