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克·布莱克
来源=节选自《《无尽之河:平克·弗洛伊德传》》一书
“在剑桥,平克·弗洛伊德就像是一个有着巨大引力的物体,很多不同的部落,绕着它旋转。而我更喜欢远观它。”
—鲍勃·克洛泽
(平克·弗洛伊德早期吉他手,1965年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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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八方”(Live 8)上的大卫·吉尔莫、理查德·莱特、尼克·梅森和罗杰·沃特斯
在摇滚乐似乎早已失去惹恼别人的威力时,平克·弗洛伊德重组让当权者陷入了恐慌。2005年7月2日的伦敦海德公园,当平克·弗洛伊德准备登台献演的时候,“现场八方”(Live 8)慈善音乐会已经超时近一个钟头。平克·弗洛伊德崛起于反文化的20世纪60年代,用那个年代的话术来说,权贵大为不悦。这时候的权贵是文化、媒体和体育大臣泰莎·乔维尔。消息渐渐传开,说她在后台召开紧急会议,扬言要提前中止演出。她担心20万人于凌晨时分涌入首都街头会引发骚乱。
大卫·吉尔莫、理查德·莱特、尼克·梅森和罗杰·沃特斯上一次与政客产生纠葛已经是25年前的事了。彼时,伦敦一个学校合唱团的孩子们为平克·弗洛伊德的热门单曲《墙上的另一块砖(之二)》(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 Part 2)献声助阵。这群在校学生高唱着“我们不需要教育”,让时任首相撒切尔夫人极为憎恶。
专辑《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 Part 2》
2005年的政治格局已是沧海桑田。举办“现场八方”是为了引起人们对第三世界贫困的关注,并敦促世界领导人在下周召开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上解决贫困问题。然而,其中一个一路货的领导人,托尼·布莱尔首相说漏了嘴,说他期待观看平克·弗洛伊德在“现场八方”上的表演。布莱尔对平克·弗洛伊德的政治动机不加理会。他是一个摇滚乐迷,有时还是个吉他手,大学时短暂当过一支乐队的主唱。媒体报道首相的摇滚岁月时,总会不出预料地附上一张摄于1972年的照片。照片上,年轻的布莱尔在一头蓬乱的长发下面眉开眼笑。如果不是因为露齿而笑,他或许会被误认为是平克·弗洛伊德的一员,甚至糟糕地被误认为是他们的巡演技师,一个因为眉飞色舞和碍罗杰·沃特斯的事而被炒掉的家伙。
天晓得这位喜爱平克·弗洛伊德的首相有无介入争端。总之,在与伦敦警察厅和皇家公园局的紧急会议之后,泰莎·乔维尔允许演出继续。甚至还有传言称会给在公园过夜的观众发毛毯。演出险遭腰斩的消息只会通过翌日的报纸回到公众视野。而对哪怕只是隐约知道平克·弗洛伊德成员之间过节的人来说,真正的奇迹是他们一开始就同意来到这里。
今夜的平克·弗洛伊德看起来出奇地真实。仿佛他们是几个五十来岁的商人,而今天是可以穿便服上班的周五;又仿佛他们聚集在一家俱乐部,等待雨停,然后打一轮高尔夫,虽然他们统一的褪色牛仔裤有悖俱乐部的规定。尼克·梅森一脸专注的神情,不时报以会意的微笑。梅森刚出了一本写平克·弗洛伊德的书,在他们中曝光最多也最懂媒体。他在沃特斯离队后继续留在队中,两人就此产生的裂痕近年才愈合。但作为乐队自封的外交官(他告诉记者自己是摇滚圈的亨利·基辛格),梅森协助格尔多夫斡旋重组,对平克·弗洛伊德这次胜利会师起到了重要作用。
最后那首歌不可避免地众望所归。不唱这首歌将被视为离经叛道。《舒适的麻木》(Comfortably Numb)出自《迷墙》,一张关于一位摇滚明星扭曲颓败的概念专辑。沃特斯和吉尔莫再次一同担纲主唱,唱着《迷墙》里的疲惫乐手,滑进柔软的药物引起的涅槃,直到吉尔莫奏起一段荡气回肠的吉他solo,将歌曲带到盛大的好莱坞式高潮。太多的摇滚乐队窃取了这段solo,然而只是东施效颦。它宏伟壮观又奇妙动人。
四人走到舞台中央的时候,先前隐忍的表情不见了,都如释重负地咧嘴笑着。沃特斯的手臂已经搭在梅森和莱特肩上,他朝一脸不自在的吉尔莫打着手势,还用口型默示:“来吧。”吉尔莫迟疑地接受了搂抱,重组的平克·弗洛伊德开始向观众鞠躬。观众打出的一条标语记录下了这一刻:“平克·弗洛伊德重组!猪飞上天了!”
