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记忆丨解放前的北京地毯行业

地毯是我国特种手工艺品之一，在国际市场上素负盛誉。党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祖国。

我们为了加快四化建设的步伐，要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外贸关系，有计划地吸收国外资金，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并进口必要的成套设备，这就必须采取各种措施，首先是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以积累较多的外汇，增加自己的偿付能力。

地毯业当然也应积极增加生产，提高质量，从而扩大出口，在这方面做出贡献。现将北京地毯业织造技艺的来源及其历史沿革和生产经营上的变化情况，略述于下，供关心这一行业的人士参考。

为写此文，也曾查阅了一些报刊、书籍和其他资料，并走访、请教了本市地毯业的有关单位和同志和过去从事地毯业的一些老人。但限于自己的水平，所述必有遗漏和错误之处，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同时，对支持和提供资料的单位和同志表示感谢。

织毯技艺的传入和本业走上坡路阶段

北京用羊毛织造栽绒地毯的技艺，一般认为最初是从西藏传来的。据说：1860年（清咸丰十年），西藏达赖喇嘛入京，带来大批藏毯献给咸丰皇帝。咸丰极为欣赏，并将一部分赐给王公大臣。他们亦莫不喜其精美。

于是，清内务府奏请召西藏喇嘛善织者来京织造。帝准所请。后喇嘛鄂尔达尼玛应召率弟子二人入京，设织造局于彰仪门（即今广安门）报国寺，并招徒学织，是为地毯织造技艺传入北京之始。

后鄂尔达尼玛返藏，织造局事由其两徒主持。旋因二人意见不合，形成两派，并分别由该寺东西两门出入。又由于两派织法各有特点，遂有所谓“东门法”、“西门法”之分。

另有一种说法是：清乾隆皇帝对西藏进贡的地毯非常喜爱，引起一些官员的重视。于是在报国寺设立地毯传习所，并从甘肃请来技师教织。后因学织的人越来越多，形成东门、西门、鸡门三派，以崇文门一带为东门，打磨厂一带为西门，西城一带为鸡门。鸡门所织者质量最好。

这与前一说法大有不同，特别是时间上早约100年。我曾向北京从事地毯业的一些老人请教。他们都对后说表示怀疑。认为时间上不会早那么多年；后来也没有什么“鸡门派”，这样称呼可能是对既非东门派又非西门派者的一种讽刺。姑均记之待证。

织造局的产品最初专供清宫、贵族和喇嘛寺庙陈设、玩赏等用。以后逐渐传入民间，并在少数作坊生产。较早的厂坊有继长永、永和公、万成永等。当时是以内销为主。外国使馆、教堂，以及外交人员、传教士、商人、游客等个人，也有购为自用或回国送人的，但数量甚少。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大肆掠夺，清宫及显宦豪富之家所有地毯多被抢走。事后带回各国，见者均惊为珍品。德商鲁麟洋行曾专门派入前来学习，并购买一批地毯作为样品，运德展出和仿织。后终因产品远不如我国所织者而作罢。

1903年，美国在圣路易斯开万国博览会，我国地毯运去展出，获一等奖，因而名闻欧美，开始行销欧美市场，且利润颇高。北京遂有较多的私人投资开厂织造，地毯业由此兴起。天津、上海等地也闻风仿行织造。于是，地毯乃逐渐成为我国的一项重要出口商品，由内销变成以外销为主。地毯业中，也就出现了兴衰决定于外销的局面。

在义和团运动失败、清政府于1901年签订了卖国投降的《辛丑条约》之后，帝国主义更加强了对我国的统治和掠夺，外国资本家也在中国地毯上大做文章，极力进行盘剥和掣肘。

再加上当时国际地毯市场仍由近东的一些国家，如土耳其、波斯等所控制，所以我国地毯的外销受到很大限制。1912年出口地毯的全部价值，只有当时的海关两57000多两。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地毯业的发展当然也不可能很大。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土耳其、波斯等近东国家因战事关系，停止地毯出口。国际市场上对我国地毯的需要大大增加，价格也有较大提高。北京和其他各地大小毯厂乘机设立。

