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人老赵广州街头卖艺生涯:“我觉得我不是骗子。”

控制音量、控制弯腰的弧度......街头卖艺，讲究的是恰如其分的尺度。

豫剧卖艺人老赵心里，有一张自己的“广州地图”。他总是忽然出现在广州街头一角，再在天黑透前，匆匆隐于人流，一天是这样过，十年也是这样过。

像他这样的河南籍街头艺人，曾经有几十个，如今还剩3个。“老家是回不去的家，他乡又是融不进的他乡。”未来何去何从，老赵还没做决定。

城中村没有异乡人

广州的城中村，都有一种四通八达的智慧。

杂乱无章的巷子，外来者走两步就会迷路，走五步就会被问是不是找人。真正的熟客深谙这里的生活地图，进了城中村，靓丽和污浊便一同松弛下来。

这里没有复杂的秘密。借钱、租房、吃饭，所有生涩的表述都被统一成最简单的诉求。豆腐脑、热干面、石磨肠粉，村口的店子的早饭，精准对接着自南向北的食欲，这里的异乡皆同乡。

早上9点，老赵的家还藏在村里更黑的路上 。大概十平米，没窗，就放得下一张桌、一张床。老赵一个人住，他没买凳子，平时就蹲着。蹲习惯了，在老家河南也蹲着，来广州也蹲着，倒又省下一张凳子钱。

老赵栖身于珠村握手楼的一间10方左右的房间，月租300元。房子里只放着一张床和一张小桌子，连一张坐的凳子都没有，东西堆放在床上。

屋子空，东西更少，也不显凌乱，一个月300块的房租是老赵的大支出。“比石牌便宜，和在冼村的时候差不多。”今年正月刚过，老赵从冼村搬了出来，和所有外来的租客一起搬了出来，冼村方能继续拆下去。

午餐后，老赵背着背包提着水桶，出村进城唱戏。多年来，老赵在广州租住的城中村，距离闹市中心越来越远。2019年，他住到了天河东郊的珠村，这里房租更便宜。

16年前，老赵从河南初来到广州，住在离市区更近的冼村。“在老家，种地不挣钱，理发不挣钱，做什么都不挣钱。”上个世纪60年代，河南老家的村里没几个能读完高中的。他19岁时辍学，干理发。守着一间铺子从少年到中年，头发越剪越稀，钱越挣越薄。“家里的地，旱一年，涝一年，村里能干活的年轻人都出去了。”

2003年，老赵42岁，决定离家去广州。那年的冼村还没拆村，他白天给村里扫地，晚上就住在村里，一个月工资从500块到2000块，十年匆匆而过。55岁的时候再一抬眼，冼村大范围拆迁，扫地公司要倒闭。老赵把包袱一背，搬出这一村，搬进另一村。

“回不去老家了，回了也得再出来。原先冼村里住着一群老乡，60多岁，就在广州街头唱豫剧，赚点钱。”老赵平时也跟他们凑在一块，也算熟络。而今自己丢了工作，他起了学戏卖艺的念头。“年龄大了，找工作就难。拉货、扫街、洗碗、看大门，哪里都不要我。”他听唱豫剧的老乡说，一个月能赚一两千块钱，有总比没有强。

他买了张票，回了趟老家。带回来一身戏服、一把胡须道具。于是，街边又多一个卖艺人。

我觉得我不是骗子

上午10点，老赵决定起床。

没有电视，不会上网，睡觉既是休息，也代替了消遣。前天晚上买好了面和菜，家里只有一口电饭煲，所以做饭很省事。“面糊糊、面条子，还是老家的味儿。”没有配菜，两种主食就换着吃，一顿做一锅，夜里回家也够吃。

