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尚胜等 | 地区性历史与国别性认识 ——日本、韩国、中国有关壬辰战争史研究述评

地区性历史与国别性认识

——日本、韩国、中国有关壬辰战争史研究述评

陈尚胜 赵彦民 孙成旭 石少颖

[摘 要]

本文考察了日本、韩国和中国学者近七十年来对于壬辰战争（1592-1598）研究的基本概况，认为三国学者对战争原因、日本大名动向、朝鲜官军将领、明军将领和南北兵、朝鲜义兵、粮饷供应与运输，倭城建造、和谈等问题较为关注，但三国学者在讨论问题时却表现出不同的国别倾向，而且对于异国史料的使用也十分不足。因此，中、日、韩三国学者都应走出一国史空间的局限，在跨国史的框架下对壬辰战争进行新的研究。

壬辰战争（1592-1598），是在明朝与朝鲜干支纪年壬辰年（1592）发生的东北亚地区国际战争。这场战争是由日本太閤丰臣秀吉发动侵略朝鲜而引起的，而明朝万历皇帝君臣决定出兵援救属国朝鲜，前后经历七年（万历二十年至二十六年，即1592-1598）。在中国历史文献上，这场战争通常被称为“万历朝鲜之役”。万历援朝之役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万历二十年（1592）四月到万历二十一年（1593）七月，是朝鲜史书上所称的“壬辰倭乱”和日本史书上所称的“文禄之役”（1592年是日本的“文禄元年”，所以在日本被称为“文禄之役”）时期，明朝派军第一次援救朝鲜；第二阶段从万历二十一年（1593）七月到二十四年（1596）年底，明军在进入朝鲜取得平壤大捷后接着却遭遇碧蹄馆之战失败，明朝与日本进行议和；第三阶段从万历二十五年（1597）至万历二十六年（1598）十一月，日本在和谈三年后再度增兵朝鲜，又一次挑起战争，明朝再次派兵援救朝鲜。日本史书称这场战争为“庆长之役”（1597年为日本庆长二年），而朝鲜史上则称这场战争为“丁酉倭乱”（1597年，为明朝和朝鲜的干支纪年“丁酉年”）。考虑到对这场战争的整体性概括和避免对这场国际性战争称谓上的国别性感情色彩，我国学者通常称这场战争为“壬辰战争”。

关于对这场战争史的研究，从东北亚的中国、韩国、日本三国的研究情况看，日本开展最早，韩国学者在日本殖民时期也有人关注，中国学者始自上个世纪40年代末，但普遍开展则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本文依次对日本、韩国、中国学界关于对壬辰战争史研究情况做一介绍，并结合各国研究情况做一粗浅评论，以期能从跨国史的角度将壬辰战争史研究推向深入。

一、日本学界有关壬辰战争史研究情况

关于壬辰战争，日本学界现统称为“文禄·庆长之役”。在丰臣秀吉举兵侵略朝鲜时期，日本曾称为“朝鲜阵”“高丽阵”。而在江户幕府末期以及明治初期，日本则改称之为“征韩”“朝鲜征伐”。中日甲午战争后，尤其是日本将朝鲜征服并作为自己殖民地（1910），日本也将此前的“朝鲜征伐”改称为“第一次出兵（1592－1593）”和“第二次出兵（1597－1598）”。随着日本的战败和朝鲜半岛的独立，日本学界又改称为“文禄之役”和“庆长之役”。纵观日本学者对这场战争的研究，主要包括在下列六个方面。

（一）关于战争起因、目的与动机研究

早在江户幕府时期，堀正意、林罗山等人就认为丰臣秀吉发动侵略战争是“为了消解爱儿鹤松之死所带来的郁愤”，而贝原益轩、赖山阳则提出丰臣是为了“消弱势力强大大名的战斗力，为了满足他们的功名心而进行海外侵略。但江户时代人们多是根据秀吉的个人意向做出的判断，并不是根据详细史料而展开研究讨论。明治以后日本实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壬辰战争也被作为颂扬的对象。在这一背景下，辻善之助和田中义成提出了“勘合贸易复兴说”，认为丰臣秀吉意图恢复明日勘合贸易，希望朝鲜从中斡旋，因朝鲜未能应允而兵伐朝鲜。而池内宏则对“勘合贸易复兴说”提出了批判，主张秀吉的功名心才是侵略朝鲜的主要原因，并且指出秀吉对朝鲜的认识与对马岛宗氏的行动不一致。此外，德富猪一郎对于辻善之助和田中义成的观点也进行了批判，认为秀吉侵略朝鲜的动机是他的征服欲望。田保桥杰和田村荣孝则认为是秀吉领土扩张志向和对马宗氏的欺瞒行为。总之，二战前日本学界关于壬辰战争的相关讨论主要是在“勘合贸易复兴说”和“领土扩张说”这一二者对立的框架中展开的。

二战结束后，日本学者基本是在“丰臣政权论”的框架下探讨壬辰战争。铃木良一认为，丰臣政权面临的问题，一方面是地方领主阶层企图转移中世以来的农民暴动危机，另一方面与丰臣政权相结合的商业资本即富商希望从事海外贸易，以对抗欧洲商业资本。在丰臣政权这种结构性矛盾下，丰臣秀吉将问题引向民族间对抗，宣告彻底脱离明朝册封体制，最终走向战争。岩泽愿彦主张，丰臣秀吉为消除地方领主间为扩张领地而引发的彼此间矛盾，自就任关白开始即产生了征服大陆的想法。对此，朝尾直弘、藤木久志等研究对岩泽的观点作了进一步补充论述，皆主张侵朝战争是丰臣秀吉统一日本的一环。而田中健夫、三鬼清一郎等认为，因为倭寇的活动、葡萄牙的东进，明朝册封体制开始松动，统一日本后的秀吉有志于独立于明朝之外，进而产生征服东亚的愿望。

进入80年代后，藤木久志在其论著中对“丰臣政权论”又提出了新见解，认为丰臣政权的对明朝方针是恢复勘合贸易，对朝鲜方针是将其纳入日本的控制范围。所以，他认为丰臣秀吉征伐朝鲜仅是出于对朝鲜不臣的惩罚，它与恢复日明间的勘合贸易并无关系。而田中健夫则从日本与朝鲜贸易往来的视角，对战争背景进行了再考。中岛乐章从地域学的视角，以参战大名加藤清正为对象，考察了战争期间加藤清正与马尼拉西班牙殖民势力间的贸易活动。米谷均从日朝关系的视角出发，明确了壬辰战争爆发的历史前提，即对马藩对朝鲜封锁了国内丰臣秀吉进行统一战争的消息，以致朝鲜根本没有预想到日本会发动战争。对于米谷的研究，村井章介则认为这正是日军轻松踏入朝鲜领土客观的背景。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堀新在期论述中，确认了织田信长在1582年即有征服大陆的意图，而丰臣秀吉只是继承了信长的意图而已。此外，研究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著作还有三鬼清一郞的《丰臣政权的法与朝鲜出兵》，论文有跡部信的《丰臣政权的对外构想与秩序观》。

（二）关于壬辰战争经过与战争过程的研究

早在19世纪末，木下真弘就通过文献史料梳理叙述了丰臣秀吉向朝鲜出兵至1593年平壤之战的战争过程。其后，松本爱重在中日甲午战争后的东北亚国际局势背景下，为鼓舞日本士兵的战争士气，刊行了文禄·庆长之役的史料集成，书中介绍了堀正意的《朝鲜征伐记》、吉野甚五左卫门的《吉野日记》、僧天荆的《西征日记》。不过，此时的研究主要是以史料编撰为中心。进入1900年代后，黑板胜美在《高野山朝鲜阵的供养碑》一文中，通过对有岛津氏所建“供养碑”的研究，尝试探究战乱时期人们的心境。同时，该论文集中还登载冈田正之的《关于文禄之役的我方战斗力》、三浦周行的《丰太閤的军律》等学者的单篇实证性论文，内容涉及战争前的军役分配计划、对大名渡海的具体指示、军纪要求、从军僧的作用等方面内容。池内宏编著的《文禄庆长之役》，不仅利用日本史料，而且大量使用朝鲜史料，详细阐明了壬辰战争的整个过程，具有里程碑式意义。