席德·巴瑞特,前平克·弗洛伊德主唱、吉他手、指明灯,退出乐队和音乐圈已有30年之久。当前队友们在海德公园给现场的10万粉丝和电视前的20亿观众表演时,席德·巴瑞特依然待在剑桥郊区一栋半独立式房子里。他没有和平克·弗洛伊德成员进行任何联系,也不希望他的平克·弗洛伊德岁月被人提及。这些对他来说,早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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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上巴瑞特(Syd Barrett)、左下沃特斯(Roger Waters)和左二吉尔莫(David Gilmour)
平克·弗洛伊德前后三任主角巴瑞特、沃特斯和吉尔莫的青少年时期都在剑桥度过,剑桥岁月是他们共同的成长记忆。
早在13世纪,剑桥就已是闻名遐迩的学术中心。剑河蜿蜒流过城市,剑桥大学建筑古朴动人,保留了传统的英国特征。但在这座古老别致的城市周围,有一大片崎岖不平的沼泽地。这种气氛从一开始就渗透到平克·弗洛伊德的音乐中。他们首张专辑《黎明门前的风笛手》(The Piper at the Gates of Dawn)的名称来自肯尼斯·格雷厄姆的童话《柳林风声》。这本书发表于1908年,以河滨为背景,第七章名为《黎明门前的风笛手》。这一章中,该书的两个动物主角开始了一场奇异的精神探索。平克·弗洛伊德专辑《乌马古马》(Ummagumma)的幕间曲《格兰切斯特草甸》(Grantchester Meadows)则命名自剑桥南边一处美丽幽静、树木繁盛的河滨,大卫·吉尔莫老家就在附近。
专辑《黎明门前的风笛手》(The Piper at the Gates of Dawn)
平克·弗洛伊德三位主脑的一个发小如是说:“他们三个降生的时候,剑桥是个允许怪人出没的地方。你会看到各种才华横溢但行为怪异的家伙,比如发现了DNA的弗朗西斯·克里克。席德的父亲是其中一个老面孔,人们经常看到他在希尔斯路上骑车。”
麦克斯·巴瑞特(Max Barrett)是剑桥大学和阿登布鲁克医院的病理学教授及病理解剖学家。与此同时,他也是一位知名的业余画家和植物学家,有进入剑桥大学植物园的特权。他还有不凡的音乐才能,是剑桥交响乐团成员。麦克斯和威妮弗蕾德·加勒特夫妇育有五个孩子:艾伦、唐纳德、鲁思、席德和罗斯玛丽。1946年1月6日,在他们位于剑桥市中心格利森路60号的第一个家,席德呱呱坠地。三年后,全家搬至不远处的希尔斯路183号,那是一座五居室的房子。
从席德的新家走几分钟就能到洛克路。罗杰·沃特斯两岁那年,沃特斯家在洛克路安家落户。罗杰的父亲埃里克·弗莱彻·沃特斯(Eric Fletcher Waters)出生在达勒姆郡一个煤矿工人兼工党活动家家庭,是一名教师和虔诚的基督徒。二战爆发后,他虽然拒服兵役,但依然参与志愿工作,在闪电战期间担任救护车驾驶员,并加入了英国共产党。但是战争中途,埃里克改变了主意。他报名参军,被编入皇家燧发枪手团第八营,任少尉。
罗杰出生于1943年9月6日,前面还有个名叫约翰的哥哥。他的母亲玛丽也是教师。埃里克在海外作战的时候,玛丽带着两个儿子从萨里郡的大布克汉姆搬至剑桥,她觉得这里比饱受德军空袭的伦敦要安全些。1944年2月18日,盟军在意大利安奇奥海滩登陆期间,埃里克·沃特斯战死沙场。当时罗杰才5个月大。
1946年3月6日,大卫·吉尔莫降生在剑桥郊区一座名叫特兰平顿的村落里。搬过好几次家后,吉尔莫一家在位于纽纳姆区的格兰切斯特草甸109号定居下来。那里离剑河不远,当时大卫10岁。他的父亲道格拉斯和母亲西尔维娅在剑桥大学哈默顿学院读教育专业时相识。西尔维娅后来做了电影剪辑师,在BBC上班。道格拉斯则成为剑桥大学动物学副教授。这对夫妇育有三子一女:大卫、彼得、马克和凯瑟琳。
“剑桥是个成长的好地方,”吉尔莫说,“生活在一座教育主宰的城市,周围全是高智商。田园风情一直蔓延到城市的中央。可以去特别棒的地方跟朋友见面。”
吉尔莫第一次见到巴瑞特和沃特斯,是他们的父母带着他们报名参加哈默顿学院的周六上午艺术俱乐部时。沃特斯和巴瑞特都是莫里纪念小学的学生,沃特斯的妈妈玛丽在那里当老师,还教过巴瑞特。在莫里纪念小学,巴瑞特开始表现出早慧。他以擅长模仿而闻名,7岁时还与妹妹罗斯玛丽在钢琴二重奏比赛中胜出。
毕业于莫里纪念小学的音乐人,BBC电台主持人尼克·巴勒克拉夫(Nick Barraclough)回忆道:“席德是个漂亮的男孩,有着难以置信的艺术才华。我姐姐和他同班。他们10岁或11岁的时候,老师要他们画自己对大热天的印象。大多数孩子画的都是海滩或太阳,席德画了一个躺在沙滩上的比基尼姑娘,手里的冰棒滴在她身上。他简直太早熟了。”
三个男孩都通过了11岁升学考试(11-plus),这是当年英国小升初的强制性考试。考得好的学生被视作聪明优秀,能够被文法学校录取,而考得差的只能去现代中学。“我爸是小学老师,罗杰和席德迎考11岁升学考试前都来找他补过课。”尼克·巴勒克拉夫说。
沃特斯1954年入读坐落在希尔斯路上的剑桥郡男子中学。“一所自视为私立贵族名校的文法学校,拥有老师、学位帽和施虐狂。”一位校友描述道。这所学校的学术成就向来很高,而其每年向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输送的人数同样令人赞叹。
沃特斯成了一位知名的运动健将。他是剑桥郡男子中学第一支11人板球队的守门员,也是校橄榄球队里出色的接球前卫。他还加入了学生联合军训队,周末去HMS Ganges号军舰上的海军训练学校受训。训练内容包括他乐意参加的打靶练习。虽然他聪明又风趣,但他并不受同学欢迎,这要归咎于他刻薄的语言和专横的个性。他的同学们不止一次地暴揍过他。沃特斯后来承认:“大多数同学对我极为憎恨。”
“罗杰比我高一级,”谢默斯·奥康奈尔回忆,“我和罗杰的铁哥们儿维拉·罗林森是朋友。我和罗杰之间有点不快,因为他有时不大友好,但我们还是把对方当朋友。”
