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此前处罚8名“造谣者”，最高法发声：理应保持宽容态度

1月1日，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武汉 发帖称，8名散布谣言者被依法处理。

1月21日，《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通过微博透露，公安部门当时是把这8位市民请去调查，过程友好客气，没有一人被拘留、处罚。武汉有关人士向他解释，当时多数人没想到疫情后来会发展得如此严峻，社会情绪的稳定是官方当时的优先考虑。

尽管如此，这件事也引发了网民的热烈讨论。而在28日，最高人民法院直属的事业单位，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对此事发声表示，执法者对这样的“虚假信息”理应保持宽容态度。

最高法对此发声

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文章表示，

“谣言”是生活用语，法律上对谣言表述为“虚假信息”。在有关新型肺炎的问题上，编造、散布，或组织、指使他人散布虚假信息造成社会秩序混乱的，属法律严格禁止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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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信息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文章认为，谣言之所以产生，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虚假信息起源于个体认知能力的局限。

不同个体基于认知水平的差异，对同一事物，完全可能产生不同程度的虚假信息，我们应该理解法律对个体的适度宽容态度。

比如，在武汉市公安机关处罚的8名发布“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7例SARS”的案件中，如果机械地理解适用法律，我们的确可以认定，鉴于新型肺炎不是SARS，说武汉出现了SARS，属于编造不实信息，且该信息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混乱，符合法律规定的编造并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给予其行政处罚甚至刑事处罚，有其正当性。

但是，事实证明，尽管新型肺炎并不是SARS，但是信息发布者发布的内容，并非完全捏造。如果社会公众当时听信了这个“谣言”，并且基于对SARS的恐慌而采取了佩戴口罩、严格消毒、避免再去野生动物市场等措施，这对我们今天更好地防控新型肺炎，可能是一件幸事。

所以，执法机关面对虚假信息，应充分考虑信息发布者、传播者在主观上的恶性程度，及其对事物的认知能力。只要信息基本属实，发布者、传播者主观上并无恶意，行为客观上并未造成严重的危害，我们对这样的“虚假信息”理应保持宽容态度。

试图对一切不完全符合事实的信息都进行法律打击，既无法律上的必要，更无制度上的可能，甚至会让我们对谣言的打击走向法律正义价值的反面，成为削弱政府公信力的反面教材，成为削弱党的群众基础的恶性事件，成为境内外敌对势力攻击我们的无端借口。

2、虚假信息起源于信息公开的不及时、不透明。

谣言止于公开。群众基于对自身安全的焦虑，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存在一定程度的慌乱，是人之常情，应予理解。如果在这种时刻，有关信息及时、全面地公开，群众的疑虑自然会削减。但是，如果信息公开不及时、不透明，群众基于其社会交往圈与自己的生活经验，往往容易听信并传播各种谣言。

所以，解决谣言问题，依法处理是治标，信息公开是治本。我们做好了信息公开工作，群众就会将公开的信息和自己获知的谣言相对比，久而久之，当群众发现政府公开的信息永远正确时，谣言就自然失去了群众基础。反之，如果谣言一次次被现实证实，那么群众在突发事件面前，会自然地选择相信谣言。

事件回顾：8名武汉市民被查处，无一被拘

1月1日，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武汉 发帖称，武汉近期发现接诊多例肺炎病例，市卫健委就此发布了情况通报。但一些网民在不经核实的情况下，在网络上发布、转发不实信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公安机关经调查核实，已传唤8名违法人员，并依法进行了处理。

对此，胡锡进在21日连发三条微博，在第一条微博中，他呼吁武汉市公安局重新开展调查，并依据更新的事实情况做出结论，通报社会。

第二条微博中，胡锡进表示，相信当时武汉公安部门掌握的信息不足，武汉卫健委对疫情的认识也与今天不一样，“但是现在回头看，那8个人说这种病就是SARS等等，离事实的距离就不像当时看上去那样大了。加上他们不是专业人士，他们那样做的动机和影响，今天看上去也会有非常不同的感受。”

胡锡进认为，谣言必须打击，但对造谣进行定性和法律追究时一定要慎之又慎，公安局对该案做出重新定义“很有必要”。

21日晚，胡锡进透露武汉市有关人士已联系他说明此事的情况。该人士说，公安部门当时是把那8位市民请过来调查，过程非常友好客气，且8位市民没有一人被拘留、被处罚。

该人士表示，现在回头看，那8人说这次的病毒就是SARS，不准确，但他们作为非专业人士有这样的偏差可以理解。只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大多数人没想到疫情后来会发展得如此严峻，社会情绪的稳定是官方当时的优先考虑。他表示，现在大家都投入到了“武汉保卫战”中。

编辑|郑直 杜波

截至1月28日21:00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4630例，死亡106例。

本文来源：人民法院报、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