二战后，铃木良一对以往不存在“侵略与抵抗的历史”的主张进行了批判，呈现了朝鲜人民抵抗侵略的一面。1960年代，中村荣孝通过日本、朝鲜、中国三方的史料，出版了《日鲜关系史研究》。该书用大量篇幅论述了壬辰战争，并首次证实降朝倭将沙也可的存在，并对其传记《慕夏堂文集》作了介绍和解说。此后，关于壬辰战争的过程，北岛万次做了更深入的研究。北岛万次在《壬辰倭乱与秀吉、岛津、李舜臣》一书中，对降倭何时出现、出现原因、朝鲜对降倭的态度等问题做了比较系统的研究。顺便指出，北岛万次是壬辰战争研究领域最有成就的学者，他通过对朝鲜王朝实录等朝鲜史料和两朝平壤录等明朝的史料及挖掘整理的日本史料，对壬辰战争的过程展开了多面、立体的描述。此外，村井章介通过对萨摩藩参战士兵回忆录的调查，从参战士兵对战争的记忆，再现了泗川之战。米谷均主张，为了立体地再现战争的过程，提出了有效地利用欧美资料的必要性。作为有效地使用天主教资料的研究，柳田利夫考察了从中国向朝鲜布教的耶稣会的动向，理清了受小西行长要求而去朝鲜的西方传教士是如何看待这场战争的。

（三）关于壬辰战争时期日本的军役体系与军粮筹措问题

三鬼清一郎在《朝鲜役时的军役体系》一文中对侵朝战争时丰臣政权的军役体系作了详细研究；中村质的《朝鲜役与九州》探讨了作为日军基地的九州诸大名对所课军役的反应与应对。森山恒雄着眼于丰臣氏的九州直辖地，对战争期间的日本兵站的供给问题进行了详实的研究。田中健夫则以博多富商岛井宗室为对象，详细探讨了岛井在战争时期的动向，明确了当时部分豪商对战争持反对态度。北岛万次分别就对马宗氏与萨摩岛津氏进行考察，明晰了侵朝战争时宗氏的特殊作用和萨摩藩的出兵体制。

在壬辰战争过程中，军队军粮的筹措与运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三鬼清一郎的《关于朝鲜役的兵粮米调达》、樱井克己的《织丰政权的朝鲜出兵中兵粮米调达政策及其实态》、中野等的《关于朝鲜侵略战争间丰臣政权的兵粮补给》、《丰臣政权的对外侵略和太阁检地》与《丰臣政权的侵攻大陆与寺泽正成：文禄之役中的兵站输送》，都讨论了日本在壬辰战争期间的军粮征集制度与运输体系的制度化等问题。而中野等的《文禄之役中加藤清正的动向》和《从对马看文禄之役》，津野伦明的《文禄庆长之役中的毛利吉成动向》， 此外，池享在《东亚社会的变动和统一政权的确立》一文中主张，日本、朝鲜和明朝以这场壬辰战争为契机，全国性的物资流通迅速成长起来。

（四）关于和谈问题的研究

1593－1596年，是明朝与日本进行议和的阶段。关于明日和谈，最早进行研究的是三上参次，他指出在和谈初期丰臣秀吉曾向明朝提出议和七项条件。包括：1、明朝公主与天皇家通婚；2、恢复勘合，允许官船、商船往来；3、明日高官签订军事和平友好条约；4、割让朝鲜南方四道给日本；5作为人质，送朝鲜王子并大臣一或二人赴日；6、送还俘获的朝鲜国王子二人；7、朝鲜王朝权臣提交誓词。此后，日本学者关于议和的研究，大多根据上述七条议和内容展开讨论。中村荣孝认为丰臣秀吉议和的主要条件是条款2，即恢复勘合贸易。但田保桥洁通过对条款4的关注，认为丰臣秀吉当初是抱有征服大陆的构想，但随着征服割据朝鲜、明朝计划的失败，做出让步而提出如上议和条件。作为近年的研究动向主要是围绕如何解释第2条中的“勘合”具有何种意义而展开讨论。对1960年代中村荣孝的解释，即勘合是明朝交给的通行证。对于中村的解释，藤木久志及北岛万次的研究推测，勘合即可视为是与明贸易的复活。

在和谈期间，日本及明朝政府内部的政治斗争比较激烈，而朝鲜则被排除议和之外。朝鲜为了不陷入被动状态，不断派使获取信息，这样的行动使议和的局面更加复杂多样化，同时也出现了“伪使”与“伪书”情况。对于上述内容，中村荣孝和北岛万次分别在《日鲜关系史研究》和《丰臣秀吉的朝鲜侵略》中主张明朝派来议和的使节是“伪使”。而贯井正之的《关于壬辰丁酉倭乱以战后日朝交涉中的惟政活动考察》、北岛万次的《壬辰丁酉倭乱与松云大师（惟政）》与金荣作的《松云大师与加藤清正的外交谈判》皆考察了朝鲜松云大师惟政与日本加藤清正间的和谈。关于和谈破裂的原因，山室恭子在《黄金太阁》中否定了学界先前关于明朝无视丰臣秀吉和谈条件而欲直接进行册封的论调，认为和谈失败原因在于明朝要求日军全部撤出朝鲜、朝鲜王子未随通信使访日，即明朝完全否定了秀吉欲支配朝鲜的意图。佐岛显子在其《论壬辰倭乱和谈的失败》一文中也持同样观点。

关于庆长之役末期与战后的和谈问题，值得关注的研究有闵德基的《壬辰倭乱前后东北亚国际秩序的变化》，该文指出战后议和交涉并没有明朝的干涉，而由朝鲜王朝自行决定，其背景是东北地区女真族努尔哈齐威胁的增大而使明朝无暇它顾，这一背景在结果上使朝鲜加快了恢复与以对马为中介的朝日通交。

（五）关于壬辰战争中的朝鲜义兵和被掳人研究

在战争过程中，朝鲜义兵在抵抗日军侵略过程中曾发挥重要的作用。最先关注朝鲜义兵问题的是池内宏的《文禄庆长之役》，他从实证史学的视角，对咸镜道义军的奋起和对日军的作战行动进行了论述。根据他的研究，义兵并非朝鲜正规军，而是以信奉朱子学的士大夫们为中心组织农民的武装组织。而在后来的研究中，学者们更加重视从民众史视角进行探究，如旗田巍强调“朝鲜人民自己经历过的历史”，并认为朝鲜义军的参战有效抑制了日军的侵略，对朝鲜民众在反抗日本侵略中做出了较高评价。在旗田研究的基础之上，贯井正之做了更进一步的研究，他结合朝日两国史料并分析，先后发表《关于壬辰倭乱初期朝鲜人民的动向》《关于文禄庆长之役研究史中的义兵位置与义兵郑仁弘军》《关于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战争中的朝鲜人民动向——以朝鲜的义兵为中心》《秀吉侵略朝鲜挫折与义兵运动展开的基础》《郭再祐的抵抗与其生涯》《关于全罗道义兵》《壬辰倭乱中的朝鲜义兵与民众抵抗》等论文，并在其集研究大成著作《丰臣秀吉的海外侵略与朝鲜义师研究》中详细论述了朝鲜义师的阶层构成、义师局限性等问题。矢泽康祐在《壬辰倭乱与朝鲜民众的斗争》和《壬辰倭乱与朝鲜》两篇论文中，聚焦朝鲜义师的抗日斗争，但在分析朝鲜义师出现的原因上，其与贯井正之的看法稍有不同。

此外，内藤儁辅著作《文禄庆长之役中被虏人研究》，书中对朝鲜被虏人的人数、生活实态、被虏人的返还等问题，做了较全面的研究。鹤园裕《日本近世初期渡来朝鲜人研究》一书中，则对被掳人中的农民、陶工等被安排从事体力劳动之说提出了异议，认为尚待考察。北岛万次在《关于壬辰倭乱中朝鲜水军中的水夫》一文，则将目光关注到普通水夫役员。米谷均在《朝鲜通信使与被虏人刷还活动》《近世日朝关系中战争俘虏的送还》两文中，着眼于被掳人的刷还及朝鲜对回国被掳人的态度问题研究。