后来,沃特斯厌倦了联合军训队,赌气地上交了制服,拒绝继续受训,导致被联合军校生部队开除。剑桥郡男子中学校友、平克·弗洛伊德的合作吉他手蒂姆·伦威克记得这件丑闻:“我比罗杰小几岁,但是学校里每个同学都听说过这件事。他引起了轩然大波。罗杰告诉他们,他之所以离开,是因为他是良心拒服兵役者。”
沃特斯的童年经历一次又一次地进入平克·弗洛伊德的音乐,最漫不经心的听者都能触摸到他在剑桥成长时的心境。
“罗杰容忍着学校教育,”他母亲玛丽·沃特斯说,“他的态度是,得跟它和平共处并充分加以利用。”
“除了打比赛外,我恨学校里的每一秒钟,”罗杰一口咬定,“管理制度很残暴。二战前那一套管理模式,叫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我们唯有起来反抗他们。有趣的是,他们总是刁难最弱的孩子。所以容易被同学欺负的孩子也容易被老师欺侮。嗅到弱者的气息,就会对准目标攻击。大多数老师都是绝对的下流坯子。”
“我一直认为《迷墙》写的是剑桥郡男子中学的老师,”尼克·巴勒克拉夫说,“我们当时的校长伊格林是我迄今为止见过最可怕的人。席德和罗杰撞上了最高压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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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d’s self-portrait, 1961-62. (Image credit- barrettbook.com)
二战后的英国教育体制深受战前教育理念的阻碍,已然落后于时代,难以适应战后一代的需要。他们享受着父辈所没有的和平与繁荣。对20世纪50年代末的青少年来说,这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年代,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
30年后,痛批该校制度的沃特斯对《乐手》杂志讲述了一段小插曲,概括了他的藐视之情。有一次,为了报复校方园艺工人的侮慢,他和一群同谋者带着折梯溜进学校的果园,挑出那家伙最爱的一棵树,吃光了树上的苹果。沃特斯得意地回忆道,实施完这个精心策划的恶作剧后,他心里“充满了真正的成就感”。
在剑桥郡男子中学,比沃特斯低三个年级的巴瑞特对艺术有着巨大的热情,对诗歌和戏剧有着强烈的兴趣。巴瑞特也表现出了反威权主义的人格,而在遇到麻烦的时候,他能施展个人魅力安然过关。正如吉尔莫所说,“他聪颖敏锐,在很多领域都很能干”。尽管如此,巴瑞特还是秉承了传统路线,逐步晋升为当地童子军翠鸟巡逻队队长。
1961年6月,15岁的巴瑞特开始与剑桥女子文法学校的莉比·高思登(Libby Gausden)交往。“他当时有女朋友,一个非常漂亮但轻佻傻气的德国姑娘,名叫维丽娜·弗朗西斯,” 莉比回忆道,“然而我俩一见钟情。他对我说,你并不美丽,但是你幽默至极。他是个了不起的男孩,人人都爱他。”
约翰·戈登第一次遇到巴瑞特是在学校的美术课上。“他一开始就出众。没人有他头发长。他有什么想法会跟老师直说。他甚至会在挨了老师的训后摔门而出。”
巴瑞特经常拒穿校服,没有鞋带的鞋子也很显眼,这一特征被他带入了成年。在父母的鼓励下,巴瑞特尽情利用自莫里纪念小学时开始显露的艺术细胞,参加诗歌朗诵会,公开发表演讲。但他的青春期即将蒙上阴影。1961年12月11日,巴瑞特的父亲与世长辞。“他父亲病了很久,是癌症,痛苦极了。他遭了那么多的罪,撒手人寰对孩子们来说是一种解脱。席德的日记写得极好,一英尺半长的页面总是被他写得满满的。但在他父亲去世那天,他只记了一句话:‘可怜的老爸今天去世了。’”莉比说。
许多人推测过父亲之死对巴瑞特的影响。那些年经常跟巴瑞特在一起的大卫·吉尔莫说:“席德从来没提过。人们说父亲过世改变了他,但我实在想不起他有什么变化。”
“席德比我老成,拥有更多的自由和经验。他父亲走后,他似乎爽快地承担起更多的责任。”约翰·戈登说。
几个哥哥一搬出希尔斯路183号,他就霸占了前面的大房间作为自己的卧室,而他母亲则把空置的卧室对外出租,租客大多是剑桥大学学生,其中包括一名年轻的英国贵族和一位未来的日本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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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昼夜摇滚》黑胶
如果说沃特斯和巴瑞特正在显露反威权人格,那他们现在有了正式的借口。随着1955年比尔·哈利和彗星乐队的《昼夜摇滚》一炮而红,媒体官方宣布青少年的指定配乐——摇滚乐登上历史舞台。两年后,埃尔维斯·普莱斯利赋予这种新音乐以标志性的形象,并给一代人树立了榜样。巴瑞特的哥哥艾伦在一支噪音爵士乐队里吹萨克斯,他自己开始拨弄一把尤克里里,随后又说服了母亲给他买一把霍夫纳牌木吉他。
“放学后,我和席德会在走廊碰头,然后一起去他家。他家几乎就在学校对面,”约翰·戈登回忆道,“我不想成为父亲那样的音乐家。我逃避学钢琴,却想跟席德一起学吉他。我把我伯父的比尔·哈利、埃迪·科克兰的78转和45转黑胶带到席德家,和席德一块儿跟着它们学弹吉他。席德谁都喜欢。现在大家都说他喜欢波·迪德利,其实他喜欢的东西远比波·迪德利杂。”
14岁是玩摇滚乐的理想年纪,不过沃特斯最初持谨慎态度。他的音乐品味徘徊在迪克西兰爵士和贝茜·史密斯之类的布鲁斯歌手之间。摇滚乐根本不是他的菜。沃特斯从叔叔那里得到一把吉他,开始试探性地跟一个女老师学弹古典,但学了一阵就放弃了,“因为手指疼,而且太难了”。
