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天津谦德庄小学

文|宁书振

我1955年出生，1957—1966年在谦德庄保安街58号居住，1962—1967年在谦德庄小学上学 ，1972年参加工作。

谦德庄小学原名叫六区12小学，建立于1950年。我是1962年进入谦德庄小学的，在这里度过了5年的学习生活，留下了一段终身难忘的记忆。在那个年代，这所学校无论是规模还是师资力量都算是高水平的。当时在校学生约2000多人，类似今天的重点小学。

学校坐落在河西区汕头路，但校门并不在这条路上，进校门必须经过汕头路边上的一片旧货市场（俗称“破烂市”）。穿过旧货市场，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土道，向北走可到徽州道，向南走到尽头就是谦德庄小学的大门。

下图：中学和小学的位置

进入校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操场，这不是学校的唯一操场，在谦德庄中学成立之前，学校还有一个大操场，大操场内设有足球场及其他体育设施。操场西面是一排教室，大约有6间，中年级的同学在这排教室上课。后面还有一排平行的教室，中间是一条约6米宽的通道，我们刚入学时就在后面这排教室上课。操场的西南角有几间旧平房，是老师的办公室，这儿是我印象最深的地方。每到冬季上午4节课后，我作为小班干部经常要去办公室交全班同学的作业。一进办公室就闻到一股诱人的饭菜香味，因为那时小学都是平房，没有暖气，每个办公室都用火炉取暖。中午老师将带来的饭菜用铝饭盒放在炉上加热，由于是剩白菜，加热后都发黄了，但味道很香，每每让我的肚子立马咕咕叫起来……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这诱人的味道如此绵长美妙，挥之不去。
下图：小学布局示意图

紧邻操场南面的是一座50年代盖的3层宿舍大楼——邮电大楼，楼与操场之间没有围墙相隔，学生踢球将楼房玻璃砸破的事时有发生。最值得一提的是操场的北面，原来是一溜旧教室，大约在1963年将旧教室拆除，盖了2间新教室。新教室不光是建筑新，光线明亮，设施也新。过去小学生用的课桌椅都是双人的，而新教室配备的桌椅与中学生用的课桌椅相同，是单人的。每个同学独立使用一套课桌椅，且比双人课桌椅高大。黑板也不一样，用当时鲜有的玻璃黑板代替了旧式的木质黑板。地是水磨石地面，光滑平整。崭新的建筑，崭新的桌椅，崭新的黑板，让全校的同学羡慕不已。该着我们班的同学有福气，四年级的时候，我们班终于盼到了在新教室上课的机会。

操场的西北角是学校领导办公的地方，有校长室和教导处。“教导处”是学生最害怕去的地方，无论多调皮的学生，犯了错误，只要老师说一声：“将他拽教导处去”，这个学生立刻就老实了。沿教导处向北是一个过道，过道西侧有一个被称作“楼院”的老式建筑，“楼院”是由青砖二层小楼围成的三合院，房屋是木结构，二楼教室的房前围有一圈木质走廊，室内是木地板，西面两拐角处是上二楼的木质楼梯，楼梯很窄且光线昏暗。为什么50年代新建的学校会有解放前的旧式建筑呢？那时候年龄太小对这个问题没想过，成年后通过听老人讲述和查阅资料才明白。原来谦德庄小学的前身是浙江义园，浙江籍在津人士去世后，不愿意在津埋葬，又不方便立即运回原籍，于是就将棺材暂时寄存在浙江义园，“楼院”就是过去浙江义园存棺材的库房。回想起来当年我们做大扫除时，曾经在旧房子的角落里发现过死人用的枕头，是那种木制带花纹的枕头，这就更说明了学校旧建筑以前的用途。

顺着过道继续向前走是个门口，进入门口就是学校的大操场了，大操场很大，能踢足球，有田径场地。我们曾经在这里开过运动会，上过体育课。但是好景不长，大约在1963年因谦德庄中学成立，占用了大操场，从此大操场与谦德庄小学脱离。在大操场门口的附近还有一座建筑，其结构类似一座厂房，中间是通道，两边是教室，但只有一层，光线很暗。我们的音乐教室就设在这里，音乐教室内有风琴，学生轮流到这里上音乐课。小学校里设有专门的音乐教室，由这一点就能反映出学校的规模。我后来转去的小学就没有音乐教室，上音乐课时，音乐老师背着手风琴去各教室上课。二者比较，学校的差距就显现出来了。

学生的成长离不开老师的教导。离开学校50年了，但许多老师的音容笑貌至今仍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刚入学时的班主任，是一个刚由学校毕业的李老师，可能还不到20岁，同学们背地里叫她“小李老师”，小李老师是同学们非常喜欢的老师。她态度和蔼，从不训斥学生，像个大姐姐。她关心同学，熟悉全班每个同学的家庭情况，定期家访，将同学的在校表现及时与家长沟通，用一片真情和温暖感召着全班同学健康成长。李老师家住学校附近的王家台胡同内，有时一帮同学在她家门口路过，就喊“李老师，李老师……”，其实同学们并不是有事要找李老师，只是出于调皮或起哄。但李老师每次都出来迎接，亲切的问同学们有什么事需要帮助。