（六）关于壬辰战争前后日本兵器与倭城问题研究

吉冈新一在《关于文禄、庆长之役中的火器的研究》一文中，对日本、朝鲜和中国的火器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明朝与朝鲜联合舰船在火炮上对日军占有优势。宇田川武久的《壬辰丁酉倭乱与李朝的兵器》一文，则对战时朝鲜方面的兵器尤其是步枪作了专门研究。此后，他在所著《东亚兵器交流史的研究——15至17世纪兵器的接受与传播》中，对于15世纪到17世纪东亚兵器的交流做了更为深的入研究，指出日军“鸟铳”制造精度高，但明朝援军的重火炮却给日军具有重大威胁，朝鲜兵器也在明军的帮助下取得进步。在《16世纪末日本铁炮向明朝的传播——万历朝鲜之役到播州杨应龙之乱》，则指出朝鲜和明朝军械匠人通过“降倭”（日本投降兵）学得日军火铳的制造技术。

同时，倭城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倭城是指在日军入侵朝鲜半岛过程中，各参战大名在当地修筑的日本式防御堡垒。早期研究有铃木圆二关于对加藤清正、浅野信长的蔚山笼城和明军进攻的背景分析。此后，在对朝鲜各地战争过程的考察中，倭城的存在不断地提及。至1980年代前后，倭城的研究有了更进一步的推进，这一时期代表性的研究有倭城址研究会整理刊行的论述。近年，出现了关于倭城的景观、保存状态的研究，并且从文献学、考古学、建筑学等学科领域展开更为多学科、多角度的探讨；而比较系统阐述这个问题则是黑田庆一编辑的《韩国的倭城与壬辰倭乱》。还有人专门研究壬辰战争期间日军的攻城战略。

二、韩国学界有关壬辰战争研究情况

韩国学人对于壬辰战争的关注，早在日据朝鲜半岛时期就有著作的出版，如1931年东明社出版的《壬辰乱》。据统计，韩国至今已出版的关于壬辰战争史著作有近百部，而论文则有400余篇。本综述只限大韩民国建国后的研究。韩国学者对于壬辰战争史的研究，肇始于朝鲜战争时期，学者李丙焘当时受政府委托组织多名历史学者研究韩国战史。韩劤即参与了那场研究，1952年发表《壬辰乱原因的检讨：丰臣秀吉的战争挑发原因》。韩国学者对于壬辰战争的研究，主要包括在下列六方面：

（一）关于壬辰战争原因研究

韩劤的《壬辰乱原因的检讨：丰臣秀吉的战争挑发原因》一文，检讨了日殖时期韩人论著因袭日本学者的各种观点，认为从丰臣秀吉追求个人功名心说难以成立，为了发展与明朝的勘合贸易说也不合实际，单纯的领土扩张说也不确切。他认为，要理解丰臣秀吉发动壬辰战争，必须考虑到日本西部地区兴起西洋贸易的新形势、日本豪族对国内统一的要求，封建集权体制对于对外贸易的要求和倭寇的海外侵略等背景，壬辰战争正是丰臣秀吉个人志向与日本西部大名追求对外贸易利益的结合。李炯锡所著的《壬辰战乱史》，把丰臣秀吉发动壬辰战争的动机，分为直接原因与间接原因进行阐述。他认为直接原因是丰臣秀吉本人自认为是太阳之子、战国时代日本武士武艺战法老练有到海外表现的意愿，这也刺激了秀吉的对外征服决心；而间接原因则是丰臣秀吉通过海外情报，洞悉朝鲜的微弱和明朝的衰落。徐仁汉《壬辰倭乱史》，从丰臣政权与地方大名势力的关系点上解释了壬辰战争的原因。他认为，丰臣政权要在日本建构自己的支配秩序，必须消解一些大名的实力，所以利用大名势力的领土扩张要求发动了壬辰战争。郑求福在《壬辰倭乱的历史意义——对于壬辰倭乱的韩日两国历史认识》文中，批判了上述诸说。他认为丰臣秀吉发动壬辰战争的动机，就是扩大日本领土，这从战争期间和谈时日方提出分割朝鲜南边南道领土的事实中即可证实。

（二）关于壬辰战争中的朝鲜义兵与下层民众抵抗活动研究

崔永禧于1957年发表的《壬辰丁酉乱时沿海民的动态》，唤起了韩国学界对于壬辰战争中的朝鲜义兵问题关注。1975年他提交了以《壬辰倭乱时期社会动态研究：以义兵为中心》（檀国大学校史学系）为题目的博士学位论文，比较全面分析义兵兴起的背景、义兵将的身份与活动、以及义兵性质的变迁。他认为义兵是在儒教的勤王精神、乡土防卫意识、民族抵抗意识等思想基础上兴起的韩国民族抵抗运动。此外，金锡禧的《壬辰倭乱的义兵活动一考》、李在浩的《对壬乱义兵的一考察：以官军与明军的关系为中心》、金润坤的《郭再祐的义兵活动：以组织的过程与战术、战略为中心》、李章熙的《对壬乱海西义兵的一考察》与《郑文孚的义兵活动》、宋正炫的《壬辰倭乱与湖南义兵》等论文， 分别考察了庆尚右道、全罗道、忠清道、黄海道等地的义兵活动，试图展现壬辰战争中的坚强民族精神。1994年宋正炫发表《壬辰倭乱论——官军与义兵的役割问题》， 对朝鲜官军与义兵在壬辰战争中的作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1995年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主编《韩国史》，其中第29卷题目为《朝鲜中期的外侵及其应对》， 内容上包括日本人发动的“壬辰战争”和清朝皇太极发动的“丙子之役”两场战争历史。书中开始反映出80年代以后韩国学人对于朝鲜义兵研究的认识变化，主要是对义兵活动并没有持全面性肯定评价。书中认为七年战争中义兵的性格和角色有所变化，虽然初期义兵起到了一定的抵抗倭寇作用，并推动全国各地义兵活动的兴起。但一些人为了躲避官军的征兵，纷纷加入义兵，从而直接影响到朝鲜官军的建设。而且义兵还经常与官军对立，打乱了官军的作战部署。此后的相关论文还有，金康植的《壬辰倭乱期的义兵活动与性格变化》、李树健的《忘忧堂郭再祐义兵活动的社会经济基础》、崔轼的《壬乱初期庆州义兵活动研究》、郭镐济的《壬辰倭乱期清州城战斗的义兵将研究》、赵湲来《壬辰倭乱与绫州义兵》。而李章熙的《壬辰倭乱僧军考》、安启贤等人所写《壬辰倭乱与佛教义僧军》和金方龙《四溟堂惟政的僧兵活动与公共幸福》，则讨论了壬辰战争时期的朝鲜僧兵问题。此外，研究朝鲜义兵著作主要有：陈邦植《壬辰义兵将赵宪研究》，李章熙《郭再祐研究》，宋正炫《朝鲜社会和壬辰义兵研究》。

（三）关于壬辰战争中李舜臣及其朝鲜水军与军事体制研究

壬辰战争期间朝鲜水军统帅李舜臣，在韩国社会一直被视为民族英雄。而在朴正熙执政时期（1961-1979），韩国官方极力推崇李舜臣忠于国家精神，在全国各小学设立李舜臣铜像，这也影响到韩国学者对于李舜臣的研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研究专著为赵仁福的《李舜臣战史研究》和崔硕南的《韩国水军史研究》， 主要是强调壬辰战争中李舜臣的突出表现，推崇其不屈不挠的精神。崔硕男和李殷相等人还撰文把李舜臣称为“民族圣雄”。与此相关的，则是对李舜臣所使用的水军战船研究，包括金龙国的《壬辰倭乱后龟船的变迁过程》、金在瑾的《壬辰倭乱期的军船》。值得注意的是，许善道在70年代已从“英雄史观”中摆脱出来，把研究关注点转移至对壬辰战争中朝鲜军事体制问题和战略与战术的研究。他先后发表有《“镇管体制复旧论”研究》《“制胜方略”研究：壬辰倭乱直前防卫体制的实相》《壬辰倭乱时期李忠武公的胜捷：以其战略的战术意义为中心》《壬辰倭乱的克服与岭右义兵：以战略的意义为中心》《对壬辰倭乱的新认识：以胜败的实相为中心》等，从军事史的角度对朝鲜的军事体制和战略战术进行了认真分析，表现出了与其他研究者不同的研究视角。后来，他发表《壬辰倭乱论：正确的重新认识壬辰战争》，认为韩国学者研究壬辰战争应像西方战争史研究一样，要从战争史角度研究朝鲜军制、军需、武器、战术、关防（地形地物）、情报等战争的诸问题。