到1916年，据《东亚经济》一卷十期所载赵禾《北京手工业概况》一文说：北京的地毯厂坊即骤增至百数十家，同时在崇文门外东大市设立了毯行商会，入会者亦有六、七十家之多。

北京毯行商会于1915年由继长永地毯厂经理侯继长发起组织的，旋又中断。到1927年始组织成立，选举开源地毯工厂经理郎钟骏为会长，到1930年改组为北京市毯业同业公会，选举燕京地毯工厂经理李黎轩为理事长，之后，又经过几届改选，担任理事长的有市民生地毯工厂经理程子容、仁立公司经理凌其峻等，到1947年改组为北平市毯业工业同业公会，选举仁立地毯工厂厂长施复湘为理事长，到1956年全市工商行业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各企业的经营管理、人事安排，统由各专业公司归口管理，各同业公会先后自然消失。

到了1917年，因受国外市场变化和银价骤涨的影响，出口商人纷纷减少地毯的收购，外商也乘机压价，使地毯价格跌落百分之七、八十。北京又有不少地毯厂坊减产或倒闭。

可是，1918年欧战结束后，海运重新畅通，外商又接踵前来订购地毯，甚至一度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据《劝业丛报》一卷三期载：1920年，由于地毯出口增加，一年之间北京增加的地毯工厂竟达40余家。

包兰德、朱积权的《北京地毯业调查记》载：据罗听余等在调查报告中说，1920年时，北京地毯工厂、作坊大小共计354家；又据甘博的调查说，当时北京地毯业的工、徒（即工人和学徒工，下同）达5000人。

1921年前后，发生了一次时间不长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地毯出口一度下降，北京地毯生产也有所减少。但1922年后，外销情况又顿形好转，且一直迅速上升。至1924年，全市厂坊虽减为206家，而工、徒却增至6834人。1920年时，100人以上的工厂只有5家，而这时却有一二十家。这些大厂几乎控制着整个北京地毯业。

到1926年，我国地毯外销情况达到了这一时期的高峰。从方显廷编《天津地毯工业》的记载看，这年我国出口地毯的价值达当时的海关两654.7万多两，比1912年增加了约115倍，比1920年还增加了四倍多。

北京地毯业当时的外销情况也是较好的。1927年，北京地毯业在外销方面虽略有下降，但仍处于相当繁荣的阶段。据1936年4月3日北平《晨报》所载《北平地毯业之厄运》说：1927年，该业尚有厂坊300余家，工人3900余人，年产地毯100余万方呎（我国地毯计量过去一贯用英美制，呎即英尺，下同）。

从以上情况看，北京地毯业自始建至1927年间，业务上虽有起伏，但总的说来是在走上坡路的。

北京过去所有地毯企业的基本情况

我们知道，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民族工商业始终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束缚和压迫，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发展。北京地毯业当然也不例外。

概括而言，它同北京的其他行业相类似，经济上的软弱性和落后性十分突出，表现在：小型企业占极大比重，并且大部分是厂家不分的作坊，即所谓连家铺，资力薄弱，经营管理方法落后，对工、徒的剥削和压迫极其残酷。

但是，地毯业还有一个与其他行业不同的特点，就是产品以外销为主，因而与外国资本的联系较多，受国际市场经济情况变化的影响也较大。

关于北京地毯业过去所有企业的基本情况，现在很难找到完整而具体的资料。1937年7月21日天津《大公报》副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主编的《经济周刊》第二二七期），载有黄天仰根据他在1936年2至7月间，对当时北平市地毯业同业公会会员工厂65户中的56户进行调查的结果写的《北平市之地毯业》一文。从这篇文章及其所列的一张调查表，也可以大体看出旧中国时期北京地毯业所有企业的概况。现将这张调查表稍加技术性的改编，照抄于下，作为本文的附表，（表附后）以便说明。

从企业的组织形式和性质看，附表所列的56户中有市营1户，即市民生工厂（1929年初，北平市总工会将救济人力车工人的款项旧法币4万元设立北平市贫民工厂，下分地毯和纺织两部。后地毯部改称北平市民生工厂，资本定为1.4万元。至1936年后期又改为电磨芝麻香油厂，旋即退出地毯业同业公会），占总户数的1.8％；股份有限公司1户，即仁立公司，占1.8％；合伙者3户，即开源、燕京、谦信，占5.4％；而独资者则有51户，占91％。并且独资户中，厂家不分的作坊竟达40户之多，占了总户数的71.4％。

