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并处或者单处的罚金是销售金额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这一规定，明确了罚金的区间，具有相对确定性，但仍赋予了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具体到个案，罚金如何确定，如何衡量一审判处的罚金是否正确？
案例一
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10刑终82号刑事判决书
基本案情
被告人康某、范某二人共谋出售假烟。康某通过微信联系他人购买卷烟，出售人通过物流将卷烟发至资中县。自2016年8月至2018年8月16日期间，康某与范某未经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许可，在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情况下，在资中县境内销售玉溪牌等假冒注册商标的伪劣卷烟，买受人以微信转账方式将货款转给二被告人，销售金额达213805元。
裁判观点
一审判决认为，被告人范某、康某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分别判处被告人范某、康某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三十五万元。
二审法院认为，一审判决分别对范某、康某的罚金总额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二倍上限，属于适用法律不当，对罚金刑部分予以纠正，改判为对二被告人分别并处罚金二十万元。
案例二
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14刑终213号刑事判决书
基本案情：张某宝在所租赁的山地搭建工棚作为生产假烟的窝点，并叫廖某协助该制烟窝点购买食物、日常生活用品等工作。2017年12月12日左右，张某宝雇请蔡某到该窝点进行接驳电线，约定工资1500元。该制烟窝点还雇请龚某、韦某（均另案处理）等二、三十人利用两台制烟机进行假烟生产。2017年12月18日，五华县公安局民警联合五华县烟草专卖局查获该窝点。
裁判观点：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廖某、蔡某违反国家烟草专卖管理法律法规，未经许可，协助他人非法生产假冒伪劣烟草制品，其行为均已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属于犯罪未遂，依法减轻处罚。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廖某、蔡某均是受雇佣协助从事非法生产假冒伪劣烟草制品活动，均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是从犯。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廖某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四个月，并处罚金530000元。二、被告人蔡某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530000元。
二审法院认为：鉴于上诉人廖某、蔡某属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未遂，虽然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附加刑的适用标准，但对上诉人廖某、蔡某可根据本案的犯罪事实、性质及社会危害性等确定相应附加刑的具体数额，原审判决对两上诉人的罚金过高，予以纠正。上诉人廖某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四个月，并处罚金30000元。上诉人蔡某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28000元。
律师简析
《刑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如违法所得数额、造成损失的大小等，并综合考虑犯罪分子缴纳罚金的能力，依法判处罚金。
根据上述规定，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罚金数额的确定主要考虑以下三个因素：
一、销售金额。销售金额，是确定罚金数额的基础，罚金数额的区间为销售金额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在共同犯罪中，各被告人的罚金总额不得超过销售金额的二倍。在案例一中，原审法院对二被告人分别并处罚金三十五万元，合计七十万元，超过销售金额（213805元）的二倍，因此二审对罚金予以改判。
二、销售金额之外的其他犯罪情节。其他犯罪情节，不仅包括违法所得数额、造成损失的大小，还包括犯罪状态，既遂还是未遂；共同犯罪的，主犯还是从犯。具有犯罪未遂、从犯、认罪认罚等减轻、从轻情节的，从宽量刑不仅要体现在主刑上，还要体现在罚金等附加刑上。在案例二中，法院根据犯罪未遂、从犯等情节，对被告人的罚金予以改判。
三、缴纳罚金的能力。犯罪情节，是确定罚金的主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法院在罚金时要综合考虑犯罪分子缴纳罚金的能力。在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05刑终329号刑事判决书中，二审法院认为，根据上诉人张某的犯罪情节并结合缴纳罚金的能力，原判决罚金畸重，故对一审判决的罚金予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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