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说的“国学”，到底是什么？很多人都理解错了

近年来，国学这一概念越来越多被人提起，可国学到底是什么，却鲜有人说得清楚，如果你查阅百科，会告诉你国学是以先秦和诸子百家学说为基础，涵盖了曆朝歷代文化、史学等一套完整的中国学术体系，当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后，国学成了和西学对应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学术。

国学这一概念，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如白鹿洞书院，被称为中国四大书院之首，始建于南唐升元年间，因其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庐山五老峰南麓，故称“庐山国学”，也称“白鹿国学”，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在此亲自讲学，并得到了御赐匾额和御书，从此名声大振。

还有历朝设立的国子学、国子监等，都有“国学”的概念，但是我们可以发现，这里所讲的国学，都是指国家的教育管理机构，相当于国立学校，和我们今天所讲泛指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国学”一词有所不同。

那么，我们今天所说的国学，到底是指什么呢？

什么是国学？

“国学”一词从何而来，有人说章太炎曾在日本组织起“国学讲习会”，也有人说刘申叔曾发起“国学保存会”，因而有了国学，更有人说，日本江户时代的学者，为了探索本土文化，对古代典籍进行研究，才有了“国学”一词。

这些说法是不是正确的，尚无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西学进入中国之后，学者为了把西学与中国原有的学术区分开来，才诞生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学术”这一国学概念。

由此可知，今天我们所讲国学的范围，是指西学进入中国以前，我国原有的全部学术的统称。

国学的分派

中国的传统学术，只能通过古籍为对象进行研究，但文字和语言的发展，以及流传过程中的遗漏和错误，又不可能把原作者找出来询问，这就使得后人难以完全理解古籍的原意，只能通过自己的意思来解释，各人理解不同，就有了派别之分。

国学派别主要分为义理、词章、考据三派。

义理

义理学派简单来说就是宋明道学，这一派最大的特点是，解释古籍不通过查找历史资料，而是望文生义，完全按照字面意思去理解，另一大特点是，实在解释不通的难处，就直接搬出孔孟来宣传自己的学说。

这一派的主要领导者是朱熹和陆九渊，后来又分为两派，朱熹的学术源于程颐，主张格物致知，就是用研究人情物理的方向去解释孔孟之道，讲究穷理尽性，称为程朱派，即“理学”；而陆九渊的学说，到明朝王阳明发扬光大，主张纯主观的心即理，称为陆王派，为了与理学区分，因此又把陆王学说称为“心学”。

其实义理之学，还应该有老庄等学科，但由于孔孟独大，也就没有其他学科的份儿了。

词章

词章之学包括诗歌和古文两个方面，往下又有赋、词、骈文等，后来流行起来的戏曲，以及如今依然受到重视的小说，在当时则不受重视。词章学自身内部也互相对立，这主要还是古文和骈文的争议，唐宋两朝就经历了两次大型文风改革，一直到清朝，还没有分出个高低，研究古文的反对骈文，研究骈文的反对古文。

但正如曾国藩所说：“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所以你看古代那些学者的全集里面，除了对经书的注解、对历史的论文，也从来不会缺少诗词歌赋等文学作品。

所以在三派中，词章位列第二。

考据

考据学就复杂了，除了古籍经典的分科外，又有专门研究名物制度的考证学、研究文字训诂的小学、专门研究书籍渊源和真伪的校雠学，在这三大分科的基础上，又分出了声韵、金石、目录等独立学科。

考据学比较悲剧，因为它对王朝的统治起不到关键性作用，因此在三派中，考据学据末，即便是在考据学全胜的清中期，也得不到政府的重视。

国学与西学的结合

我们应该明白，学术是没有国界的。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有其特有的学术文化，但都没有国学一说，反观我们的国学，也无非是哲学、文学、史学等方面，实际上都是世界学术的一部分，外国人也可以研究中国古代学术，同样中国人也可以研究国外的学术文化。

实际上，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国外的自然科学就已经进入中国了，一直到清朝中叶，国外传教士来到中国的不计其数，著书几百种，传教士当然是以宗教为主了，但也不乏数学、天文学等学科专著。

中国历法的改革，就受到过国外学术的影响，清朝初年，传教士汤若望根据明末《崇祯历书》删改而成《西洋历法新书》，后清政府根据其中数据编成历书，叫做《时宪历》，就是我们如今使用的旧历，也叫夏历或农历。

这就是中西方文化结合的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但这种良好的文化结合并没有持续长久，很快就因为政治、风俗、文化等冲突，西学引起了中国士大夫的强烈不满，来华的传教士受到了集体排斥，中西文化结合的道路也因此中断。

直到清朝末年，西学对中国的冲击再也拦不住了，我们只能打开大门，被动学习。不得不说这是一大遗憾。

现在很多人往往把国学和其他外来学术对立起来，有人痴迷于西学，把国学全部视为糟粕，也有人醉心于国学，无论精华与糟粕都奉为圭臬，而把西学踩在脚下。这都是片面的做法。

我们尊重古代先贤留下的学说，这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文化，中国传统的农业、地理、医学等各个方面，固然有其长处，但也需要借助外来的先进方法，结合历史材料，才能更加深入地研究，发掘出更多有益于人类和社会的科学文化。

这才是国学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