此后，张学根在《壬辰倭乱期官军的活跃》文中，专门分析了以往不为人们关注的朝鲜官军在壬辰战争中的角色。李谦周在《壬辰倭乱前朝鲜的国防实态》文中，通过分析战争爆发前夕朝鲜军事防御体系，并比较日军的攻击战略与朝鲜军的防御战略，探讨了壬辰战争初期朝鲜军大败的原因。此外，朴晢晄《关于壬辰倭乱期朝日两国武器体系的考察》，对当时朝鲜与日本的武器进行对比，揭示了朝鲜在武器装备上与日军的差距。沈胜求《壬辰倭乱中武科及第者的身份与特性》与《壬辰倭乱期武科运营实态与机能》两文，考察了壬辰战争时期朝鲜武科选才情况，而他的《壬辰倭乱期军事指挥权的推移与性格》，则以权慄为中心讨论了壬辰战争时期朝鲜的军事指挥权问题。林益纯《李舜臣指挥通令的派兵与实践特征》，讨论了朝鲜水军作战的军事指挥问题。

（四）关于壬辰战争时期朝鲜与日本关系以及与日军相关问题的研究

李敏昊在《壬乱与韩中日的外交关系》一文中，从三国国际关系角度尤其是从朝日关系角度阐述了壬辰战争的背景；韩文钟则在《壬辰倭乱前朝鲜国内局势与韩日关系》文中，从壬辰战争前朝日关系不顺畅与朝鲜军政松驰腐败角度阐释了战争的发生；尹景夏在《壬辰倭乱前夕战争情报与朝鲜对其应对》中，则是从情报角度讨论了朝鲜对日交涉与对明朝的谨慎应对。张学根在《对“倭军向导论”的明朝和日本的压力与朝鲜对其应对》一文中，也从外交的角度讨论了壬辰战争爆发前朝鲜应对日本以及明朝的过程。朴晢晄的《壬辰倭乱时期日本军的占领政策及其影响》和《壬辰倭乱期日本军的汉城占领芦原坪战斗》，则把学者的注意力引向战争时期日军在朝鲜的占领政策和具体战役；而金满浩的《壬辰倭乱时期日本军的咸镜道占领与当地居民的动向》、申允昊的《壬辰倭乱时期星州战斗与日本军的动向》和金囧泰的《壬辰战争初期在庆尚左道日本军的动向与永川城战斗》等三篇论文，则通过日军在地方的占领考察了日军和民众的不同动向。

柳在春的《壬辰倭乱时期日本军对朝鲜城廓的利用：以铁原城山城为中心》，李宗峯的《壬辰倭乱时期日本的兵粮供应与其政策：以第一次侵略战争初期为中心》，方琪喆的《壬辰倭乱期朝鲜官僚眼里日本军》，李亨在的《壬辰倭乱与丁酉再乱时期倭城建筑方法研究》，在研究问题上皆有新意。应该说，在壬辰战争时期鲜日关系研究方面，更多的学者还是比较关心和谈与被掳人口交涉问题。金龙基的《壬辰倭乱的被虏人刷还关系——新资料海东纪考》，以《海东纪》为中心考察了朝鲜为索回被掳人与日本的交涉问题。李元植在《朝鲜通信使随行倭学译官》一文中，也分析了被掳人回国人数逐渐减少的原因。金文子在《丰臣政权时期的明日和谈与朝鲜》一文中认为，和谈失败的原因在于丰臣秀吉从明朝皇帝的敕谕中得知，小西行长曾向明朝呈上降表，并在降表中保证日军全部撤离朝鲜。而闵德基的《壬辰倭乱时期对马岛对朝鲜交涉》，则考察了对马岛宗家在日本对朝鲜交涉的特别地位。关于庆长之役末期的和谈问题，李启煌在《文禄、庆长之役与东亚》中认为此期和谈是停战期和谈的继续，而且日本同意和谈的背景之一是日本担心中朝军队进攻对马岛。而闵德基在《壬辰倭乱前后东北亚国际秩序的变化》中认为明朝未干涉战后谈判的背景是东北女真的崛起，而此变化也直接促使日朝两国加速恢复了通交关系。

此外，金文子的《壬辰·丁酉乱期日·明和议交涉与朝鲜》，洪性德的《壬辰倭乱之后日本对朝鲜讲和交涉》，金荣作的《从壬辰倭乱前后韩日交涉史来看战争与平和的辨证法：以四溟大师的对日交涉为中心》和《四溟大师的渡日和平外交活动》，金康植等《壬辰倭乱与韩日关系》，孙承喆的《四溟大师与韩日关系》，金囧泰的《壬辰倭乱前半期加藤清正的动向——战功危机与讲和交涉的可能性》等论文，都探讨了战争期间与战后的被掳人口交涉问题。尤其是金囧泰近年连续发表的《壬辰战争前期加藤清正的动向：战功的危机与讲和交涉的可能性》《壬辰战争初期军粮问题讲和交涉讨论》《壬辰战争时期讲和交涉破裂的原因研究》《壬辰战争时期丰臣秀吉的讲和条件研究》、壬辰战争时期庆州安康战役与讲和交涉局面的变化》等五篇论文，则对朝日双方在战争中的议和原因、条件、当事人与议和破裂原因等做了深入分析。而崔官所写的《日本与壬辰倭乱》，则从日本方面系统总结了壬辰战争的原因与过程。

（五）关于壬辰战争中朝鲜与明朝关系的研究

最初，崔永禧在《关于壬辰倭乱中对明事大》文中，考察了壬辰战争期间朝鲜王朝对明朝事大政策的具体过程以及影响。但到70年代后期，刘九成《壬乱时明兵来援考——以朝鲜的被害为中心》一文，却把注意力集中到考察壬辰战争时期明朝军队对于朝鲜民众的加害问题。而崔韶子的《壬辰倭乱时明朝派兵考论》，以明朝感受到京师危险的立场解释了明朝援助朝鲜的动机。赵湲来的《明军的出兵与壬乱战局的推移》，不仅解释以明朝出兵的理由，而且也肯定了明朝出兵改变了战争的性质（从两国战争演变为国际战争）并对朝鲜战局所起的积极影响。洪性德的《丁酉倭乱以后明日停战协商与朝明关系》和李启煌的《壬乱后明军留撤问题上的朝鲜与明朝》两篇论文，则讨论了朝鲜与明朝在丁酉倭乱和谈期间以及战后的外交协商关系，肯定了明朝在将日军逐出半岛后从朝鲜撤兵问题上的积极立场。不过，他们在讨论朝鲜与明朝关系时却很少使用明朝方面的史料。而在1999年韩明基出版《壬辰倭乱与韩中关系》后，韩国学者即开始关注和使用明朝史料来研究壬辰战争。不过，韩明基的这本著作也沿袭了以往韩国学界的民族主义传统，对明朝军队的军纪紊乱问题与对朝鲜朝廷以及朝鲜百姓带来的经济负担问题有很多的阐述，反而对明朝军队在御倭战争中的作用却着墨不多。此后，他又先后发表了《“再造之恩”与朝鲜后期政治史：以从壬辰倭乱到正祖朝为中心》《从〈孤台日录〉来看明军》《壬辰倭乱前东亚形势》《壬辰倭乱时期明军指挥部向朝鲜的要求与干涉》《壬辰倭乱时期明军逃亡兵的问题一考》等论文，成为韩国研究壬辰战争时期中韩关系最有代表性的学者。

此外，孙承喆的《朝鲜后期脱中华的交邻体制的独立性与虚构性》、徐仁汉的《朝、明联合军骑兵作战的展开样相》、桂胜范的《从讨论派兵问题来看朝鲜前期对明观的变化》与《壬辰倭乱时期朝明关系的实际情况与朝贡册封关系的本质》、金泰的《壬辰倭乱以后明朝驻军的问题与朝鲜对其应对》与《壬辰战争期间讲和交涉前期（1593.6-1594.12）朝鲜与明朝之间的矛盾研究》、车惠媛的《丁酉再乱时期明朝派兵的决定与“公议”：以〈文兴君控于录〉为中心》等论文，也分别考察了朝鲜与明朝双方外交和军事合作的实际状态以及相关问题。