其间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年，一位外地的军官到天津执行某项任务，带家属住在学校附近的旅馆里。因为军官要在天津工作一段时间，孩子的学习不能耽误，于是插到我们班暂时学习。由于外地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进度与天津不太一样，孩子学习起来比较吃力。李老师就组织一些学习较好的同学，利用课外时间给这名同学补课。那段时间每天下课后，这些同学就到他所住的旅馆里，帮他复习功课，有时学习到晚上10点多鈡。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这位同学适应了天津的教学方式和进度，学习成绩很快就追上来了。临走时他的家长专们到学校致谢，连声说：“天津人太好了，我们要永远让孩子记住天津人的情意……”

后来班主任换成了孙老师，孙老师比较严厉，教学经验丰富，管理水平高，不怒而威，多调皮的学生，见了孙老师也会服服帖帖，班里秩序井井有条。孙老师一直带到我转学离校。50年了，今天我在这里仍想衷心说一声：“孙老师，谢谢您！”

学校里还有许多优秀的老师，教导处的孟主任是一位教学经验十分丰富的老教师，风趣幽默。在给我们代课时，课堂气氛总是十分活跃，师生互动，孟主任经常用通俗幽默的语言来表述课本的知识，逗得同学们哈哈大笑。孟主任有句名言叫：“拉屎不瞧，写字不描”，被同学们传为笑谈。

体育老师师俊杰（也可能是华）是个老教师，喜欢下象棋，是我们象棋兴趣小组的辅导员。师老师为了提高我们棋艺水平费尽了心血。在1964年暑假将我们介绍到市人民体育馆，参加象棋培训班。培训班由天津象棋名家王教练辅导，上课的教室墙上挂着一个大棋盘，王教练按棋谱给我们讲解各种残局。通过这次培训，使我棋艺水平有了质的飞跃，乃至于成年之后无论在哪个单位我都是高手。

音乐老师王流不但课教得好，还会指挥和多种乐器，在天津市音乐教师中很有名气。当时每年全市5.1或国庆节庆祝活动时，他都天津检阅台上的乐队队员之一。还有一位教语文的华老师，据说是大书法家华士奎的孙女。

60年代小学实行二部制，半天上课，另外半天在学习小组中写作业。经常与我在一个学习小组的同学有刘忠原，李春海。小组设在我家，学习小组办得很正规，布置了学习园地，定期将优秀的作业、学习的心得刊登在园地上。在学习小组完成作业后，有时还开展一些文艺活动，如练快板、对口词、三句半等，自编自演。有一回我写的一篇作文不错，得到了好评，据说要刊登在《天津晚报》上。当时晚报有一个专门刊登小学生优秀作文的“孩子习作”专栏，能登上这个栏目的作文大部分是全市的重点小学，如“鞍山道小学”这类学校的学生写的作文。于是我就盼啊盼，晚报一来，先看“孩子习作”上是否有我的作文，盼来盼去始终也没见作文登出来。后来我猜测我那篇作文在我们学校可能还算不错，所以老师推荐给了晚报，但到了报社和其他优秀作文比较也许水平还是差强人意，所以没登出来。

那时的小学业余活动丰富多彩，学校组织了各种课外活动小组，有手旗队、发报队、航模队、无线电小组等，还经常组织比赛和表演。有一年暑假我参加了组装“矿石收音机”的培训，辅导老师在黑板上画出了矿石收音机的电路图，给我们介绍各元件的作用和收音原理，例如电感线圈、可变电容、矿石等元件，讲得非常详细。这是我第一次接触电（无线电）的知识，看来我与电有缘，后来终身从事电气工作。

大约在1965年左右，天津市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阶级斗争的弦越崩越紧。那年天津出了一个“蒋树璋事件”。有一个名叫蒋树璋的资本家，伙同家人将同院邻居（工人）给打了。于是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声讨资本家殴打工人的运动。这场运动也波及到学校，我们学校也在操场上开了全校的声讨大会，师生纷纷发言，强烈谴责反动资本家殴打工人的滔天罪行，将事件的性质定义为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是阶级报复。实际上现在回想起来，那不过就是一场普通的邻里纠纷，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却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

1966年春天由批判“三家村”开始了文革的前奏。我们小学生也积极参加运动，写批判稿，办批判专栏，对“三家村”的大毒草“燕山夜话”进行“口诛笔伐”批判，“燕山夜话”的作者通过“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手法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实际我当时真实的感受是“燕山夜话”就是一些民间寓言，感到很有意思，看不出其反动本质。当然这只是自己心里的想法不能说出来。

由那时起，学生们就不安心上课了。那年暑假放假之后就再也不开学了，叫“停课闹革命”。我在家闲得无聊，经常到学校打听何时上课，每次都是高兴而去，失望而归。学校大门紧闭，没有开学的消息。

1967年春天，终于盼来了“复课闹革命”的号召，各校陆续开学。可是这时我家已经准备搬家要离开谦德庄了。1967年4月在复课一个星期后，我转学离开了我终生难忘的谦德庄小学。

（编辑：张翔 swell100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