同一时期,大卫·吉尔莫对摇滚乐没有一丝怀疑。“《昼夜摇滚》就算不是我买的第一张唱片,也一定是我最早买的几张之一。可惜这张78转黑胶被保姆不小心一屁股坐坏了。”猫王翌年推出的《心碎旅馆》更让吉尔莫心醉神迷。他父母收藏了大量黑胶,包括好多78转布鲁斯唱片。跟沃特斯和巴瑞特一样,吉尔莫也发现了卢森堡电台。这家电台什么乐风都播,令同时代的英国电台相形见绌。播放“各种奇怪的音乐风格”的卢森堡电台影响了一整代英国摇滚乐手。
5岁那年,已经开始接受音乐教育的吉尔莫被送进了寄宿学校。当时道格拉斯·吉尔莫从剑桥大学休假半年,与妻子西尔维娅远赴美国中西部的威斯康星。孩子们被送到白金汉郡的一个村庄,一直待到下一学年结束。
“父母很恩爱,喜欢待在一起,但老实说,他俩嫌孩子们碍事。”吉尔莫2006年接受Mojo杂志采访时说,“我们很小的时候,全家人一起度过假,但等我们长大了些,能去参加童子军之类后,一家人就再也没有一起度过假。”多年以后,吉尔莫从当年的信件和日记中发现,父母都回剑桥了也没把他们接回家。“当时觉得再正常不过,”后来才觉得不大对,“且慢,这不太好吧。”
巴瑞特入读剑桥郡男子中学这年,11岁的吉尔莫进入了佩斯男子中学。这所私立中学跟巴瑞特家只隔几步路,实行严格的威权式管理。莎士比亚剧团创办人兼皇家国家剧院总监彼得·霍尔爵士是该校校友。它创办于17世纪,寄宿生占四分之一,周六上午不放假,用一位校友的话来说,是“一所傲慢的私立名校”。
1961年,巴瑞特失去了父亲。这一年,吉尔莫的家庭生活也经历了一次大动荡。那时,大批英国学者受到海外学府的高薪诱惑,转而出国发展,造成人才外流。道格拉斯·吉尔莫也被纽约大学聘为遗传学教授,他和西尔维娅决定过去待一年。吉尔莫10岁的弟弟马克和他们同去,其他三个孩子则留在了英国。凯瑟琳已经在念大学。15岁的吉尔莫可以跟着去,但是他选择留在剑桥,寄宿在一户人家里。这让无人看管的吉尔莫方便溜去看演出,而不是在家复习迎考了。沃特斯、巴瑞特和吉尔莫除了学业背景相似外,父亲又都不在身边,他们开始独立生活,朝着平克·弗洛伊德的雏形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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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体午餐》(1959)
三人中第一个拥抱摇滚乐的是吉尔莫,而其他两人虽然没有猫王的鼓舞,却也没有放慢在剑桥郡男子中学的束缚中寻找反叛良药的脚步。作为剑桥大学所在地,剑桥热情接受了一群另类美国地下作家和诗人的影响。垮掉的一代——艾伦·金斯堡、杰克·凯鲁亚克、威廉·巴勒斯总是回避这个称谓,经常抗议道:“三个朋友构不成一代人。”尽管如此,他们志同道合的心性担得上这个比拟。金斯堡的《嚎叫和其他诗歌》(1956)、巴勒斯的《裸体午餐》(1959)均因被判定为淫秽书籍而引发大量报道。而帮助垮掉的一代进一步扩大知名度的是凯鲁亚克的《在路上》。这部小说在轰动一时的《嚎叫》案后发表。一个诗意的流浪汉,搭顺风车,扒货运列车穿越美国大陆,听着比波普爵士嗑药,和陌生人打炮。它成了剑桥青少年的必读材料。
垮掉派疯狂的创造力、反传统姿态和冒险精神吸引了巴瑞特和沃特斯。在给女友莉比·高思登的信中,巴瑞特津津乐道地讲述《在路上》。他身着彼时艺术生和爵士乐迷爱穿的黑裤子和渔夫毛衣。父亲去世后,他偶尔自称垮掉的席德(Syd the Beat),“席德”来自一个名叫Sid Barrett的贝斯手——他的爵士乐队在剑桥基督教青年会和锚酒吧表演时,被巴瑞特偶然撞到。
“那时候有去东方探险的想法。”沃特斯多年后解释道。
维拉·罗林森曾与沃特斯数次结伴环游欧洲。“我们开着罗杰妈妈的车,一路上途经法国、意大利和希腊,最后抵达伊斯坦布尔。花了大概3个月。”19岁那年,沃特斯加入罗林森他们自驾去中东。“我们钻进一辆名叫布鲁特斯的救护车,”罗林森说,“我们对发动机一无所知,没有往里面加水,结果开到贝鲁特时发动机爆缸了。我们五个人只好分道扬镳。罗杰一个人搭顺风车回到英国。”这次旅行启发他写下个人单曲《离开贝鲁特》(Leaving Beirut),第一句就是:“所以我们离开贝鲁特,维拉和我……”
到了1962年,巴瑞特对摇滚乐不再持怀疑态度。他的音乐趣味除了查克·贝里、波·迪德利等美国人外,还有本土乐队影子(The Shadows)——60年代初,每个胸怀壮志的吉他手都深受影子影响。披头士1962年发的首张单曲《爱我吧》(Love Me Do)和翌年发的处女专辑《请取悦我》(Please Please Me)又助推了剑桥音乐圈一把。披头士是英国乐队,跟我们更近,“更像自己人”。连对摇滚乐一贯持怀疑态度的沃特斯都说:“他们第一张专辑里的歌真是太好了。”巴瑞特成了披头士的狂热粉丝,买了人生第一把电吉他以及学琴圣杯(皮特·西格吉他谱加唱片),开始琢磨着组建自己的乐队。
《请取悦我》(Please Please Me)
与约翰·戈登一道狂扫吉他的同时,巴瑞特加入了他的第一支乐队杰夫·莫特与座右铭(Geoff Mott&The Mottoes)。乐队核心——性格外向的主唱杰夫·莫特也毕业于剑桥郡男子中学,而且还是沃特斯校橄榄球队的队友。他们周日下午定期在巴瑞特的大卧室排练。巴瑞特和诺比·克拉克弹吉他,克莱夫·威尔汉姆打鼓。
“和席德刚玩乐队那会儿,我很可能连鼓都没有,就拿两把餐刀在饼干罐上敲,” 克莱夫·威尔汉姆说,“后来我买了一套鼓,开始上打鼓课。我连贝斯手是谁都记不清了。好多人过来找席德,一块儿抽大麻。罗杰·沃特斯老来席德家,当时他还没玩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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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 c. Syd(席德·巴瑞特) at Cambridge Art School