（六）关于壬辰战争的认识与历史记忆问题研究

韩国学者近二十年针对于壬辰战争的认识与历史记忆的研究较为活跃，代表性研究有卢永九的《从功臣选定与战争评价来看壬辰倭乱记忆的形成》、郑智泳的《“论介与桂月香”的死亡重新记忆：朝鲜时期“义妓”的诞生与被排斥的记忆》、崔官的《古往今来日本如何认识壬辰倭乱》、卞光锡的《壬辰倭乱以后东莱府使对东莱地域的认识与记忆事业》、金时德的《关于江户后期读本的叙事样相——以尚州、忠州战斗记事为中心的分析》和《壬辰倭乱的记忆》、金康植的《朝鲜后期的壬辰倭乱记忆与意义》、张庚男的《壬辰倭乱俘虏的记忆、敍事化以及其意味》、郑出宪的《对四溟堂的士大夫的记忆与其时代脉络》等。不过，韩国学界的研究集中于韩国和日本对壬辰战争的历史记忆，还没有涉及到中国人对壬辰战争的认识和记忆的问题。

三、中国学界有关壬辰战争史研究情况

中国学者对壬辰战争的关注，肇始于上个世纪40年代后期。最初，明清史专家王崇武（1911—1957）于1947年至1949年之间相继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等杂志上发表《万历东征问题》《刘綎征东考》《李如松征东考》《论万历征东岛山之战及明清萨尔浒之战——读〈明史·杨镐传〉》四篇文章，主要是针对《明史》相关纪传而补充《明实录》等史料所做的事迹考实，带有史料校勘和补注色彩。与王崇武几乎同时介入壬辰战争史料研究的李光涛（1897-1984），则在壬辰战争史研究领域进行了持续探讨。他在1948至1972年间，相继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大陆杂志》等刊物上发表《朝鲜壬辰倭祸中之平壤战役与南海战役——兼论“中国戏曲小说中的丰臣秀吉”》《朝鲜“壬辰倭祸”与李如松之东征》《明季朝鲜“倭祸”与“中原奸人”》《日本朝贡大明史事——兼论朝鲜“壬辰倭祸”及所谓“东封之役”》《万历年“东封”史事论丛之一——日本之乞封乞贡》《顾养谦威迫朝鲜“代倭请款”——万历东封史事论丛》《朝鲜“壬辰倭祸”酿衅史事》《朝鲜“壬辰倭祸”原因考》《明人援韩与杨镐蔚山之役》《明人援韩与陈璘建功》《明人援韩与稷山大捷》《宋应昌援韩与平壤大捷》等文。另外，李还根据当时能见到的明朝、朝鲜和日本文献，先后撰写出《万历二十三年封日本国王丰臣秀吉考》、《朝鲜“壬辰倭祸”研究》两部研究专著。前著对明朝册封日本丰臣秀吉缘起、册封情节、封事失败原委进行了深入剖析；后书则分章对壬辰战争的原因、明朝援朝与平壤大捷、碧蹄馆战役与议和，议和失败原因、南原战役、稷山大捷、蔚山战役、泗川战役、南海大捷进行了细致的考察。李光涛以《朝鲜王朝实录》为主要来源，编辑出版了一部五卷本的《朝鲜“壬辰倭祸”史料》，比较系统地搜集了朝鲜王朝有关壬辰战争的汉文史料，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一时期的台湾学界，另有胡碟芬的《十六世纪末日本侵略朝鲜与明朝的参战》等论文。

1950年代初大陆报刊杂志上虽然刊发有一些关于壬辰战争文章，但多为配合抗美援朝战争宣传，提出并讨论的问题较少，如卢南乔的《十六世纪中朝联合抗日的新认识》，柳树人的《“壬辰倭乱”和中朝人民的抗战》。只有陆成侯和王裕群两位学者，对于壬辰战争的结局原因发表了不同观点。陆成侯认为，《明史》所言“中朝迄无胜算”，把战争的结束归结为丰臣秀吉的死亡而日军主动从朝鲜撤退的观点并不正确，应当看到明朝与朝鲜联军的军事胜利对战争结局的直接作用。但王裕文却撰文认为，《明史》所载“平秀吉死，各倭俱有归志”，对于战争的终结起了很大作用。文革结束后，中国一些从事明史、朝鲜史和日本史研究的学者相继进入这一专题研究，并开始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和参与。迄今为止，对于这场战争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下面八个问题上：

（一）关于丰臣秀吉发动侵略朝鲜的壬辰战争背景问题

80年代伊始，杨昭全在《论丰臣秀吉发动朝鲜战争的原因与性质》一文中，认为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是为了富商巨贾的经济利益和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郝毓楠《明代倭变端委考》，认为丰臣秀吉代表了商人资本利益的日本西南方面的诸侯，如松浦、加藤、岛津等封建主的利益。这与台湾地区学者王启宗早先发表的《丰臣秀吉侵犯朝鲜之原因》所持“为了日本对外贸易而发动战争”的观点相近。而台湾学者吴缉华在《十六世纪东北亚大战前中日朝三国的情势及冲突——朝鲜壬辰倭乱的时代背景及战争的酝酿》一文中则认为，“十六世纪东北亚中、日、朝三国大战的关键起因，在于封锁保守的大陆国家政体，与海洋国家新兴海上商业势力的对抗”。王家骅在《略论丰臣秀吉侵朝战争的原因》一文中则认为，“丰臣秀吉及其中央政权，主要是为了通过实行临战体制，以加强对农民和地方大名的中央集权统治而发动侵朝战争的”。但宗惠玉、金荣国在《也论丰臣秀吉侵朝战争的原因》文中对王家骅文提出异议，认为丰臣秀吉为首的日本大封建主和豪商们积极向外扩张是发动侵朝战争的主要原因。韩东育《日本对外战争的隐秘逻辑（1592—1945）》，也认为对土地和财产的贪求与占有欲，才是丰臣秀吉发动那场战争的真实动因。后来，樊树志在《万历年间的朝鲜战争》一文中指出，“丰臣秀吉发动战争的目的，不仅为了霸占朝鲜，而且意欲以此为跳板，‘假道入明’，进而实现其‘大东亚构想’。甚至妄想把日本天皇的都城也迁入北京，从而建立‘大东亚帝国’”。而朱亚非、陈福广在《万历援朝战争起因再探讨》一文中则主张多种原因说，包括朝贡体系受到冲击、丰臣秀吉侵略野心膨胀、日本神国思想演变、明朝与朝鲜国力衰退等四个方面的综合因素。

（二）围绕明朝出兵援救朝鲜的决策问题

武晓燕在《明朝出兵援朝抗倭与朝鲜使者郑昆寿——读〈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柏谷集〉札记》一文中认为，万历二十年四月日本侵略朝鲜后，明朝对朝鲜的求援一直没有积极的响应，稍后态度变化应是朝鲜派遣郑昆寿起了很重要作用。后来，魏鹏、颜廷宏在《壬辰战争前后明政府决策失误探究》一文中认为，壬辰战争爆发后明朝在接到朝鲜的求援告急后反应迟钝，不但没有立即出兵救援，反而陷入“主战”与“主和”两派的各执己见，明神宗对出兵与否也犹豫不决，是朝鲜多次遣使求救使才促成明神宗派兵援助。不过，朱法武在《论明神宗与援朝御倭战争》文中却认为，万历皇帝在壬辰战争爆发后对日本侵略朝鲜的危害认识清醒，是坚定的对朝援助和对日主战派。而对于一些史书书写和有的学者主张明朝出兵援救朝鲜是出于宗藩关系的“字小”（保护藩属国）行为，陈尚胜在《“字小”与国家利益：对于明朝就朝鲜壬辰倭乱所做反映的透视》一文中并不完全同意。他在考察壬辰战争初战——和谈——再战三个发展阶段后认为，明朝援救朝鲜抵御日本侵略的决策，不仅有着字小扶危、保护藩属国家的因素，而且始终有着维护辽东安全的国家利益动机。此外，解祥伟在《壬辰战争初期朝鲜国王内附问题考议》文中，专门考察了被明朝否决的朝鲜国王在壬辰战争之初打算逃入辽东以求内附问题。

