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财政危机：税收严重不足引发哪些后果？都是白银外流惹的祸？

清朝税收严重不足导致财政危机

• 一组清朝财政数据表明：清王朝税收严重不足

1750年前后的清朝收入，约等同当时国民所得的4%—8%。在1808—1856这48年中流出的3亿2千7百万银元，意味着每年减少681万银元，或者是田赋的16.1%，是或者1842年清廷整个财政收入的13.31%。众多省份出现白银外流、田赋减少。

清代税收用的白银

1841年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省的田赋收入，总合比官方的定额的少了12%，1842年少18%，1845年少13%，1849年少33%。1843年以前各省田赋短缺593.48万两。1843年至1847年的前6个月，再次减少206.48万两，1847年的后半年又减少106.53万两，1848年，尽管豁免了280万的欠税，短缺仍然达770万两。

正如缪梓1849年的计算那样，"东南为财赋所出，地丁征钱解银，自银价日增，其征足敷解者，十之一二，余则征十解九或解七八"。1840年一位御史发现江苏是支付田赋最多的省份，但是欠收也最多。此外，河南与山东税额短收三分之一。

清代税收统一使用白银，由地方漕运至京城

• 盐税收入也在下降

属于两淮盐区的江西、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其盐税收入占整个国家盐税收入的一半，但在1841、1842、1845、1849年，其收入比规定的数字低37%。此外，浙江、安徽、江苏的两浙盐场是第二大盐场，不足官方定额的一半。其他盐场，例如长卢(直隶、河南)、山东(山东、江苏)、福建广东(广东、广西、贵州、福建)、广西(广西、广东)、四川(四川、湖北)的盐场，在1841、1842、1845、1849年所征收的税比官方的税额少三分之一。

清代林则徐的学生冯桂芬写道：

干嘉间一例之开，动赢千万，数商之助，动赢百万。今则开捐助饷，拿者寥寥，此何故也？中国之银止有此数。不过相流转于上下之间，开捐助饷，无非挹彼注兹之法。今则无可挹，何有注。虽刘晏复生，不能转无为有矣。

意思就是说，在整个清朝商业部门，随着贸易减少，海关税收少于定额，属于非正式岁入的捐输也减少。清朝大部分省级政府的费用要用辖区内的海关税与盐业部门的捐输来弥补。由于商业萧条，来自清朝商业部门的非正式收入也随之减少。

清代白银

1841、1842、1845、1849年，实际征收的土地、杂项、盐、关税等税入，平均比官方的定额少14.28%。正如1848年的一位御史所说："国家岁入有四千余万两之额，近日欠款，每年几及三分之一。"北京户部的税收登记簿也表明了户部盈余的减缩。如果将1842年的户部盈余设定为100,那么1843年则跌到73；1845年为83；1848年为81；1850年为66。

小结：在此困难时期一些税收被豁免，税收豁免的部分通常是那些被运往清朝中央政府的部分，而非为地方政府存留的部分，因此中央政府更加受到影响，导致银价贬值，铜钱增值。“银贵钱贱”危机是税收不足的关键因素。

银锭

财政危机的严重后果（1）：朝廷减少支出

由于清政府也在钱庄以铜钱换成银两以支付开销，所以当铜钱相对于银两贬值时，以银计算的公共支出就变贵了。漕粮就是一个例子。中国东南的好几个省，漕粮作为田赋的一部分支付，漕运总督将运送漕粮或折换而成的白银通过大运河运入北方。漕丁80%的费用以银两或者银元支付，仅仅20%用铜钱支付。

这就是为什么冯桂芬说："昔之一两今之三两也，是国家之出银也，常以三两而供一两之用。"税收减少支出增加，户部的赤字据统计：1843年为127.9946万两、1848年为3.721万两、1849年为55.9017万两、1850年为237.5925万两。平均而言，赤字大约达到经常岁收的4%。