16岁时,巴瑞特在剑桥郡男子中学的日子已接近尾声,他宣布要读艺术学院。巴瑞特母亲在剑桥艺术科技学院(前剑桥艺术学院)办公室工作,她安排他和约翰·戈登上周六上午的课外艺术课。他俩的勤奋得到了回报,双双被剑桥艺术科技学院录取。1962年夏天,巴瑞特进入学院,主修艺术与设计。接下来的两年,引人注目的他给老师和同学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席德个性极为鲜明,”他的同窗约翰·沃特金斯回忆,“我是夸他呢。不过他的嘴真够损的。约翰·戈登认为可能是因为他父亲死了。但他真的不在乎别人怎么想。他总是胡闹来着。”
“席德像个西班牙吉卜赛人,”巴瑞特插画课的同学理查德·雅各布说,“他说他祖母是吉卜赛人,我们将信将疑。第一次见到他是1962年夏,他背着吉他,穿着李维斯,我对他印象很深刻。那时候其他同学都还穿得一本正经呢。学校地下室里有间公共休息室,课间休息时好像都被他霸占着——他坐在窗台上弹吉他,唱些老音乐厅的东西。‘只是因为我的头发卷曲,只是因为我的牙齿像珍珠 ……’[来自1910年的爵士歌曲《闪耀》(Shine),艾拉·菲茨杰拉德和路易斯·阿姆斯特朗都灌录过。]”
“1962年我们都迷吉米·史密斯,”索格森解释道,“然后1963年带来了大麻和摇滚。席德是第一拨披头士和滚石粉丝。他把吉他带到派对上卖艺。”
这帮人除了大多来自高知家庭外,还有一个共同之处。索格森和奈杰尔的父亲都已离开家庭,巴瑞特、沃特斯和庞基的父亲都已告别人世。“我们这伙人的父亲要么人在心不在,要么心在人不在,要么两者都不在。”约翰·戴维斯解释说。
“我们的父母几乎都经历过二战,”安东尼·斯特恩阐述道,“我父亲根本没法跟你讲他在战时的经历。加上这里是剑桥,到处是厚重的历史和杰出的大家。我父母是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学者。作为学者的孩子,我和席德觉得做到最好都是小巫见大巫。我想我们中的许多人都饱受‘剑桥综合征’之苦。”
巴瑞特在剑桥艺术科技学院的求学生涯即将结束,他对未来的计划是继续深造绘画,而非走上音乐之路。“但我总觉得他画画是权宜之计,其实他还是在等待做音乐的机会。”莉比说。
1963年夏天,巴瑞特来到伦敦,参加坎伯韦尔艺术学院的面试,即使这意味着错过一场披头士的演出。他的牺牲得到了回报,他被录取了。“席德特别渴望上切尔西艺术学院,但是他进不去,然后他发现坎伯韦尔艺术学院甚至更新潮。”莉比透露说。
那年夏天,席德·巴瑞特和安东尼·斯特恩举办了一次联合画展。彼时斯特恩就读于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承蒙邻近的剑桥大学国王学院院长准许,他得以使用一间工作室。“他是我父母的友人,我倍感荣幸,”斯特恩说,“这间工作室不但能让我再次逃离父母,还给了我认识女孩的机会。”
很遗憾,这次画展不太成功。“席德的是疯狂的抽象画和油画静物写生,我的是对精神超现实主义的无力尝试。我们一幅画也没卖出去。”
不过,斯特恩的临时工作室成了巴瑞特的避难所。“席德和我经常待在那里,无休止地进行关于电影、艺术和音乐本质的对话。剑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的雷格·盖德尼在家里自制灯箱,他展示给我们看,就像巨大的电视机屏幕,后面有机械装置和光投射。这种概念后来成为迷幻亚文化和平克·弗洛伊德演唱会灯光秀的一部分。席德和我对此很感兴趣。”
巴瑞特曾和他的同窗约翰·戈登尝试制作灯光秀。他俩以将图像投射到对面房子的窗户上为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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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怀特海德为滚石乐队拍摄的纪录片《Charlie Is My Darling – Ireland 1965》
通过斯特恩,巴瑞特与彼得·怀特海德(Peter Whitehead)建立了联系。怀特海德大学刚毕业,在剑桥格兰芝路租了一间工作室。后来,他成了电影导演,为巴瑞特时代的平克·弗洛伊德留下了定义性的影像记录。但在当时,巴瑞特和他的队友只是在怀特海德工作室隔壁排练的无名小乐队。“我觉得席德和房东的女儿有一腿。”怀特海德说,“他的乐队排练得越大声,我就把巴托克、扬那切克和瓦格纳的音乐放得越响。我不喜欢摇滚乐。席德发现我是画家,就过来和我聊天,问我在听什么。我完全没想到我们会再度交集。”
这年秋天,巴瑞特搬到伦敦,开始修读他的学位课程。在坎伯韦尔艺术学院,他被公认为是一个醉心于绘画的学生,只是他坚持使用相同尺寸的画笔画所有作品让老师和同学们感到吃惊。巴瑞特1964年夏天的画作之一是流行歌手珊蒂·萧(Sandie Shaw)的肖像,他深情地把它寄到她的唱片公司,然而石沉大海。伦敦令人兴奋,但他经常回到剑桥,与老搭档们依然熟络。
随着披头士和滚石登上历史舞台,沃特斯对摇滚乐不再持抵抗态度。一天晚上,他和巴瑞特去伦敦高蒙剧院看一场摇滚拼盘演出,阵容包括滚石、海伦·夏皮罗(Helen Shapiro)和吉恩·文森特。穿着皮衣的文森特幽怨森然,全无猫王身上的漂亮性感。有传言称他拒绝上台表演,是保镖用地毯把他卷起来强行抱上舞台的。这个酒鬼一瘸一拐地在台上走着——他的左腿在一次摩托车事故中严重受伤。也许文森特受创的形象在巴瑞特和沃特斯心头留下了印记。不管触发因素是什么,回剑桥的火车上,他俩并肩坐着,画了一幅吉他/贝斯音箱的草图。启动一支摇滚乐队少不了它们。到巴瑞特抵达伦敦时,沃特斯已经是乐队的一分子。
1963年9月,摄政街理工学院学生基思·诺贝尔和克莱夫·梅特卡夫四处寻找校园里的同好,还在学校布告栏上贴了一张启事——“有人想组乐队吗?”