从资本额看，这56户的资本总额为旧法币528，310元。其中，仁立1户就有50万元，占了总额的94％；市民生为14000万元；开源为8000元；其余各户都在1000元以下；而在100元以下者竟有33户，其资本额共只1790元，仅占总额的0.3％。应该说明，这些都是各户向国民党政府社会局自报的数字，大多数的厂特别是厂家不分的作坊，为了逃税，都少报资本。尽管如此，绝大多数企业资本很少，则是无疑的。

注：（1）本表根据1937年7月21日天津《大公报》所载黄天仰的调查表，略作技术性改编而成，一切数字照抄。刊出的原表“机梁”和“徒工”两栏细数与总计数均不符，亦未改动。

（2）本表“上年产量”、“工人数”和“徒工人数”三栏总计数均包括当时有几个工厂，如仁立、开源、云记等，生产针毯的部分在内，如与其他单位或其他年代专门统计栽绒地毯生产情况的数字作比较，有时应减除。

（3）工资栏所记二、三、八、〇等字样，表示等级。如二为二元至二元九角，三为三元至三元九角，余类推；而〇则是因该厂未雇用工人或只有徒工，所以没有工资支出。

从产销情况看，这56户中，自产自销者22户，代织者34户。这是因为北京地毯业除少数大厂能自己直接出口外，一般的自产自销户要等待外国客商来时，才能大批销售。可是客商来去没有定期，平日只能将产品贮以待售，所以资金周转往往很慢。资力薄弱的小户不易采取这种方式经营，宁愿少得一些利润而代大厂加工。同时，能直接出口的和自产自销的大厂，为了扩大生产，多做生意，除自己织造外，也愿意约定一些小厂经常代织加工，俗称“拨活”；有时还要另外收购一些质量好而价格低的现货，转手售出。附表的56户中有一个金龙地毯厂，自己并不设厂，也没有机梁，不雇生产工人和徒工，而专门用“拨活”和收购的办法经营，实际上属于商业性质。

北京地毯业产品销售的方法，虽有不同，但归根到底，是外销为主。据黄天仰于1936年从自产自销的21户（本为22户，其中金龙未计）统计，直接出口数，占产品总数的43％，输出外埠数占32％，本市销售数占25％。在输出外埠数中，大部分仍要出口，在本市销售数中也有一部分要出口。因此，估计实际出口数量可达产品总数的80％以上。

外国资本家通过收购再运出销售，所获利润之多是惊人的。有人曾以九十造、四分厚毯地的为例，用1926年前后有关地毯的各项价格算过一笔帐：当时这种地毯由小厂加工，大厂收购，再转售给外商出口，最后卖到外国消费者手里，其总利润（即由零售价中扣除最初的生产成本和出口的运费、税款等后所得）的分配情况是：小厂加工所得只占3.2％；大厂转手所得占9.8％；而外国资本家（包括进出口商、批发商、零售商）经销所得则占达87％。

可是，外国资本家并不满足于用收购运销办法所获得的利润，还直接伸手到我国地毯业中来，投资制造或包销各厂产品，以便加强对这一行业的控制和对地毯工人的剥削。

同时，我国地毯业的资本家也有一些人由于自己不能直接出口，而投靠外国资本家，与之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牟取厚利。从北京来说，早在1920年以前就有两个美国人，一个叫费特（F. C. Fette），一个叫舒美克（A. Shoemaker），经常从一些工厂收购地毯出口。

及至1920年，费特以花旗银行为后台，并得到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支持，和中国商人李黎轩（又叫李梦书）相勾结，由李代她出面合伙开设燕京地毯厂，为她生产地毯，直接出口，迭获暴利。

因而很快就发展起来，有了6处厂房，工、徒由二、三十人增加到1200多人。同时还有70多个小厂代它做外加工。至1924年前后，为费特生产地毯的工、徒曾多达一千七八百人，控制了当时全市地毯生产的1/3至1/4。