老赵在租处煮了面，简单解决了午餐。城中村里物价虽然相对实惠，但老赵对自己的伙食餐饮一应花销，能省的都尽量俭省了。

过了12点，老赵收拾完碗筷就要赶着上街了。

戏服洗干净在厕所挂着，胡须梳整齐在床头摆着。老赵要检查两个扩音器是不是有电，这是唱戏的命根子。“我还是不会唱，就得跟着机子里的声音学，学的又不像，我觉得我唱得不好。”老赵嫌弃自己没什么唱戏的天赋，去年跟着老乡一起上街，自己硬着头皮就是张不开嘴。“害怕，怕别人笑，心里害怕。怕人家觉得不好看，根本就不敢唱。”老赵感觉自己打小就是村里的老实人，一辈子和土地打交道，从没想过要站在路边表演谋生。

鼓不起胆子上街唱，老赵就偷偷躲在家里练。“没办法，还是为了赚钱吧，也可能我还是不太习惯。去年都不敢唱，也不知道别人怎么看我。”他从不主动和人提起自己唱戏的事，老家的亲戚少有知道。“我怕，怕我唱的不好，怕别人说我是骗子…不知道有没有人这样说，我也不知道。”他沉默了很久，“我觉得我不是骗子。”

老赵唱戏时的反串老旦角色。准备出门唱戏前，老赵仔细地把脸上冒出的胡茬子刮干净。

如果不下雨，老赵一般赶在下午1点出门。出门前的准备很简单，一个包，一个桶，就是一日所有的装备。包里叠一层戏服，叠一层扮相的胡须，再叠一层上妆的油彩，都是怕脏怕皱的，要仔细收拾。出门前，老赵又想起要刮刮胡子，这样子唱戏，人才显得精神。

赵叔乘坐公交车，经过科韵路地铁站时，他向外张望路边情况。按照他的计划，如果地铁站外人多，就在这儿下车先唱一场。

“来广州这么多年了，我可熟悉了。”公交车路过繁华的天河城，他想起早年在冼村扫地的时候，自己和村里其他人一样，只知道天河城热闹，就日日在天河城唱戏。后来管理严格起来，天河城不允许随意摆摊卖艺，来唱戏的老乡们都没了去路。

“所以我就知道，得把路子摸清才行。”坐上公交车，老赵心里有一张自己的广州地图。“天河城的城管很多，原来不管，现在管得严；龙洞那边最近也严起来了，前两天还不让去，人也少；江南西有时候会管一管，老人多，但给的钱少些；五羊邨前两年管得严，人多，摄像头也多。你看着没有城管，那个摄像头也会看着你的。”

遇上好说话的城管，他就赶紧收拾摊子换地方。“这边赶就去那，那边赶就去这。”有时候刚穿上戏服就得脱下来，一天收入也只有几十块。“人家城管说，老人家，这里不让摆摊，你们还是收掉吧。我知道，那也是人家的工作，人家的责任。”

“我真的挺知足，

没啥烦心事，

也不觉得苦，

就愁儿子一个人。”

他也想过不再唱，只是在等自己哪天干不动了，就回老家。“家里是好，就是不挣钱。啥时候能不挣钱？干不动的时候就不挣钱了。只要能干的动，就得挣。”

因为计划生育，老赵家里只有儿子一根独苗。“我最发愁的就是他，26岁的小伙子，老是想着玩。”老赵的儿子在福建一家纸巾厂打工，初中没读完就跟着村里人去了，这么多年也一个人在外漂着。村里都是男孩多女孩少，原以为儿子出门在外能娶个媳妇回来，几年过去仍没有动静。

老赵拿出一包纸巾，撕开一张，叠得整整齐齐，捏在手上。说起儿子，时不时拿纸巾擦一下眼角。“想想今天的日子，我真的挺知足，没啥烦心事，也不觉得苦，就愁儿子一个人。”他没事时总想着给儿子拨电话，电话真接通了，心里一肚子话又吐不出一两句。“就总想着他，等他结婚了，哪怕我自己钱不够，就跟亲戚去借，我再加把劲。”

街边的一场集体观看

下午3点，老赵从江南西下车，挤进车站边的人流里。

他走得很慢，眼神不时的左飘右飘，但从不轻易抬头，老赵正在估计城管的位置。寻到一个人少的墙角，他把包和桶一放，便往地下一蹲。

唱戏之前，他要先给自己化妆。红黄的油彩挤一点在指尖，涂在脸上，额头上一道道皱纹的缝隙也要仔细地涂。黑色的马克笔用来画眉毛，这是他捡来的一支笔。油彩和画笔向来都省着用：画眉毛要粗细不一，眉峰粗眉尾细，一定要画得对称才算讲究。