清代官银漕运示意图

最后，国家还得支付更多处理因为支出短缺而引发的问题。冯桂芬生动地描述了这一恶性循环：

钱贱而银贵……国家之出，银也。常以三两而供一两之用。……应修之水利不修，因之宣蓄无资，农田易成旱潦，转以蠲恤捐帑金。应设之巡缉不设，因之养痈贻患，穿窬变为跳梁。转以征调糜军饷……事后补救，需费更多。歧中有歧，弊益滋弊。如是而国安得不贫，揆厥原本，无非银贵有以致之。

小结：当银钱兑价倍增时，即使实际的费用并没有增长，但至少要多用成百上千串的铜钱来兑换银币。既然地方政府几乎各种费用都用银币支付，各地区各部门的财源因为倍增的银价而枯竭了。

清代官员示意图

财政危机的严重后果（2）：官员的金钱崇拜与社会腐化

• 清廷官员逐利，阿谀奉承之风盛行

当白银危机使民众更加贫困时，无论是高官还是平民，他们都会不顾一切地追求金钱。管同(1780—1831)——他是一位有举人身份的学者，曾悲叹道："逐利"、"阿谀"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缩影，下属们尽可能频繁地拜访他们的上司。

清代学者冯桂芬注意到这个时代民众毫不迟疑地讨论官位的利润。1850年他告诉他的幕主林则徐一位地方官朋友的天真。当这位朋友听闻一位官员讨论江苏山阳、泰兴职位的获利情况时，他认为官员提到的是名为"三阳"的酱油店和名为"泰兴"的缫丝厂。由于当时经常按照收入来评估官位的获利情况，林则徐也对此笑话击掌叫好。冯桂芬接着说："大小京官，莫不仰给于外官之别敬、炭敬、冰敬，其廉者，有所择而受之，不廉者，百方罗致，结拜师生兄弟以要之。"

也就是说，很多公共事务都留给幕僚、胥吏、衙役去执行，这些人建构了一套贿赂体系。

清代乾隆朝贪官和珅

• 再谈谈清廷官场的的腐败

清朝前期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腐败与拜金现象，当和珅掌政的1775—1795年间，政治腐败的程度恶化。乾隆时期袁枚(1716—1798)的文章提到，钱比其他一切事物更有作用。画家郑燮(1693—1765)在1759年提到，比起其他礼物，他偏好以白银交换他的画作。

但是，在银贵钱贱危机时期，腐败进一步恶化。从嘉庆时期到1854年，支付幕友（协助办理刑案的人员，清朝俗称“师爷”）的费用上涨5—10倍，可见腐败的快速增长。幕友几乎与官员一样多，约2.7万人。

1854年御史范承典指出："

州县之糜费，以胥吏幕友为最巨。嘉庆年间，刑名钱榖，修脯一二百金，近则逐渐加增，竟敢私设定额，大缺一二千两，小缺亦五六百两。合天下一千四百馀缺之州县计之，此项竟须二三百万两。"

从上面两项数据合计，一年被幕友（师爷）侵吞的款项多达八百万两，约占政府岁入五分之一，严重影响国家财政收入。

清代师爷示意图

19世纪前期，管账的幕友制度化而称之为“账房师爷”，也呈现了此时贿赂剧增。从18世纪以来，地方官的幕友协助处理刑名、钱谷、奏章、战役、诉讼。但是到了19世纪前期，出现了一种账房师爷负责秘密记录从下级所获得或赠送上级长官的礼物。

当史无前例的银贵钱贱危机发生时，已经建立的社会价值受到金钱至上的社会风气的致命威胁。管同评论他所处时代所弥漫的逢迎，背后可悲的是既无忠诚，亦无爱心。他接着说道："上之所行，下所效也。时之所尚，众所趋也。今民间父子兄弟有不相顾者矣。合时牟利者是为能耳。他皆不论也。士大夫且然，彼小民其无足怪。"