该厂还经常控制和操纵羊毛市场。据老工人说，该厂在春秋两季买羊毛时，有时一次买几百万斤。该厂还出较高（相对而言）的工资拉拢技术工人来为其生产，想以此排挤其他工厂。

如附表中“工资等级”栏所列，燕京是唯一的工资在8元以上的一家。舒美克则于1920年后，专门包销一些地毯厂的产品。最老的毯厂之一的万成永原是个几十人的小厂，由于承包舒美克的定货，到1924年就发展成为有工、徒450多人的大厂，并另有十几个小厂为它加工。

这样，到1926年，实际上为舒美克生产地毯的工、徒达1200人以上，约占当时全市地毯工、徒总数的五分之一左右。1927年后，舒美克又勾结中国商人张康侯开设永年地毯工厂为其生产地毯。

1928年万成永在毯业工人大罢工中歇业。继有震东地毯工厂为舒美克承包定货。这两个人可以说是帝国主义经济势力直接控制我国地毯生产的典型，直至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发生后，他们才相继离京。燕京地毯工厂永年地毯工厂也在那时停业。

对工人和徒工的剥削和压迫

在旧中国时期，北京地毯业的工人同其他工业行业的工人基本一样，工资低，工时长，待遇差，劳动环境恶劣，生活没有保障。尤其是地毯业易受国际市场经济情况变化的影响，业务忽忙忽闲，各厂自己较难掌握。资本家在活忙时总要提高工资以招收新工人，活少时又要解雇工人，或者压低工资，使得工人自行离去他就，所以工人的流动性比较大。

织毯工人都要有一定的技术。进厂时，一般须有本厂工人介绍，有的厂还要有保人。过去织传统的栽绒地毯的工人都是男工，不要女工。及至四十年代初，少数毯厂开始生产针毯后，才专用女工生产这种针地毯。

各厂工资水平之高低，一般说，与企业规模之大小成正比例。附表所列工资在六元以上的均系自产自销户。这反映了旧社会小厂在大厂的竞争和压迫下，极力减低成本，榨取剩余价值的事实。

工人又分月工、件工两种。月工按月挣工资，协助厂主做些管理工作，或带教徒工，工资比件工略高。件工是直接生产地毯的工人，论件，亦即按各人完成的工数，挣工资。每个件工完成的工数，又是按工限计算的。所谓工限，就是定额，也就是厂方对各种活茬分别规定的每日应完成多少才算一工的标准数额。

不同的活有不同的工限。每一种活茬的工限，都应该按照一个中等技术水平的工人在一个工作日里可以达到的平均最高数量来规定。假如一种地毯的工限是零点八方呎，那末，一个工人每完成了这个数量就算完成了一工。

如果一天织了一点二方呎，他这天就算完成了一工半活。所以具体到每个件工所挣工资的多少，总是因其所在工厂规定的工限大小、一工工资的多少、个人技术的高低、手法的快慢和努力的程度而有所不同。但是，在旧社会，资本家所规定的工限，大都是过高的，可以说几乎没有多少工人能在规定的工时里完成一工活。

从附表看，各厂都有规定的工时，每天从9小时至16小时不等，以10至12小时为多，在56户中占百分之六十七点七。可是过去织毯都是手工操作，以个体为主，工资又用计件制，所以并无严格的上下班时间。

各厂又规定一种所谓赶、拉工的制度。赶工是一人一天完成的活超过工限的部分，拉工是一人一天完成的活不到工限的部分。赶工一工应加的工资和拉工一工应扣的工资，都按平常一工的工资加上一天的饭费计算。

手快的工人为了多挣赶工工资，往往一天完成了一工活后还继续干。手慢的工人如果一天工时到了还没做完一工活，由于怕扣拉工工资，只好赶做，争取完成一工再下班。所以实际上所有工人的劳动时间都比规定的工时长。很明显，这是资本家为了使工人多创造剩余价值的一种极其残酷的剥削手段。