（三）关于明朝方面参加壬辰战争人物与南兵、北兵的评价问题

柳斌《明万历援朝抗倭与韩国之浙籍华人》，提出了以前未被关注的参加援朝御倭战争的浙江籍士兵问题。而将这一问题研究推向深入的则是杨海英，她根据保存在韩国文书中的《唐将书帖》，深入探讨了援朝御倭战争中的术士和浙兵群体。根据她的研究，参加后期援朝御倭战争的浙籍将领骆尚志、吴惟忠、王必迪等人，在战后一度作为军事教官被安排暂时居留朝鲜，专门帮助训练朝鲜军队，并赢得了朝鲜君臣的信任和尊敬。香港学者卜永坚则另辟新径，根据现存的明朝卫所选簿资料，对参加援朝御倭战争的明朝军官进行了细致地梳理，有助于人们对于明军战斗序列的了解。刘永连、赵静《1601年朝鲜汉城明军逃兵之乱》一文，则考察了以前无人关注的参加援朝战争的明军逃兵问题。根据他的考察，与明朝对逃兵实行缉捕政策不同，朝鲜却在暗中对明军逃兵采取了接纳政策，以此吸引有一技之长的明朝士兵留居朝鲜。对于壬辰战争初期担任援朝经略的宋应昌，孙卫国在《万历援朝战争初期明经略宋应昌之东征及其对东征历史的书写》文中，则对宋应昌的评价和历史书写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王臻在《朝鲜壬辰战争中的明朝经略宋应昌活动探析》，认为宋应昌在碧蹄馆之战后主导中日和谈，是根据当时形势和困境的一种积极防御之策。此外，刘展《邢玠与明代援朝抗倭战争》、王亮《壬辰倭乱与明人抗日援朝》等硕士论文，也加强了对以往关注不多的邢玠等人研究。此外，台湾学者罗丽馨《万历朝鲜战争：日军之战术》，探讨了过去人们关注不多的日军战术问题。

（四）关于明朝军队在朝鲜的粮饷供给问题

孙与常在《明万历年间辽东人民的抗倭援朝斗争》一文中梳理了辽东地方在战争中的出兵、运粮情况。孙文良《明代“援朝逐倭”探微》一文，根据明朝参战将领千万里后裔所辑录的《思庵实纪》中所载《东征时军兵赏赐粮米金银蜀帛总录》，对明朝援朝御倭人员以及所费粮饷进行了统计分析。根据他的研究，明朝出动兵员234000人，运送米粮540000石。另外，财政为军需供应花费金534000两，银159000两，帛398920段。宗惠玉则在《明军援朝御倭战事中给养不足问题刍议》，讨论了明朝援军在朝鲜面临的后勤供应不足问题。后来，武晓燕在其硕士学位论文《明万历援朝抗倭初期的几个问题——以韩国文献为基本史料》中，根据朝鲜方面史料，也叙述了明军的粮饷和供应问题，但鲜有深入讨论。陈尚胜的《壬辰御倭战争初期粮草问题初探》一文，则对韩国学者李章熙在《壬辰倭乱史研究》专著中提出的朝鲜粮饷供应明军而造成朝鲜军队解体的观点，在考察后认为战争初期（明朝万历二十年五月至二十一年四月）的粮草供应主要是通过明朝本身征集的，而在朝鲜的运输环节却问题频出，致使从中国运入朝鲜的粮草损耗严重，直接制约了明朝援军的军事行动；而朝鲜军队的解体，则在明军进入朝鲜之前就已出现，它反映出朝鲜王朝的政治腐败已失去了应对重大战争灾难的能力。他指导的硕士生董建民在《壬辰御倭战争后期（1597-1598）明军粮饷问题研究》一文中，对壬辰战争后期的明军粮饷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韩国学者的观点。

（五）关于壬辰战争中的和谈问题

张庆洲《抗倭援朝战争中的明日和谈内幕》一文中探讨了明日议和的失败问题，认为是“小西行长伙同他人欺骗秀吉说明帝要封他做大明王，秀吉很高兴，隆重欢迎明使。但当翻译译读明朝诰命内容，秀吉方知受骗，怒而欲斩小西，提出了驱逐使节，再开战端”。朱亚非在《明代援朝战争和议问题新探》文中则提出，明日和谈破裂的原因有三，一是日本侵略朝鲜的目的在于打开中国市场，恢复与中国的贸易往来，而明朝在这一点毫不妥协；二是明政府对日本国情了解不够，制定不出切实方针，谈判使节用人不当；三是朝鲜反对明日议和。陈文寿在《试论壬辰倭乱后日朝初期议和交涉》一文中探讨了朝鲜与日本之间的战后议和问题，并在《朝鲜禅僧惟政与壬辰战争及战后议和——佛教僧侣与东方外交之个案研究》一文中专门考察了朝鲜禅宗僧人惟政的议和事迹，提出了佛教僧侣在东亚传统外交上的重要性问题。陈尚胜在《壬辰战争之际明朝与朝鲜对日外交的比较——以明朝沈惟敬与朝鲜僧侣四溟为中心》一文中，以明朝人沈惟敬和朝鲜四溟大师（禅僧惟政）为考察对象，对壬辰战争期明日和谈、朝日和谈进行了比较研究。他认为，沈惟敬只是从完成任务并由自己建功立业的立场来把握对日议和，在外交策略上多使用诡术和讹诈小伎俩；而四溟大师则从朝鲜主权和民族尊严高度来认识议和问题，它表明明朝对日外交政策具有羁縻性而朝鲜对日外交政策则具有现实性。张子平在硕士论文《万历援朝战争初期明日和谈活动的再探讨》中认为，明日两军的前线指挥在未获得本国授权情况下，为了应对各自所处的困境在龙山进行的停战谈判，才是明日两国和谈的真正开端。而明军前线指挥官急于求和的心理，被日军指挥官加以利用，使得他们能够从容地完成军事再部署。而明朝朝廷的“避战”方针以及对前线指挥官的和谈依赖，也导致了明朝在和谈期间的整体被动。尤其是宋应昌在谈判伊始就将日方条件锁定在“求贡”问题上，使“封贡问题”成为明朝方面在议和过程中考虑的基本课题。杨松林《万历壬辰战争册封日本国正使李宗城逃离釜山考》一文认为，议和期间的李宗城逃逸案是多重因素的结合，其自身骄奢淫逸与胆小的特点使之在无意间听到日方条款内容后仓皇而逃，这彻底改变了和谈拖沓不前的情况，加速了第二阶段战事的爆发。赵勃阳《万历援朝战争中李如松的战和策略研究》一文认为，碧蹄馆之役后，李如松仍然试图在战场上谋求朝鲜光复，而非“消极怠战”，坐等议和。杨海英《毛国科使日考——兼谈万历援朝东征后期的和议问题》一文，则是以丁酉再乱期间明朝派遣毛国科赴日和谈这一为学界忽略的问题进行了具体研究。

