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男性占据主导地位的父系社会中，财产按照父系继承，世系随父系计算，就连血缘关系也以父系为先。对于封建皇权社会的统治阶层而言，这种以父系为主导的社会形态更为明显。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统治阶层将中央集权发展到极致状态的同时，也将父系亲属——宗亲和母系亲属——外戚，在各个方面予以明确分开。
就清代爵位而言，爱新觉罗氏作为皇室宗亲，拥有诸如亲王、郡王、贝勒等级别更高、待遇更高的爵位等级；而清朝的外戚成员，至多会获封一等公爵位，较之宗亲爵位，远远不如。
清代皇室宗亲形象
另外，根据《清史稿·诸王列传》的记载，清朝乃系爱新觉罗氏的诸王贝勒“栉风沐雨，以百战定天下”的结果。有鉴于此，清朝入关以后的军事行动中，康熙年间，“仍以诸王典兵”；雍乾年间，“亦领以诸王”。
而在国家政务处理方面，自清朝创立之初，就有着“亲王皇子等毋得干预政事”的明确规定，直到嘉庆年间，才短暂有过“以亲王为军机大臣”的特例。同治年间，鉴于皇帝年幼、两宫皇太后不便公开理政，只得以恭亲王奕訢为议政王，主导政事处理，但这也仅是“权宜之计，非永远定制也”。恭亲王奕訢以后，才有了“亲贵执政为定例，以迄于亡”的改变。
也就是说，清朝爱新觉罗氏之皇室宗亲，也就是清代皇帝的叔叔伯伯们虽然屡屡被委以领兵重任，但在国家政务处理方面，宗亲被重用的程度较之外戚则远远不如。
抛开外戚家族主要集中在蒙古王公的清初时期，自康熙年间开始，诸如佟佳氏、钮祜禄氏、那拉氏、富察氏、赫舍里氏等外戚家族迅速崛起，并在内廷、外廷中逐渐开始担任重要职务，发挥关键作用。行至清朝中叶，在重大军事行动中，外戚家族也逐渐取代皇室宗亲，占据主导地位。
清代外戚家族的代表人物——隆科多
那么，随着清朝皇权集中的逐步发展，清朝皇帝为何对自己的叔伯们不再信任，反而逐渐信任和重用诸如自己的舅舅等外戚势力家族了呢？
其实，这既是清朝皇帝稳固皇权统治的必然选择，也是后宫影响之下的无奈结果，更有着清朝祖制规定的约束。
1、稳固皇权的必然选择
和前朝历代基本相同，清代皇帝要想使得自己的皇权稳固，必须争取皇室宗亲、满洲勋贵、蒙古王公乃至朝臣势力等各方势力的大力支持和拥护。但对于皇室宗亲，尤其是近支宗亲中的叔伯而言，他们同属于统治阶层，距离皇位也只有一步之遥。如果皇帝对这些叔伯重用，势必会影响其在皇室宗亲、满洲勋贵等势力群体中的影响力、支持度，对于皇权绝对是最直接、最实际的巨大威胁。
清代蒙古王公形象
而诸如佟国维、隆科多这等皇帝的舅舅们，虽然属于皇亲国戚，属于满洲勋贵，但其依然是皇帝的奴才，在皇帝面前依然是君臣关系明确的所在。如此外戚势力，哪怕诸如鳌拜、和珅此等嚣张人物，也断然不敢生出造反之心，只能乖乖服从皇权，服从统治。
所以，鉴于稳固皇权的实际需要，清代皇帝对于诸多舅舅等外戚势力的重用，乃属必然结果。
清代帝王代表
2、后宫影响之下的无奈结果
外戚势力之所以能得皇帝重用，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后宫母后、皇后乃至妃嫔的影响。对于清代皇帝而言，册立中宫、迎纳妃嫔，绝不是仅仅是为了解决生理需求、繁衍皇嗣，更多的作用在于通过对后宫后妃的管理，拉拢或者制衡前朝势力，以达到稳固皇权的最终目的。
外戚势力和后宫妃嫔之间的关系，乃系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的所在。也就是说，皇帝对于后妃的恩宠，带来了对外戚家族势力的重用；而外戚家族势力的强大，又会直接影响后妃在皇帝心中的地位和恩宠程度。也就是说，对于外戚势力的重用，既是皇帝对前朝势力平衡的必然结果，又是恩宠后妃带来的必然结果。不管如何，都是皇帝鉴于皇权稳固的无奈选择。
清代后妃形象
另外，皇太后对于皇帝的主观影响，也是决定皇帝重用外戚势力的重要原因之一。皇太后的兄弟，皇帝的舅舅们，既是皇帝能够足够信任，也是鉴于皇太后主观影响的无奈选择结果。
除此之外，随着清朝中央集权的逐步增强，后金政权时期皇室宗亲“内襄政本，外领师干”的积极作用，逐渐演变成皇室兄弟夺嫡内斗、手足相残的资本和起因。有鉴于此，“亲王皇子等毋得干预政事”的祖制规定才更被皇帝重视，以致皇帝逐渐对自己的叔伯不再信任和重用。同时，作为上一届夺嫡失败而心有不甘的叔伯们，皇帝对他们有着先入为主的提防心理，也导致了皇室宗亲不被重用的现象变成了常态。
参考文献：《清史稿·诸王列传》、《清太祖实录》、《啸亭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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