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对整个世界来说都非同寻常,西方主要国家经历着由商业资本主义向工业革命的过渡;而我国经历了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鼎盛时期——康乾盛世;在18世纪,我国在中西贸易交流中还是处于出超地位,中国的生丝、茶叶、瓷器等在世界上十分畅销;而众所周知,中国近代史是落后挨打的屈辱史;历史关键的转折就在18世纪;从18世纪到19世纪这一百年里,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清政府又采取了哪些政策埋下了隐患呢?下面我们来看看!
康熙五十二年(1713)五月,广州黄埔村的人们正将来自安徽和福建的茶叶装上外国商船,他们干得热火朝天;这些茶叶将要运往欧洲以及东南亚;广州黄埔村是清朝开放的中外贸易通商口岸,从明朝开始,这里就非常繁华,村民修建起高高的祠堂,过着富裕的日子;这个港口的贸易额,就整个西欧而言,一年的茶叶就达到45,000,000磅;除了茶叶,中外贸易商品还包括一直畅销的生丝,以及同期兴盛起来的瓷器;
当时中国制造瓷器的水平远远高于欧洲国家,无论景德镇的青花瓷,还是德化窑的白瓷,都已不再是少数欧洲皇室贵族收藏的工艺品,它们已经进入广大欧洲平民市场,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用品;总的来说,18世纪我国对外贸易十分繁荣,“中国制造”在世界上非常受欢迎。
尽管这段时间中国在中西贸易中处于有利地位,而且这种情况维持了一个世纪,但是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在广州这些贸易之中,清朝完全处于被动状态,进出口货物全部仰仗西方的运输,中国并无远航欧洲的商船;这样一来有什么影响呢?不只是说明我国造船工艺落后,还可以看出这段时间商贸“有来无往”,不是双向互动的,这里有两方面原因;
首先,早期在国外的中国手工业者受到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打压,殖民者垄断当地市场,于是认为中国手工业的发展损害了他们的利益;第二个原因在于清朝自身,也是主要原因;清政府对外贸易的指导思想没有摆脱中国封建社会传统观念的案臼,西方国家这一阶段是拼命“增加财富”;而我国清政府则更加强调“体统”,它以天朝上国自居,认为西方国家同自己贸易交流是“输诚向化”、“远慕天朝”;
因而实行“加惠远人,抚育四夷”的政策;据《清高宗实录》记载,乾隆时期,朝廷允许洋人在广州贸易,是“因天朝所产茶叶、生丝、瓷器乃西洋各国生活之所需;”并“圣训以天下之物供天下之用,尤为通商便民,诚中外一体之远模也”;这种外贸思想其实不属于经济学范畴,而是体现了中国封建王朝传统的“抚驭外夷”的思想;在这种守旧思想的指导下,我国错过了18世纪这样一个关键的一百年;到18世纪末期的时候,我国对外贸易出现明显倒退。
清政府的种种苛刻禁令,严重地阻碍了我国海外贸易的发展,将中国商人置于无法与西方殖民者竞争的地步,导致了后来我国落后挨打的局面,这是历史的悲哀。
【参考资料:《清高宗实录》《中国经济》《清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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