（六）关于明朝在战争前夕和战争期间的情报问题研究

台湾学者郑樑生于1990年刊布的《明万历年间朝鲜哨报倭情始末》，在结合明朝、朝鲜文献基础上，对于朝鲜与明朝之间的倭情通报问题进行了详实的考察，认为朝鲜有意隐瞒以及在隐瞒不了的情况下向明朝简单通报倭情的行为，反映出对明朝不完全信任的政治心理和对日本的判断失误，最终也影响了自己对日本的防御。孙卫国与解祥伟则从战争前夕朝鲜对于朝日交往问题讳莫如深情况研究了明朝在战争之初对于朝鲜的信任危机问题。管宁《明代许仪后、郭国安等忠君报国活动事迹考》，周志明《明末壬辰战争与中国海商》，郑洁西《万历朝鲜之役前后的在日明朝人》《万历二十一年潜入日本的明朝间谍》两文，以及他翻译的日本学者松浦章《万历年间的壬辰倭乱和福建海商提供的日本情报》等论文，不同程度地研究了明朝海商陈申、许仪后、郭国安等人就丰臣秀吉入侵情报奏报明朝的过程。郑洁西《万历朝鲜战争期间的“丰臣秀吉中国人说”》一文认为，“丰臣秀吉中国人说”出现的原因可能与丰臣政权的外交目的有关，其传播能够折射出当时整个东亚海域的信息传播情况。而卢炳生在《壬辰倭乱期间朝鲜遣使中国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则详细梳理了壬辰战争期间朝鲜向中国派遣使节的过程，使节来往已成为壬辰战争期间两国传递情报的重要渠道。陈志刚在《明朝在朝鲜之役前后的军事情报活动论析》文中认为，壬辰战争是在明朝情报疏怠的情况下发生的，但在战争爆发后明朝基本构建起多元情报系统，包括福建巡抚许孚远在任期间派遣两批情报人员赴日本搜集情报，通过援朝军政人员和朝鲜分别了解日本，但在情报互证工作方面做得不好，因而导致平壤之役、尉山之役时明军先胜后败。

（七）关于明朝政局对于壬辰战争的影响问题

万明《万历援朝之战与明后期政治态势》一文，对从战争爆发时要不要援救朝鲜，到和谈期间要不要与日本议和并封贡，到战争再起后要不要继续出援，再到战争结束后要不要立即完全撤兵和如何议定相关人员功罪等问题都有考察，发现明朝内部围绕这些问题的党争不断甚至斗争白热化，因此造成相关决策多有失误和变化，出援大臣处处掣肘，南北将领不和，整个战争过程漫长。方志远《“山人”与晚明政局》，则探讨了晚明在野人士对壬辰战争局势的影响。刘宝全《明晚期中国和朝鲜的相互认识——以丁应泰和李廷龟的辩论为中心》一文，则以明朝派往朝鲜勘军的兵部赞画主事丁应泰参劾邢玠“贿倭卖国”和“朝鲜阴结日本”事件为线索，考察了朝鲜君臣卷入这一事件的外交交涉过程。他认为，这一事件是明朝与朝鲜之间外交态度和相互信赖的分水岭，从此真正确立了朝鲜对明朝的事大外交。孙卫国则在《丁应泰弹劾事件与明清史籍之建构》一文中，更为深入地讨论了这一事件的政治影响和历史认识。1598年，前往勘战的明兵部主事丁应泰偏信杨镐部属南兵将领之言，先弹劾因指挥岛山之战受挫的明朝经略杨镐，致使杨镐被罢；继而因朝鲜国王为杨镐鸣不平，丁应泰又以《海东纪略》一书为据，再弹劾朝鲜国王“诱倭入犯”，由此朝鲜派陈情使辩诬，从而构成壬辰战争中一个重要的外交事件。它反映出明廷内主战派与主和派、首辅与次辅、南兵与北兵的政治斗争。这一事件还影响到《明神宗实录》的写法，因为纂修《明神宗实录》的作者认为杨镐要为萨尔浒战争负责，所以他在纂修《明神宗实录》叙述岛山之战情形时，却采取丁应泰的说法来贬低杨镐功绩，进而贬低明军在整个抗倭援朝战争中的战绩，这一基调进而影响了明清史籍对整个壬辰战争的评价。黄修志也在《万历朝鲜之役后期的中朝党争与外交》一文中认为，朝鲜派员卷入为邢玠辩诬，此次外交实因明朝党争而起，最后也靠明朝党争而化解，集中展现了两国相互交织的党争及各自君臣之间的斗争，说明两国党争共同影响着壬辰战争的进程。张金奎连续发表《万历援朝战争初期的内部纷争——以赞画袁黄为中心的考察》和《从名将陈璘看晚明武官之政治生态》两文，分别探讨了晚明政治生态（内阁与吏部纷争等现象）对兵部主事袁黄、南北兵以及武官们的严重影响。香港学者卜永坚在《十六世纪朝鲜战争与明朝中央政治》文中，则从明朝内阁的人事变动、邢玠与赵志皋的交锋两个方面，讨论了明朝政治生态对壬辰战争的影响。

（八）关于壬辰战争对于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的影响问题

黄尊严、颜廷宏《试论壬辰战争对明朝的消极影响》一文认为，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消耗了明朝的国力，并为建州女真势力的迅速崛起创造了条件。孙卫国在《论事大主义与朝鲜王朝对明关系》中指出，壬辰战争中明朝出兵拯救朝鲜，使“藩邦”得以“再造”，从而使朝鲜在事大、慕华的思想中对明朝更增入一种无法偿还的感恩思想。王非在硕士学位论文《明代援朝御倭战争与朝鲜“再造之恩”意识》中，也探讨了这一问题。王翔宇在《“万历援朝”的东亚国际关系透视》文中认为，壬辰战争在国际关系意义上是明王朝为维护其东亚封贡体系而进行的一次战争，也是两国对集体安全原则的政治实践。商传在《明万历援朝抗倭后朝鲜社会秩序再建——韩国文献〈社约辑录〉研究》文中，则探讨了壬辰战争对朝鲜社会秩序的严重冲击。郑俊荣在《万历时期援朝抗倭战争前后明与朝鲜流通的银》中认为，战前明朝已经完善了白银经济体系，明军入朝使朝鲜经济体系也发生变化，战后随即确立起“明朝－朝鲜－日本”的银流通路线。于晓光《“以夷制夷”与“以倭攻胡”——壬辰战争期间明朝与朝鲜对女真政策的比较研究》认为，壬辰战争期间，明朝和朝鲜围绕女真问题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和措施，明朝扶植个别强酋，客观上加速了女真统一趋势的发展，战后建州女真成为朝鲜和明帝国的新威胁。叶菜萍《壬辰倭乱时期的明鲜关系》(东吴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8年)、闵学进《抗倭援朝战争与朝中关系》(延边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颜廷宏《壬辰战争影响述论》（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陈炜《宗藩体系的困局——试以壬辰战争对东亚国际关系的影响为中心》（《安徽文学》2016年第1期）等文章都论及壬辰战争对东亚世界传统关系的影响。刘春兰《试论明清之际朝鲜社会的慕华崇明思想对明移民的影响》，葛兆光《地虽近而心渐远——十七世纪中叶以后的中国、朝鲜和日本》与《从“朝天”到“燕行”——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杨晓燕《嘉隆万时期明人日本观研究（1522—1619）》等文章都从文化心理角度论及壬辰战争的影响。

（九）壬辰战争的历史书写和历史记忆问题

陈尚胜在《万历援朝战争关键人物与〈明史〉相关人物立传问题》，注意到清前期官修《明史》对参加壬辰战争的几位关键性人物未予立传的问题，讨论了明清鼎革对于壬辰战争历史认知的影响。赵彦民的《“义岩别祭”:个体经验·国家认同·历史认识》，姜羚的《壬辰倭乱时期日本“耳塚”的修筑与耳塚观》，则分别考察了朝鲜人和日本人关于壬辰战争的历史记忆问题。孙卫国最近刊发的《清官修<明史>对万历朝鲜之役的历史书写》、《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对于万历朝鲜之役的历史书写》两文，不仅分析了谷应泰受清初政治影响下对壬辰战争持基本否定态度，而且揭示出《明史纪事本末·援朝鲜》对于清朝官修《明史·朝鲜传》的影响，另外还指出明朝东征将士后来在辽东战场上都是后金的政治对手，为了塑造清朝统治的正统性，清朝官修《明史·朝鲜传》因此对壬辰战争持否定立场。刘晓东《〈虔台倭纂〉的形成：“从地方经验”到“共有记忆”》认为，早在壬辰战争前，江西地区就已形成较为深厚的关于“日本”与“倭寇”的地方知识储备，而本为“倭患”地区自身的历史经验，也日渐成为某些“非倭患”地区予以认可、接受的一种共有的历史记忆。

