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祈：少年中国心塞，反求礼乐澎湃

王光祈雕像矗立于四川音乐学院。从四川音乐学院走出的李宇春、谭维维、何洁、王铮亮、魏晨等大众明星，从没有媒体报道过他们在公开场合提到过音乐前辈王光祈。王光祈的时代，过去了已经100年。大众娱乐媒体，鲜有知道王光祈是谁。王光祈曾创作过一首《燕子》，词曲平易生动有趣：“燕子尾巴，好像叉叉，一年要搬两回家……”宛若上古《诗经》。

温江公元里的王光祈雕像注视着广场舞

王光祈：少年中国心塞，反求礼乐澎湃

文_张3勇勇

王光祈是谁？

1980年春天，时任四川音乐学院院长的常苏民从北京开会返回成都，对同事们提到，在北京遇到前来中国访问的日本东京大学岸边成雄教授，他十分关心中国对王光祈的研究情况。岸边成雄是东亚最早研究王光祈的学者，然而，常苏民发现，同事们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王光祈是何许人也。当年，四川音乐学院的韩立文、毕兴两位教授开始主导王光祈研究。作家沙汀帮助积极寻找王光祈的墓，在作家李劼人故居附近找到了。但王光祈的墓已经被推平，只有墓碑隐匿在荒草丛中。1983年，王光祈墓碑迁到了四川音乐学院院内，并修建了纪念碑亭。然而直至2012年，四川音乐学院才成立了王光祈学术研究中心。“革命先驱，少年中国；蜚声寰宇，音乐名家。”后人为王光祈所做的墓志铭，多了一层后人的包装，对王光祈其人而言，显得词不达意；对难免要心生“王光祈是谁”疑问的四川音乐学院学生或来访者，起到了打消疑问者兴趣的作用。这样的介绍和纪念，在《超级女声》《中国好声音》乃至《中国有嘻哈》霸占人们视听的今天，实在是太无趣和迂腐了。然而，100年前的王光祈是非常给力的——

近来国民党人颇觉得中国人民程度不够，非由该党夺得政权之后，出来“训政”不可。其实现在所谓“一党专政”（或以党造国），与从前袁世凯所谓“开明专制”、进步党所谓“贤人政治”，在我的眼中看来，都只是一丘之貉！因为要实行这种“训政”手段，有两个前提：第一个，便是须待到夺得政权之后；第二个便是该党之内，须尽是贤人（至少亦要有大部分）。我现在且问该党何时始能夺得政权？换言之，我们这种不识不知的人民，须忍受刀兵水火之苦，至于何时然后始得该党所谓“训政”之益？又该党党人是否已具“教训他人”之资格？若是这两个问题，不得圆满确切的答案，则一切都是欺人之语，殊无讨论价值。

这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国民党尚未得势，王光祈便如此加以炮轰，后来的发展也印证了王光祈的愤怒或担忧。王光祈著作甚丰，大多是写给报刊的时文，其中冷不丁亮瞎今人眼睛的言辞不少。比如，今天人们一说到中国近现代史，总不免落入“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一通苦大仇深的说教，我们来看看当时的王光祈是怎么说的——

他们说：中国之弱，是由于外则强权压迫，内则军阀暴虐，我们终日都在他人压力之下，所以国事毫无进步。我们则以为他人诚然不好，但是我们自己亦未必高明，我们的性格上充满了因循、苟且、慵懦、麻木、冷酷、贪吝、无聊种种成分，所以外力才敢压迫，军阀才敢专横。总之，这不是他人残虐的问题，乃是自己无力的问题，因此之故，不宜多骂人，只宜责自己。

话说回来，王光祈不是“音乐名家”吗？他的主业大概不是就时局发言，搞社会运动吧？1920年4月3日，28岁的王光祈远赴德国学政治经济。在搭乘的Pretano号法国船上，写下了这首词： 寻史 少年中国学会：穷学生工读互助毛泽东洗衣赚钱山之涯，水之湄与我少年中国短别离短别离，长相忆愿我青春之中华永无老大之一日惟我少年，努力努力！

据说这不仅仅是一首诗词，还被王光祈参与创立的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们传唱一时。王光祈到了德国之后，本来准备学习政治经济的，在德国呆了7年以后，35岁的王光祈才开始不忘初衷，改学了音乐。王光祈在德国，一呆就是16年，直到1936年病逝于波恩。

辛亥，一个未名的成都青年

王光祈比毛泽东长一岁，1892年出生于四川温江（今成都市温江区）。王光祈从小对吹箫鸣笛兴趣浓厚，并且天资聪颖，9岁就读完了《三字经》和《百家姓》。10岁时，王光祈被母亲送到社学巷私塾学习，先生叫黄玉珊，是温江远近闻名的一名儒生。这处私塾今天还在，是成都市历史保护建筑，位于温江区柳城东街社区社学巷6号，是一棵高大香樟树遮盖下的木结构小青瓦的百年老院子。1908年辛亥前夕，16岁的王光祈走出黄玉珊先生私塾，在曾经受业于爷爷王再咸的时任四川总督赵尔巽的帮助下，考入四川高等学堂分设的中学，认识了同班同学李劼人，两人因诗而惺惺相惜，经常结伴到少城公元（今成都市人民公园）游玩，结下了终身的友谊。辛亥前后，王光祈中学毕业，回到温江老家娶妻生子，因为天变道变前路渺茫，加之王光祈存银的当铺在辛亥年末的兵变中被洗劫，全家衣食交困，身心皆陷入困境。祸不单行的是，1912年到1913年底，先是王光祈的儿子因病夭折，紧接着母亲罗氏与世长辞，时隔不久，王光祈的女儿也因天花夭折。天下大变加之家破人亡，王光祈告别发妻，东出夔门，前往北京寻找前程，途经泸县（今泸州市）与当时在此工作的李劼人短暂相聚，并赋诗明志： 千载忧难已深宵剑自鸣直行终有路何必计枯荣 王光祈再也没有回过四川。到北京后，投靠了从四川总督调任清史馆馆长的赵尔巽，在清史馆谋得书记员一职。1915年秋天，王光祈考入北京中国大学专门部学习法律，并担任李劼人所在的《四川群报》《川报》驻京记者，从此为报刊写通讯、时评，即便后来到了德国，也基本靠此谋生。

