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东南飞》里的焦仲卿：一个奉行“爱情至上”主义的奇男子！

人是富有情感的动物，两情相悦是人的天性使然。自古以来男女情爱更是成为演绎不尽、描绘不尽、抒发不尽的永恒主题。发之于情，成之于声，宣之于口，便是爱情之歌；形成于文学家的笔墨，便成为爱情的诗词曲赋。

纵观中国千年文明史，“情诗”真是数之不尽，“痴情儿女”更是不计其数。其中，被文史学家称为“长诗之圣”的《孔雀东南飞》，无疑是这些爱情诗歌中最为杰出的一部作品。它上承风骚，下启唐宋，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还是文学价值上都影响深远，堪称一篇鸿篇巨制。

可是，对于诗作中的男主人公“焦仲卿”，人们历来的评价往往都是贬低多于赞美。在很多人眼中，焦仲卿虽然能忠于爱情，但是却懦弱无能，委屈求全，屡次屈服于蛮横专制的母亲，最终间接导致了他和刘兰芝之间的人生悲剧。对此，有些学者甚至还将其怒斥为“渣男”。

焦仲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联系到《孔雀东南飞》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主题思想，本文认为“焦仲卿”其实是一个亘古少有的奇男子，他奉行“爱情至上”主义。在他的灵魂深处，“追求爱情”才是人生最高梦想。甚至，把他评为千古少有的“情种” “情圣”都不为过。

在文中，他其实和妻子刘兰芝一样为维护自己美好的爱情进行了斗争，并以实际行动控诉和揭露了封建家长制度和封建礼教对爱情的迫害。他是作品着力塑造的男主人公，是一个勇敢反抗男权主义思想，反抗家长封建制，对爱情忠贞不渝，大胆追求真挚爱情的典型人物形象。

一、《孔雀东南飞》本身要宣扬的就是一种不妥协的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的反封建精神;

以往，人们在对“焦仲卿”进行评价的时候，很多都是站在同情“刘兰芝”的角度上。作为我国古典文学中，第一个具有鲜明叛逆性格和强烈反抗精神的妇女形象，“刘兰芝”从古至今都得到了很多人的同情。而焦仲卿作为丈夫，在面对妻子被母亲逼迫，不得不自请离去时所表现的软弱，也让“焦仲卿”饱受批评。

然而，人们却忽略了一个事实：在焦仲卿与刘兰芝的这场爱情悲剧中，焦仲卿本身也是一个封建礼教制度的受害者；同时，他还是《孔雀东南飞》这部作品所要着力塑造的一个具有强烈反抗精神的人物。这是与作品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思想主题有紧密联系的。而作品所要着力宣扬的就是一种不妥协的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的反封建精神。

首先，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不仅摧毁了东汉王朝的统治基础，也使儒家思想受到了严重打击；众所周知，自从汉武帝刘彻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之后，儒家思想就成了“金科玉律”，控制着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

随着黄巾起义的爆发，东汉王朝走向了灭亡。然而，随之带来的却是社会动荡，战乱不断，人民流离失所。在基本生存都不能得到保证的情况下，儒家思想自然也就失去了原有的统治地位和支配人心的力量。因此，社会思潮为之一变，文学也得以摆脱经学的桎梏而自由发展。

其次，建安文学崇尚个性自由，注重个体思想情感的抒发，具有强烈的反叛精神；所谓建安文学，是汉献帝建安年间至魏明帝最后一年（239年）这段时间的文学作品，有诗歌，辞赋和散文等。因很多作品主要是在建安年间创作，故后世称为建安文学，也称建安风骨。

建安时代，文学开始摆脱经学的附庸而走向独立发展。曹丕是第一个把文学看作“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这是过去从未有的新现象。建安时代的作家如三曹父子，建安七子等也大多具有离经叛道的反传统精神。而普通的小市民阶层，儒家思想和封建礼教就更加难以维系人心了。

最后，《孔雀东南飞》是建安时代追求个性解放，崇尚个性自由的光辉诗篇，而“焦仲卿”就是作品所要着力塑造的一个有强烈反叛精神的人物；虽然，女主人公刘兰芝在家庭中处于被奴役受压制的地位，作为丈夫的“焦仲卿”并没有及时地给予支持，最后，才导致刘兰芝不得不自请离家。

然而，在刘兰芝“举身赴清池”以后，焦仲卿也在残酷事实的打击下，大胆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不惧母亲的威逼与利诱，“自挂东南枝”，与刘兰芝双双自杀殉情。这不是软弱和绝望的表现，而是在具体的环境和条件下的一种勇敢坚强的行动，是他对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礼教不妥协的斗争精神。

而这正是此部作品所要着力宣扬的主题思想。事实上，在封建男权主义至上的的前提下，作为男主人公的“焦仲卿”最后也能够勇敢地站出来，用“死”来向封建礼教和宗法制度发出无言的抗争，用“死”来表达自己对真挚爱情的追求和守护，用“死”来捍卫自己的婚姻，相对于刘兰芝而言，他的反抗要更强烈，影响要更深远。