“我和基思在皮卡迪利大街的一间酒吧里唱歌。我俩什么都唱,从披头士,彼得、保罗和玛丽,节奏怨曲到12小节布鲁斯。我实际上是切尔西艺术学院的,那会儿学校重建,把我们安排到摄政街理工学院来了。”梅特卡夫说。渴望超越二重唱形式的诺贝尔和梅特卡夫开始在学生公共休息室排练。与他俩一块儿排练的还有诺贝尔的妹妹希拉,以及看到那张启事后赶来的梅森和沃特斯。“希拉和基思一起唱过,但我印象中她和我们排得不多。罗杰在乐队里弹吉他,但他技术不是太好。我原来弹主音或节奏吉他,由于乐队没有贝斯手,我就改弹贝斯了。”
随着另一位同校同学、钢琴手理查德·莱特的加入,乐队扩成了六人组,队名也因此定为Sigma 6。
1964年夏天,吉尔莫的童年好友鲍勃·克洛泽及时来到。克洛泽是剑桥乐队匿名布鲁斯(Blues Anonymous)的吉他手,在圈里声名日盛。他的到来导致乐队的创立者梅特卡夫和诺贝尔离队走人,回去干二重唱的老本行。“我觉得鲍勃是个过于聪明的吉他手,弹琴很自我。有我和基思在里面,乐队的风格没法成形。”梅特卡夫说。离队后不久,他和诺贝尔为另一对二重唱组合查德和杰瑞米(Chad and Jeremy)写了一首《夏日之歌》(A Summer Song),没想到成了这年的大热单曲。克洛泽搬进斯坦霍普花园39号,成为乐队新任吉他手,沃特斯自此改弹贝斯。
《夏日之歌》(A Summer Song)
无独有偶,另一位剑桥老乡巴瑞特被坎伯韦尔艺术学院录取后也住进莱昂纳德家,与老同学沃特斯合住楼下一间卧室。下一个住进来的是莱特,他和女友朱丽叶·盖尔一起。梅森则搬回父母家,那座带游泳池的庇护所。
剑桥代表团造访了他们鼓手的家,结局出乎意料。“这支乐队差点付不起开到那里的油钱。尼克的父母对我们热脸相迎,我们以为他们这种人会对我们冷脸相待呢。我们一身黑,长发,自视为披头族。尼克有一套很好的鼓,还有钱买功放。他的父母很开心看到他在乐队里打鼓。伦敦人真有钱,这是留给我们剑桥人的印象。”莉比回忆说。
莱昂纳德的房子就像阿拉丁洞穴,堆积着异域乐器、中世纪盔甲、垮掉派著作、爵士唱片和他的两只猫。这种配置很对巴瑞特的怪异胃口。莱昂纳德在楼上工作生活的时候,巴瑞特、梅森、沃特斯和克洛泽在楼下排练。“现象级的噪音,邻居把警察和政府官员都叫来了。他们还发来律师函,说有人健康受到损害。”莱昂纳德说。这支已经更名为五光谱(The Spectrum Five)的乐队没有被吓倒,继续制造着喧天的噪音。与此同时,巴瑞特和沃特斯还在帮助莱昂纳德制作灯光装置。五光谱也为莱昂纳德在霍恩西艺术学院声光工作坊进行的光影实验秀伴奏过。
尽管莱昂纳德参加过他们的一些排练,司职管风琴,还与乐队一道去酒吧表演了两回,但他并没有当流行歌星的打算。“年龄偏大,形象不佳。”他说。他满足于鼓励乐队,惊叹于巴瑞特的恶作剧和他笨手笨脚完成的周日午餐。“半棵生卷心菜会出现在你的盘子里。”为了表示对房东的崇敬,乐队一度更名为莱昂纳德的房客(Leonard’s Lodgers)。
在此期间,厌烦了与沃特斯同屋生活的巴瑞特搬到托特纳姆街12号,与剑桥老友大卫·盖尔共用一间一居室。剑桥帮的另一位成员谢默斯·奥康奈尔和母亲住在同一栋公寓楼里。“很蹩脚的公寓楼。我一直到初中成绩都不错,然后由于家里出了问题,我变得神经兮兮。我母亲决定搬到伦敦,我跟着她过来了,复习迎接高考,这时大卫和席德搬了进来。”谢默斯说。
每天早上,巴瑞特和盖尔分别前往坎伯韦尔艺术学院和皇家艺术学院上课。盖尔学电影,业余时间在查令十字街的垮掉派书刊大本营更好书店(Better Books)打工。到了晚上,他们再奔赴盖尔口中“我们肮脏低级、两边各有一张床垫的小房间”。“托特纳姆街那间公寓是我见过唯一有蟑螂的。”一位来访者回忆说。
这时候,短暂缺席的莱特重返乐队。 但是主唱位置仍然空缺。朱丽叶·盖尔离开摄政街理工学院,跑去布莱顿市上大学了。巴瑞特和克洛泽胡乱应付着主唱一职,结果很快就意识到找个好主唱势在必行。巴瑞特拉自己的前队友杰夫·莫特入伙,然而莫特的波士顿螃蟹乐队刚有一首歌红了,所以就拒绝了他。接着,他们听从克洛泽的建议,选用了另一位剑桥老乡。
克里斯·丹尼斯在剑桥本土乐队宪兵(The Redcaps)里唱过歌,主业是英国皇家空军的一名技师。派驻马耳他期间,他甚至担任过马耳他首支电声乐队的歌手。丹尼斯比他的穷学生队友们年长,一大优势是拥有一套沃克斯扩声音响系统。
“加入他们是个艰难的决定。他们想玩严格意义上的布鲁斯,苗条哈珀(Slim Harpo)、闪电霍普金斯、嚎狼——当时在英国闻所未闻的东西。自从在剑桥雷克斯舞厅看了滚石乐队的演出后,我就更喜欢节奏布鲁斯了。我的风格更偏向后者。”丹尼斯说。
丹尼斯开始去莱昂纳德家排练。他坚持了6个月,演了12场,包括为杰夫·贝克的三叉戟乐队(The Tridents)暖场。“许多乐队里都有个别人是因为跟某个成员关系好而混进来的,起初我以为席德就是那种家伙。他在台上也唱,比如查克·贝里的《零首付》(No Money Down),但他没有存在感。罗杰是领导者。罗杰吩咐我唱这首歌,学那首歌。”
丹尼斯担任主唱期间,平克·弗洛伊德出现在了队名中。巴瑞特把两位北卡罗来纳布鲁斯歌手平克·安德森(Pink Anderson)和弗洛伊德·康塞尔(Floyd Council)的名字拼在一起,他的两只宠物猫也因此得名:平克和弗洛伊德。据称,从1965年到1966年初,这支乐队用过平克·弗洛伊德布鲁斯、平克·弗洛伊德之声和茶具(The Tea Set)这几个名字。
Pre-Floyd- The Tea Set in 1964 with Syd, Bob Klose, Chris Dennis and Roger Waters.