各厂对工人的其他待遇也很差。说起来都管食宿，但饭食一般只是每天两餐，大都系窝窝头、蔬菜、豆腐、咸菜。每半月一次菜里加点肉，换一次细粮。

逢年过节，饭菜再稍好一些。一般小厂，特别是连家铺，食宿劳动都在同一间屋里进行。白天是工作室，也是食堂，晚上就成了宿舍。即使是规模较大的仁立工厂，也是到了1939至1940年间，才建有大型厂房和宿舍、食堂、浴室等。

北京地毯业统一规定每年有八天例假，就是：农历正月初一到初五年节五天，正月十五灯节一天，五月初五端午节一天，八月十五中秋节一天。星期日不休息。件工请事假没有工资，吃饭还要扣饭费；请病假可以管饭，但有了长期病就让回家。

工人劳动的环境和条件，一般都非常恶劣。工作室大多光线很暗，空气流通也差，生产时毛屑、灰尘满屋乱飞，再加上工人劳动时间长，休息很少，因而容易得各种职业病，如眼结膜炎、肺结核等。又由于平日营养不良，睡眠不足，所以工人的身体一般都差，往往不到四十岁就因失去织毯能力而被辞退，生活毫无保障。

至于学徒工的情况，就更差了。徒工进厂要有熟人介绍并作保。学徒期间，平时不能回家，一切要听从厂主支配，可以说毫无自由。刚进厂时，只做些杂活，学不到什么手艺。

在连家铺，大都还要帮老板娘做些家务劳动，如看小孩、倒尿盆等，而且挨骂挨打乃是常事。经过一段时间，才分派些正式工作，学些手艺，但仍要做各种杂活，如扫院子、收拾厂房等。所以劳动时间总比一般工人多。

学徒开始时，只管饭，没有工资。后期视其劳动情况，每月酌给少量工资。有的厂在新年、端午、中秋三节酌给“节赏”。有的年终送些钱。有的另给一两件衣服和鞋。

徒工满师期限，学做针毯者，因其容易学会和掌握，一般为六个月外，学织栽绒地毯，需三年到四年不等，以三年另一节为多。可是徒工在此期间往往手艺学不全。

有的厂主始终不教徒工学剪花和片活，故意让他们不能一满师就到别的厂去做工，而继续受自己摆弄。所有这些，充分说明在旧社会资本家对地毯业工人的剥削和压迫是极其残酷的。

我于1929年冬开始到仁立公司地毯工厂工作，当时适逢该厂于1928年毯业工人大罢工中全部毯工（包括徒工）被解散之后，工厂的工棚破烂不堪，仅剩一个设备简陋的染毛纱部门，并了解到过去工厂管理相当落后，仍实行工头制，虐打徒工非常残苛，工人之间斗殴乃常事，我对工作前途心中有点含糊，后经经理对我说，工厂要重新整顿，建立一个新型、全能的地毯厂，并希望我承担这一任务。

我想我是上海复旦大学工商管理系毕业的，正好有用武之地，就安心工作，钻研业务，徐图发展，立志要改变过去旧厂在生产管理上的落后情况，在生产上逐步建立一个有全部工序的生产部门，在管理上要消除虐打徒工和工人之间斗殴恶习，建立一些必要制度，并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

从1930年起，在经理的领导和支持下，着手新厂的重建工作。现仅就管理上针对过去落后情况，主要采取的措施略述于下。1．废除工头制，建立了科室和工场，各科室和工场设主任，明确职责范围，推行质量管理责任制，建立版样、大样、地毯分类编号存档制度。2．规定作息时间。3．不准虐打徒工（有一次一个工场主任打了一个徒工，厂方对他记大过一次，公告全厂，以后没有再发生过）。4．禁止工人之间斗殴。5．设立卫生室，有医生、护士为职工治病防病（如肺结核、眼结膜炎等职业病）。6．组织篮球队（厂内有球场）。国乐（丝竹）队等业余活动。7．于1939年到1940年间在自置的五爷府三十四亩废墟上建筑了三千二百平方米的建筑（男、女工厂），有宽敞的工作厂房，清洁的饭厅，舒适的集体宿舍，理发室，浴室等。并将分散在各处的工场集中到一起，便于管理。终于实现了具有工厂规模的全能地毯厂，成为当时北京市仅有几个大工厂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