这，就是一种“爱情至上”主义的表现。试问，世间有多少爱情能够经得起生死的考验？可以说，“焦仲卿”的“深情”值得一代又一代人们的反复吟诵，也代表了一个民族在思想上的觉醒，更给予了后世无数为“情”痴狂的文人墨客们以精神力量，慰藉了无数孤独彷徨的灵魂。

除了作品本身要借“焦仲卿”来表达一种反抗封建礼教，大胆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的反叛精神以外，焦仲卿自己也努力地践行着“爱情至上”主义，是个名副其实的“情种”甚至“情圣”。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二、焦仲卿用“取一而终”来对封建男权主义进行无声的批判;

在古代封建社会，男子上至王公贵族下至普通百姓，三妻四妾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休妻再娶也更是家常便饭。而女子却要严格遵守“三从四德” “从一而终”，不可越雷池半步。因此，在很多关于爱情的古典诗词歌赋中，女子总是以一种哀怨，愁苦，悲伤的形象出现。

在女人没有权利与自由，男权主义至上的宗法社会里，“焦仲卿”却自始至终坚守自己的人生信条，取一而终，绝不再另寻新欢。最后，他还为刘兰芝殉情而死。在古代社会，他的确是难能可贵的纯情的奇男子。即使用现代价值观来衡量，焦仲卿不惧死亡，忠于爱情和婚姻的行为也值得称赞。

当他知道母亲百般虐待折磨自己的妻子刘兰芝时，便上堂质问自己的母亲“女行无偏斜，何意意致不厚？”为此，母子之间展开了一场正面交锋，各不相让。而他的母亲却气急败坏蛮横无理的宣称:“吾意久怀忿，汝且得自由？”明确告诉焦仲卿，这件事必须听她的，由她重新安排，同以另娶一个更为美貌的女子来引诱他。

对此，焦仲卿坚决不屈从，也没有喜新厌旧，更不拿婚姻做交易。他当即毫不犹豫地向专横跋扈的母亲发誓道:“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真是字字千钧，掷地有声。试问，同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现代社会，又有多少男子能够像焦仲卿那样维护自己的妻子，在美色面前毫不动心呢？

在与母亲进行了一场交锋之后，焦仲卿深知他短期内不可能改变母亲的主意，再闹下去也是徒劳无益。因此，他的内心痛苦极了，也无奈极了。在这种情况下，他提出了一个缓兵之计，动员刘兰芝回家暂避几天。他亲自将刘兰芝送至大道口，并再次向刘兰芝表明心志：“誓不相隔卿”，“誓天不相负”，这真是一个值得信赖和钟情的男子！

当焦仲卿听到刘兰芝要改嫁的消息后，五内俱焚，立刻到刘家探视。两人一见面，焦仲卿就对妻子发了一通牢骚“贺卿得高迁”，并且再次向妻子表明自己的心意:“磐石方可厚，可以卒千年。”起初，他与妻子曾相约“黄泉共为友”，现在他误以为妻子变心了，于是悲痛的说道:“吾独向黄泉”。这种，爱情在，我也在，爱情不在，我也不偷生的精神是多么可贵！

由此，我们可以说，焦仲卿不仅是一位心口如一的堂堂君子，更是一个奉行“爱情至上”主义，把爱情看的至高无上的奇男子。在他的灵魂深处，追求真正的爱情才是人生的最高理想。他没有男尊女卑的概念，他把妻子当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相依相伴，不离不弃，有始有终。可以说，他的言行是对男权主义最有力的批判，是对男女平等思想的一种忠诚捍卫。

三、焦仲卿用自杀殉情来对封建家长制进行强烈的抗争；

综合人们对焦仲卿的批评意见来看，多数人之所以批评焦仲卿，就是因为他的“软弱”和“屈服”才间接导致了刘兰芝的悲剧。可事实上，从焦仲卿与母亲的对峙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他自始至终都是抗争的，不满的，从未表现出“软弱”和“屈服”。只不过他采用了一种柔中带刚的策略，而这是符合他所处的时代特征以及他自己身份特点的。

首先，他所处的时代建安时期，虽然儒家思想已经开始失去统治力量，但经过两汉几百年的推崇和统治，儒家思想的很多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并不是立刻就能够发生根本性改变的。例如儒家文化所提倡的孝道，要对父母百依百顺的观念，即使在现代也依然具有强大的控制力，更何况是在古代社会？

因此，在如何对待刘兰芝的问题上，焦仲卿不可能一味地与母亲对抗，不计后果。而且，作作为一名官吏，奉行“孝道”也是他的本分。我们知道，在古代社会，“孝道”也是考察官员政绩的一个标准。焦仲卿即使知道自己的妻子没有过错，知道自己的母亲蛮横无理，他也不可能不考虑自己的身份，一味地维护妻子，对抗母亲。