“我不记得我们叫过茶具,但我记得有一次席德过来排练,告诉我们他想出一个名称——平克·弗洛伊德。起初我并不喜欢它,觉得听起来不大靠谱,后来我习惯了。”丹尼斯说。
人们普遍认为,1965年2月,在肯辛顿的倒计时俱乐部(Count Down),他们首度以平克·弗洛伊德之名演出。3场,每场90分钟,挣到可怜的15英镑。巴瑞特剑桥艺术科技学院的同窗理查德·雅各布则坚称,早在1963年,巴瑞特就想出了这个名称。这使得队名考据进一步复杂化。“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下午他走进公共休息室,告诉我他给他将要组的乐队取好名字了,叫作平克·弗洛伊德。他的语气像是吃午餐时得到了神启。”1967年,故事再度改写。巴瑞特对着容易上当受骗的记者信口开河,说这个名称是他坐在地脉上冥想时,从一只飞碟上接收到的。
……
席德·巴瑞特(Syd Barrett),cambridge, 1961.
沃特斯对丹尼斯恶搞布鲁斯名曲的名字感到不满,坚决要求克洛泽炒掉他。可还没等到他们找到机会,丹尼斯就宣布英国皇家空军已将他派驻巴林。“不管他们炒不炒我,我都得走。当我从巴林回来的时候,唱片行里已经有了一张平克·弗洛伊德的黑胶。我听了,没有让我产生共鸣。席德后来做的东西让我完全意想不到。”
丹尼斯离队后,巴瑞特不情愿地接班主唱。通过莱特的一个朋友,他们在西汉普斯特德录音室蹭到一些棚时,录了苗条哈珀的《我是蜂王》(I’m A King Bee),巴瑞特自己的《蝴蝶》(Butterfly)、《双O波》(Double O Bo)(不加掩饰地向波·迪德利致敬)和《露西离开》(Lucy Leave)。后者带着滚石乐队式的无趣律动,全然不见他们日后作品的巧思妙词和怪诞诡音。
暑假,巴瑞特回到剑桥,和他的老友们一起厮混。在平克·弗洛伊德远未被毒品浸透的时候,剑河沿岸的几个小团伙正沉迷于LSD无法自拔。LSD在当时还是合法的致幻剂,其最杰出的倡导者是美国作家兼心理学家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他出版于1964年的著作《迷幻经验》(The Psychedelic Experience)阐述了LSD的优点,说它能带你前往一个新的感官王国。
《迷幻经验》(The Psychedelic Experience)
彼时是1965年,他们圈子里的一些人少说已经抽了两年大麻。其中一位还订阅了一本内部医学杂志,上面列有各种合法药物以及过量服用后的身体反应。安东尼·斯特恩初尝LSD是在1963年,和一个就读于剑桥大学的朋友一起。LSD是后者通过在美国的熟人搞到的。“我俩坐在房子里,他帮我做好准备,好家伙,药劲上来时……剑桥大学是吸LSD的佳所,有好多迷人的地方。吸了LSD后,我们漫步到菲茨威廉博物馆,盯着展品发呆……这些幻觉之旅通常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礼拜堂画上句号,那里有异乎寻常的中世纪天花板。
那年夏天,大卫·盖尔的父母去澳大利亚待了半年,他成了脱缰的野马。“伊莫他们充分利用了这一契机,”盖尔说,“伊莫成了一帮中产阶级毒虫里的工人阶级弄臣。他立马强占了一间屋,平时经常从磨坊那边带个妞回来,干完后再去带另一个。”
一个午后,伊莫、巴瑞特、索格森和查里尔聚集在盖尔家的花园里。伊莫确信他和巴瑞特都吃了牵牛花。盖尔坚持说他们中的一些人用方糖吸食LSD。他们把多块方糖排成一排,逐个在上面滴液态LSD,然后再吞服。不管巴瑞特摄入的是什么, 他的想象力都被厨房里的一盒火柴、一个李子和一只橙子抓住了。他盯着它们苦思冥想了四个小时,直到查里尔踩坏这两只水果,接着又被伊莫吃掉。
“查里尔和席德在盖尔家的浴室里上蹿下跳,大叫大嚷,‘没有规矩,没有规则!’”伊莫回忆说,“席德渴望打破规则。他以为进了摇滚乐队就可以不守规则了,可以随心所欲地来来去去,可没想到都是一个样。这可能是他精神崩溃的原因之一。”
这一年,吉尔莫也尝试了LSD。“虽然我是无神论者,对准宗教体验没有概念,但据说LSD能进入大脑里一些通常情况下无法进入的区域。头两次服用,给我带来了非常深邃的体验。”吉尔莫说。
对剑桥帮里的一些人来说,服用LSD能带来准宗教体验。“当时每个人看起来都很兴奋,有几个魅力非凡的人,不只是席德,还有罗林森和查里尔他们。席德只是其中一个。”珍妮回忆说。
然后有一天,剑桥帮突然戏剧性地分裂了。策划者是查里尔,他对巴瑞特影响极大。“查里尔是个可爱的胖家伙,精力充沛,喜欢大放厥词,”盖尔说,“他们在我家花园里尝LSD那次,他走进卫生间,发现一本名叫《瑜伽与圣经》的书。拉屎的时候,他茅塞顿开,认为这本书就是真理。如完厕,他宣布要去印度找上师。我们以为那只是药劲上来的胡话,但这泡屎改变了他的人生。几周后,查里尔真去了德里。六周过后他回来时,已经是上师的弟子,身背一系列灵性任务。他剪掉长发,换了服装,外形普通得令人沮丧,而且他开始疯了般地试图改变别人的信仰。罗林森、庞基和其他关键人物被他蛊惑,都滚去德里皈依上师了。他们回来后,也都开始疯了般地试图改变别人的信仰,结果又有更多人皈依上师。但是剑桥帮的另一伙——我、索格森、奥康奈尔等人觉得他们在瞎胡闹!”