小结：这种发展到最后，官员们倾向于沉默寡言，学者所关注的不是知识，而是获得更高的职位、赚取更多的金钱。他们不再在意执行公共行政事务所需的正直。

清代太平天国起义

财政危机的严重后果（3）：清王朝的统治权威受到威胁

在一些案例中，税收不足迫使官员强迫民众支付更多的税，这常常引发抗争。1842—1849年间的110次抗争中，有许多就是因为更高的银价增加了税收负担。一些高官将最大的抗争归因于银贵钱贱危机，以及胥吏、衙役滥用刑罚。1842—1849年间的110次起义发生于江苏、浙江、福建者，与秘密社会无关，但是其在1847年后于广西、广东、湖南发生者则有关联。

当由秘密社会领导的抗争延伸到中国东南地区时，原本参加经济抗争的民众加入了由秘密社会领导的太平天国的行伍。1850—1870年间清廷平定太平天国运动，花费了清廷4.2亿两白银(大约5.8亿银元)。但是，1852年清朝的年收入减少到1850年的60%。1852年开始大量卖官鬻爵。都察院左都御史花沙纳(1806—59)如此描述：

富豪竞进，寒士向隅，为乾隆时所未有。然天下士尚踊跃观光者，以科甲一途，非银钱所能为力，犹足贵耳。今乃并此而捐之，胥天下而出于利途，益令垂首丧气口议腹诽，是失士心也。

清代府衙使用的白银

到1853年清廷失去的不仅是无法获得官位的学者的支持，也丧失了维持自身的能力。每年支付官员与军人的薪金共约3,000万两。事实上，户部盈余只有29万两，需要用来维护国家机器运转的钱项90%没有着落。

但是，1856—1886年间，清政府通过商业税，能够汲取回流中国的白银，以协助化解这个巨大的危机。负责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的高官，例如曾国藩、胡林翼(1812—1861年)等意识到农业税不能增加，而对商业界征收重税。

19世纪后半叶，在整个税收中商业税的份额快速增加。1841—1849年商业税仅仅构成政府岁入的11%，到了1890年大约达到65%。增加的商业税包括关税(条约口岸开放以后，一种快速扩张的收入)、盐税、厘金(创立于1853年的一种新型的国内关税)、鸦片税(1858年后引入)、常关税。

1890年田赋相当于所有税收的28.2%，关税为24.7%，盐税为15.35%；厘金为14.56%；鸦片税为9.25%，常关税为1.12%。

小结：尽管仍然面对外国帝国主义者带来的困难，这些商业税使清廷得以处理国内危机而维持到1911年。

清代铜钱

总结

综上所述，小编“搞史人”认为，在传统中国，在银贵钱贱危机时期，我们看到多半在城市中使用的白银、与多半在乡村中使用的铜钱，是相互连结的。例如，尽管城市官员与商人拥有白银，但他们的白银是以住在乡村的平民所支付铜钱再在钱庄兑换来的。这些交换受制于城市钱庄商人设定的银钱比价，在19世纪前期该比价受到白银外流的影响。

因此，是整个国际市场而非单单清帝国把持了中国城乡网络的枢纽。小编“搞史人”认为，连接国际市场的白银部门，是一个较不稳定的市场；而很大程度上供给国内的铜钱市场，是一个较为稳定的市场。这或许只能用在乾隆早中期时代(1736—1775年)，当时在中国的货币体系中白银还没有取得支配性的地位。但是19世纪前期的银贵钱贱危机明显地表明：白银的价格波动会传递到铜钱部门，铜钱收入者受制于由白银所影响的银钱比价，是这一传输过程的关键环节。

官银

无论银价的增长关系到铜钱收入者，还是货币供给的减少，都增加了政府与纳税人、佃农与业主、雇主与工人、商人与手工业者间的摩擦。无论是边陲省份还是核心省份的边陲地区，都无法逃避这一危机。在同样需要支付税收与购买必需品的情况下，边陲地区事实上比核心地区遭受更多的困难，因为边陲地区更难获得白银，这也是白银外流、清政府财政危机的原因之一。

同时，随着白银外流、银价对铜钱的价格高涨，从1820年代到1850年代早期，流民、腐败、贫穷、起义都一步步恶化。当社会的货币短缺时，诉诸于腐败以维持个人收入的风气威胁了现存的价值。官员与士兵实际收入减少，政府对财政赤字更加的无能为力，使得国家的权威受到可怕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