其次，在与母亲的数次交锋中，他的态度其实是非常坚决的。他首先大胆地批评母亲对刘兰芝的迫害，一针见血地指出“女行无偏斜，何意置不厚”，言外之意就是暗示母亲在故意挑剔虐待儿媳；而后，他还断然拒绝母亲为他再娶的主张，甚至不惜为此顶撞自己的母亲。

在古代社会，稍微有些官职的男子三妻四妾，沾花惹草，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可是，面对母亲以美色相诱，焦仲卿却毫不动心，并且非常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对待爱情，焦仲卿是何等的坚贞，何等的坚决啊！

他采用缓兵之计，以退为进，这是一种反抗的表现，是一种果断明智的行为。这其实就是采用“以柔克刚”的策略，采用暂时回避的方法，缓冲一下矛盾，从长计议。然而，出乎他的意料，刘兰芝回家以后被兄长逼迫改嫁。这对焦仲卿而言，无疑是晴天霹雳。尽管他的计划失败了，但他这种斗争的精神却是值得肯定的。

最后，他用殉情的方式向封建礼教和家长制进行抗争，这是极其悲壮的。在听到妻子被迫改嫁之后，他十分绝望，与妻子表明心志后，准备以死殉情。面对封建礼教，他从容镇定，毫不妥协。他在死之前对母亲说“故作不良计，勿复怨鬼神。“他早已下定了决心去死，你就不要怨恨鬼神了吧。这表明他对封建家长制是无比愤恨的。

对焦仲卿而言，孝道固然要遵循，可是在真挚的爱情面前，他并没有一味愚孝，而是以死来维护自己的爱情。面对母亲的威逼利诱，他虽然没有进行言行上的强烈抗议，更没有怨恨母亲，而是报以无声的沉默。但是，在这无声的沉默中，满含了他对封建礼教和家长制度的一腔怨恨。正如诗中所叙:“长叹空房中，作计乃尔立。”这种无声反抗，其激烈程度甚至要远胜于歇斯底里的呐喊。

四、在物质与爱情之间，他选择了爱情，以爱情为上；

在封建社会，踏上仕途，获得高官厚禄，是几手所有男子拼尽一生想要达到的目标。为此，很多读书人一旦步入官场，都是拼命钻营，努力攀爬。有些人甚至为了官位，泯灭人性，践踏生命，出卖人格，尚权辱国，完全把儒家所提倡的“礼义廉耻”抛在脑后。在官位、权力和金钱面前，很多人连人格都不要，何况爱情？

在中国历史上，把爱情当做交易，以换取高官厚禄和远大前程的事例可谓是比比皆是，数之不尽。例如历史上著名的陈世美抛妻再娶，为前程追杀妻儿，春秋战国时期卫国的吴起杀妻求将等等。与这些人相比，焦仲卿忠于爱情，始终如一，轻官位，重爱情的行为当然就值得大书特书了。

在焦仲卿的心里，爱情至上，其他都不重要。有了爱情，就有了一切；失去了爱情，也就失去了生存的意义。什么“仕宦于台阁”，这些他都不不放在心上。正如他自己所说:“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在当时的时代，像焦仲卿这样的“贵家子”，休妻再娶，另攀富贵是很正常的事情。

然而，正是因为有了“爱情至上”的精神境界，他无论母亲怎样威逼利诱都不为所动，最后与妻子双双殉情而死，用死来维护自己的爱情。事实上，焦仲卿至始至终都是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妻子，早以把仕途官位，名利金钱视为粪土。

所以，在听到妻子投水自尽的消息后，他也“自挂东南枝”殉情而亡，离开母亲和妹妹独赴黄泉。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也是爱情至上主义的典范。而焦仲卿也更是成为亘古少有的奇男子！即使将其称为“情圣”也丝毫不为过。

五、结语：焦仲卿并不是渣男，而是一个亘古少有的痴情男子;

纵观古今的文学作品，像焦仲卿那样勇敢地为爱情殉情而死的人，很难再找到；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也很少见；在整个男尊女卑，婚姻包办的封建社会，更是寻不到这样的奉行“爱情至上”主义的奇男子；在现代社会，也更难找到像焦仲卿这样痴情的男子。

作为一个封建家长制和封建礼教的叛逆者，焦仲卿忠于爱情，敢于反抗，不惧压迫，以死来捍卫爱情，是个值得后人大力称赞的文学人物。面对世俗的种种诱惑，例如美女（秦罗敷），高官厚禄（仕宦于台阁），万贯家财如（汝是大家子），焦仲卿至始至终都将爱情放在首位。这样痴情的男子，怎么会是一个渣男呢？

焦仲卿生活在黄巾起义、军阀混战、儒家思想大崩溃、道家思想大奋起的伟大变革时代，他有“无为处下”的思想境界，他身为府吏不愿意向上攀爬；他虽然饱读诗书，深受儒家思想的教育，但他却敢于反抗母亲，从思想境界上来看，他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实实在在的“爱情至上”主义者，是一个千古少有的奇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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