把查里尔他们迷住的桑特垫(Sant Mat)是锡克教的一个分支,可追溯到13世纪的印度。上师名叫玛哈拉吉·查兰·辛格(Maharaj Charan Singh),他的追随者被称为萨桑义(Satsangi)。桑特垫宣扬的爱与和平和时代完美呼应。四条基本准则是:禁止婚外性行为;严格素食;远离毒品和酒精;追求有道德的人生。新皈依者还被要求每天冥想两小时。接下来的一年,剑桥帮多位成员被桑特垫吸引住了。
“查里尔强迫席德读上师的书。他对席德说,这位上师是上帝,我们还在等什么?”盖尔回忆道。索格森说巴瑞特心中充满着敬仰,想谒见偶尔会来伦敦接见信徒的上师。终于有一天,留着大胡子、缠着头巾的上师来了,下榻布鲁姆伯利区的一家酒店。巴瑞特跑去见他,表达了想皈依的愿望,结果上师说他还没准备好。所以上师在巴瑞特身上看到了我们还没看到的东西?索格森说巴瑞特十分沮丧,因为他在灵性方面还没有做好准备。”
“某种程度上,我认为这可能是一个问题。”索格森说,“事后想来,我们认为是性格使然——他性格脆弱。但是席德的性格变幻莫测。他往往会劲头十足地去做一件事情,然后又中途放弃。”
……
Syd Barret (Image credit- Aubrey Powell)
密友们的朝圣之路令巴瑞特和吉尔莫心醉不已,但是未来平克·弗洛伊德的另一位主将却不为所动。彼时还处在这个时髦圈子边缘的沃特斯对LSD或印度神秘主义印象平平。正如罗林森所说,沃特斯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对这些毫无兴趣。
虽然巴瑞特未能如愿踏上灵修之旅,但是命运之神让他和吉尔莫再度相遇。1965年夏天,百搭牌乐队休息期间,吉尔莫搭便车穿越法国,去圣特罗佩附近的朋友处做客。 与此同时,巴瑞特和剑桥帮的几位驾着路虎出现在旁边一个露营地。巴瑞特和吉尔莫在一起混了两周,一起喝大,一块儿弹琴,玩得很开心,还因为在街头卖艺被捕。
10月,他俩又偶遇了一回。索格森的女友莉比·贾纽厄里和她的双胞胎姐姐罗茜年满21岁时,她们的父亲、房地产经纪大亨道格拉斯·贾纽厄里为两位爱女操办了一场盛大的生日派对,演出嘉宾包括巴瑞特的茶具乐队、吉尔莫的百搭牌乐队,以及当时还寂寂无闻的美国歌手保罗·西蒙。派对在剑桥郡大谢尔福德的一座乡间别墅举行,茶具和百搭牌分别在大帐篷两端的两个舞台上表演。
“保罗·西蒙在客厅里唱歌,谁都不认识他,而且他很讨人嫌。”百搭牌新任鼓手威利·威尔逊说。
“可以和你们一块儿弹奏吗?”保罗·西蒙走过来问。
“你是一个木吉他民谣歌手,我们是摇滚乐队。”
“我会唱《约翰尼·B.古德》(Johnny B. Goode)。”
“……那试试看吧。”
派对上有人偷偷摸摸地抽大麻,在场人士不可避免地分为两个阵营。“大帐篷的一侧是年轻的农场主和有钱人,我们这帮人在另一侧。”伊莫说,“席德一把扯掉桌布,琳琅满目的水晶酒杯飞得到处都是。”百搭牌演的时候,伊莫的副手皮普跳上舞台击打拉丁鼓给他们伴奏。不甘被冷落的伊莫也照葫芦画瓢。“我跳上台和茶具一起唱波·迪德利的歌,但是我不知道歌词,所以就跟在席德后面唱,他唱一句我重复一句,一直到我醉醺醺地掉下舞台,被贾纽厄里先生盯得发毛。”
“正是那天晚上,我意识到一切都在改变,”约翰·戴维斯说,“我虽然烂醉如泥,但是清楚地意识到我们正动身踏上各自的旅程。我不确定我们是不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小团体,但是好像一直等到1967年,这个世界才追上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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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尽之河:平克·弗洛伊德传》
马克·布莱克 / 著
陈震 / 译
雅众文化·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9年11月
本书从平克·弗洛伊德在“现场八方”演唱会上历史性的重组演出开始,回溯乐队自最初瑰丽奇异的迷幻/太空摇滚时期,到20世纪70年代历经巅峰、80年代开始分裂,直至推出最后一张专辑《无尽之河》的完整历程。书中再现了乐队五名重要成员席德·巴瑞特、罗杰·沃特斯、大卫·吉尔莫、尼克·梅森、理查德·莱特的隔阂、冲突、分别、重聚,并将这背后种种充满张力而又不为人知的细节串连起来——性格迥异的乐手之间冲突激烈,饱受痛苦纷扰,而灵感和创造力却始终能从中迸发,成就他们音乐中的深刻与复杂。马克·布莱克历经数年努力,采访了平克·弗洛伊德的成员及其家人、朋友、爱人、大学同学及音乐伙伴,诚实地将他们与平克·弗洛伊德的种种交往轶事记录下来,穿针引线般还原了乐队的传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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