接着便掏出白色的胡子和头套。老赵对着看了半天，原来是白色的发套混了几根黑色头发，怎么取也取不出来。他着急，只好先拉起绳子戴起来，头套勒在头上有些显旧，把额头的皱纹又勒深了些。

老赵一般到了卖艺的地方才开始化妆。他把背包和水桶往身前一放，拿出小镜子和油彩，蹲在街边地上就开始往脸上涂抹。

老赵化妆的时候很认真，他从不说话，就对着镜子看。身后抱孩子的妇人、送外卖的小哥、看大门的保安，一个一个走过去，也对着镜子看。

3点半，化完妆，老赵拎着东西朝一个红绿灯路口的等待区走过去，那里会短暂地留住一些等待过马路的人。扩宽的路面人来车往，老赵向前走了两步，眼看还有一条马路的距离，他突然停住不动了。

常摆摊的地方站着一个城管。老赵偷偷看着对面，对面也投过来注视的眼光，他们就互相看着。一个绿灯，两个绿灯，三个绿灯，老赵站在路边一动不动，两人谁也没往前走一步，谁也不向后退一步，彼此保持着一致的默契。

“管不管啊，应该不管吧？”老赵按以往的经验判断，对方迟迟不动，应该就不会向这边走过来了。他抓紧机会，随即套上一件暗红色的戏服，袖子一甩，掏出一张纸，上面写着：老艺人求助。旁边摆着一只投钱的空桶，一张收款的微信二维码，一切按部就班。这儿，就是他的舞台。

广州大道五羊邨地铁站旁的天桥上，也是老赵卖艺表演的“据点”之一。

下午4点，扩音器和录音机终于响起来。磁带是女声的唱腔，他声音低沉，配合起来总有些不自然，但老赵知道什么是恰到好处——每一个等待红灯的一分钟，就是他要把握好的机会；不高不低的音量，不会显得突兀，也不会招来城管的烦躁；眼神和姿态也要恰到好处；任凭围观注目，他并不抬头，保持一种小心翼翼的姿态。

过路人往桶里扔零钱打赏老赵。

人流攒动的路中央，来往的各色目光开始围拢但并不靠近，他的舞台俨然是一座孤岛。5分钟后，有人投来5块钱。年轻的孩子好奇凑过来，走开，回头，再走开。三两个老人站在一旁，并不说些什么，只是安静地看。有人拍照，也有人录制视频，他们打开手机再关上。人越聚越多，在路边形成一场盛大的集体观看，老赵只管唱，不抬头。

他们那（表演）不是也在谋生吗？

他想起珠江边那些弹吉他的小伙，还有路过广州大道看见的明星见面会。粉丝和观众把大门堵得水泄不通，欢呼和掌声簇拥而至。“人家有价值，我觉得我没什么价值，就是化着妆，唱一下，还不好听，我和那些人不一样。他们跟我说，人家那是在表演，我这是在谋生。但我也想过，他们那不是也在谋生吗？”

几只曲子翻来覆去的唱，几小时匆匆过去，天黑下来，路人渐稀。

老赵冒着小雨唱戏。天公不作美，天气越来越差，赵叔直到天色阴暗大雨滴落下来时才匆忙离去。

“过阵子我想回家，多学几首曲子，再回来。”老赵从桶里掏出一瓶水，那是他专门从家里带出来的。收摊之前，他要用水把脸上的油彩都洗掉，脱掉的戏服、过路的城管，连同所有的注视和围观，都会被悄悄隐藏。

晚上8点，洗完脸，脱掉衣服，老赵重新扛起包挤进人群，一下就不见了。

老赵随身带着保温瓶。唱玩戏口干舌燥，他会喝几杯热水，保养自己日益苍老的嗓子。他已经58岁了。 统筹：南都摄影部 文字：南都记者 董晓妍 摄影：南都记者 谭庆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