此外，中国学者对战争爆发初期的明朝对日本用兵设想问题、壬辰战争对跨国文化交流的影响问题、壬辰战争的历史书写和历史记忆问题、壬辰战后的遗民问题以及相关史料问题，也多有论文探讨。如郑洁西的《16世纪末明朝的征讨日本战略及其变迁——以万历朝鲜之役的诏令资料为中心》《16世纪末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战争与整个亚洲世界的联动——以万历二十年明朝“借兵暹罗”征讨日本议案为例》，讨论了明朝战略议论中的“征倭捣巢”和“借兵暹罗”诸设想。而周郢的《泰山灵岩寺程鹏起诗碑考释》一文，则从碑刻资料证实了当时有人“借兵暹罗”的设想。金洪培的《壬辰倭乱与朝鲜朱子学的东渐》，则讨论了朝鲜人被掳人中的朱子学者和朱子书籍传入日本，使得朱子学从朝鲜传入日本。王凯在《壬辰战争时期中朝官员交往研究》中，关注到两国官员就军队训练、战术思想以及诗歌文化等多方面的交往，及其对朝鲜恢复重建与思想文化发展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祁山《〈纪效新书〉传入朝鲜半岛的背景及影响》一文对此亦有关注。张兰星《“切支丹时代”欧洲火枪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吴超《16至17世纪日本火器在东亚区域的流布与影响考述》认为，这一时期，欧洲轻型火器传入日本，并通过跨国战争与海外贸易的多重传播，在东亚各政权军队中得到普遍效仿与广泛流布。金弘培《壬辰倭乱与朝鲜文化对日本的传播》一文则关注到朝鲜对日本的文化传播与影响。张玉兴《明末清初“九义士”评议》，牟元圭《明清时期中国移民朝鲜半岛考》，刘冉冉《明末赴朝山东移民郑先甲及其后裔研究》，孙卫国《试论明遗民之东去朝鲜及其后裔世代对明朝之思怀》，王秋华《明万历援朝将士与韩国姓氏》，吴一焕《海路·移民·遗民社会——以明清之际中朝交往为中心》，崔承现、金惠连《“明代遗民”：韩国华人历史探微》等文，皆考察了壬辰战争后一些明朝将士落籍朝鲜以及有的将士之子孙东迁朝鲜定居情况。张万东《〈明史·刘綎传〉补正》一文，则根据《明神宗实录》和《朝鲜王实录》等资料，匡正了《明史·刘綎传》的记载失误。而魏志江《论柳成龙〈惩毖录〉的史料价值——兼论柳成龙关于明朝江南人沈惟敬的评价》、刘永连《〈韩国历代文集丛书〉中的壬辰战争史料》》等文章，论述了朝鲜史书对于研究明朝援朝御倭战争的重要资料价值。此外还有刘喜涛、赵轶峰《中朝史料比勘中的“两个万历皇帝”》，颜广文《区大相“壬辰之役”纪事诗的史学价值》，刘昌润《〈隐峰野史别录〉叙录》，宋先超《〈备边司誊录〉史料价值初探》，孙畅《〈事大文轨〉与明鲜“事大字小”关系》等文献研究。金美兰《朝鲜朝时期战争小说中的异国形象研究——以〈崔陟传〉为中心》、万晴川《中朝日三国明清小说戏曲中的“壬辰倭乱”》，则考察了文学艺术形象中的壬辰战争。

总之，中国学术界对于这场战争的研究，以论文为主，专著甚少。迄今为止，除上面提过李光涛的几种外，另有郑樑生《明代中日关系研究——以明史日本传所见的几个问题为中心》，陈文寿《近世初期日本与华夷秩序研究》，刘子敏、苗威《明代抗倭援朝战争》，杨海英《域外长城：万历援朝抗倭义乌兵考实》，黄学佳《抗倭英雄陈璘》，仅此而已。后面三种著作，有两部是通论性和普及性的著作，唯有杨海英的著作是精深的学术专题论著，对于壬辰战争中的义乌兵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系统考实。

四、三国间不同研究倾向与跨国史视野的必要

从日本学界研究壬辰战争情况来看，比较侧重于丰臣秀吉发动侵略朝鲜战争的原因、日本各大名动向与战争的征兵与征粮体系，战场的实际状况与倭城建造、和谈与被掳人、朝鲜民众的反抗与义兵研究等问题来展开，在研究过程上对资料的搜索和使用极细，并涌现出一辈子专门研究壬辰战争的学者如北岛万次、贯井正之等人。从总体上看，日本学者对于壬辰战争的细节研究特别深入。在二战后，他们从对战前史观批判的视角，对壬辰战争的实证性研究得到了发展。伴随着日本战后的实证主义研究，他们既重视本国史料，也比较关注朝鲜史料。在研究问题的选择上，比较偏技术性问题。他们在韩国学者影响下，能从朝鲜民众反抗角度关注起朝鲜义兵研究。不过，他们的国际战争意识仍较为淡薄，较少关注明朝军队的参战实况以及明朝对战争结局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时，比较缺乏对壬辰战争给受害国民众所制造灾难的考察以及对受害国的战争历史记忆研究，对于战争的残暴和民众离散问题十分忽视，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去道德化”学术倾向。

韩国学者们对于壬辰战争的研究自50年代以来就较为重视，他们在战争的原因、朝鲜义兵、李舜臣与朝鲜官军、与明朝的关系问题、与日本的关系以及战争和谈问题、战争记忆等方面都有较多的研究，在搜寻新史料方面也做出了很多成绩。代表性的著作有崔永禧的《壬辰倭乱中的社会动态》，该书深入揭析了在战争状态下朝鲜民众的反抗活动。李章熙的《壬辰倭乱史研究》，该书不仅研究了朝鲜官军与义兵的抵抗活动，而且研究了民间叛乱活动、降倭的处置使用、军粮的调达、屯田的经营等问题。韩明基的《壬辰倭乱与韩中关系》，该书对明朝出兵援助朝鲜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开始重视明朝在壬辰战争中的作用。不过，该书对明朝外交与士兵军纪也有很多批判。

从总体上看，韩国学者在壬辰战争研究方面所表现出的民族主义色彩较为浓重。上个世纪50—70年代韩国学界为了清算以前日据时期的殖民史学，在壬辰战争研究主题上凸现了义兵反抗活动与李舜臣水军活动，以强调韩国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80年代开始重视从战争的视角来探讨战争具体实况，不过仍是在“韩国史”的框架下来搜集资料并展开研究。进入9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开始注意使用中国史料，但仍是为了强调朝鲜在壬辰战争中的主要角色，对明朝军队参战所起作用极为低估，认为明朝只是为了保护自身利益而战，所以明朝并不积极应战，只注重与日本议和，甚至明军的军纪问题，以及向朝鲜过分要求兵饷给朝鲜带来很大负担，都是他们比较关心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去中国化”的学术倾向。

从中国学术界研究壬辰战争的情况看，上个世纪50—70年代学者们所讨论的问题比较集中在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原因、明朝援朝御倭战争主要人物评价以及中国军民在壬辰援朝御倭战争中的作用等问题，所使用的资料也比较简单。只有身居台北的李光涛，在广泛搜集明朝、朝鲜和日本的文献基础上先后出版《万历二十三年封日本国王丰臣秀吉考》《朝鲜“壬辰倭祸”研究》，前书详细叙述了中日和谈与明朝册封日本丰臣秀吉原委，后著则直接运用史料对壬辰战争的原因、中日间主要战役、两国议和等问题分别进行了考述。不过，他的两本著作皆侧重于叙述，提出并讨论的问题不多。自8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对于壬辰战争史研究的问题意识有了明显的增强，所讨论的问题包括战争的情报和决策问题、粮饷供应和运输问题、军队构成和战斗力问题、中日和谈与朝日和谈的比较问题、明朝和朝鲜的政治生态对战争影响问题、战后军事安排和周边形势变化问题、后世史籍书写与资料校勘问题等。不过，现有研究多是在“中国史”的框架下进行的，只有少数论文是在中韩关系史的框架下进行研究并注意使用朝鲜方面史料。总的来说，多数论文作者仍缺乏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史的视野，与韩国以及日本学者的学术对话意识不强。也就是说，中国学者对于这一东北亚共同历史的研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自话自语学术倾向。

因此，对于壬辰战争这一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历史上重大事件的研究，中、日、韩三国学者都应走出一国史空间的局限，在跨国史的框架下进行新的研究探索，从而推进对东北亚地区共同历史的认同。

作者依次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大连外国语大学日本语学院教授、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原载《海交史研究》2019年第4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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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恩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