厉害了少年中国学会

1919年5月4日，王光祈眼看着3000学生，在北大学生张国焘等激进分子的带领下，放火烧了北洋政府亲日派高官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还把曹汝霖家中的客人打成脑震荡。北洋政府迫于压力撤除了曹汝霖的职位，但高喊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还我青岛”的学生运动，并没有改写什么历史。王光祈作为驻京记者，不断把北京的时局写成报道，用电文发回成都，他的最佳拍档李劼人在报道前添加按语，号召四川青年声援北京。实际上二十多岁的王光祈和李劼人，血气方刚当然站在学生的一边。这些报道对四川的震动不小，李劼人的妻子杨叔捃曾撰文写道，“王光祈的报道在当时的成都投下了一个大的爆炸弹”。五四学生运动是1919年最耀眼的历史标签，但王光祈们毕竟比学生要看得深看得远。在五四的浪花之下，是共和未和历史大背景下的新文化运动的巨大潜流。这股潜流存在于哪里？存在于日后暴得大名的这些青年们的人心：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胡适、周作人、王光祈……这些在新学旧学、中学西学裹挟下成长起来的青年，厌倦了那个无序的时代，厌倦了面目不清的北洋政府，厌倦了矛盾重重的现实政治，也厌倦了父兄辈的谆谆说教。他们要为混乱的中国，寻一条新的出路。

少年中国学会主要成员合影

在结社自由的环境下，全国各种社团组织纷纷涌现。少年中国学会，由此应运而生。它的第一个倡议者，就是在北京漂了几年尚不得志的王光祈。早在1918年6月15日，王光祈就牵头组织了少年中国学会的筹备会。学会还没有正式成立，王光祈就邀请在成都的李劼人加入，并于1919年6月15日，率先在成都成立由李劼人担任书记的分会。 1919年7月1日，王光祈、曾琦、李大钊、周太玄、雷宝菁、陈愚生、张尚龄7人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总会在北京正式成立，王光祈被选为学会执行部主任。学会的名称，和此前梁启超著名的《少年中国说》一般，都来源于欧洲民族革命进程中的“少年意大利”“少年德意志”的光辉成长历程，而且已经被历史证明了其成功。王光祈对少年中国学会抱有远大希望，对其制订的最高目标，是在唤醒“中华民族之复兴”。王光祈日后曾如此解释发起学会的缘由： 学会何为而发生乎？有数十青年同志，既慨民族之衰亡，又受时代之影响，知非有一班终身从事社会改革之青年，不足以救吾族，于是不度德、不量力，结为斯会，以‘社会活动’为旗帜，奔走呼号，为天下倡。 另一位会员李璜的描述，要更为具体一些： 民国成立之后，军阀主政而卖国也如故，士大夫之肥家养己与醉生梦死也更有甚于昔日。故从五四之前一年又从政治改革转向到了思想改造。 这就直接呼应了新文化运动“改造国民性”的主张——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们大多认同“国民程度与国家程度呈正比例关系”的社会理念。所以，学会定下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基于这样的理念，又鉴于旧政治及战争血的教训，王光祈等学会发起者们，希望学会的会员们远离现实政治，专心从事社会活动，尤其致力于思想文化的社会传播，以此为理想中的“少年中国”打下根基。于是有了这样的学会规定： 凡加入“少中”会友一律不得参加彼时的污浊的政治社会中，不请谒当道，不依附官僚，不利用已成势力，不寄望过去人物；学有所长时，大家相期努力于社会事业，一步一步来创造“少年中国”。 用今天的话来说，学会要求会员不上街、不跪舔、不抱大腿、不炒冷饭……等等，简单说来，就是不要搞政治。这样的看起来不走出门搞运动的学会，该怎么开展呢？1919年12月4日，王光祈在北京《晨报》发表《城市中的新生活》，提出这般“乌托邦”的设想：脱离旧家庭的青年们组织起来，半工半读，过财产公有的集体新生活，以此试验新社会的成员组织形式。这样一个综合了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日本的新村运动等当时几乎所有流行思潮的倡议，迅速得到响应。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一大批社会知名人士纷纷支持，募款捐钱，于是北京“工读互助团”率先成立，以办食堂、洗衣局，制作四川腊肉、香肠等为“勤工”内容，并且不辍读书学习。这样的“工读互助团”随后被全国各地青年学子们纷纷跟随效仿。

工读互助团

工读互助团

从1918年6月15日第一次少年中国学会筹备会议，到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王光祈被誉为这个学会的灵魂。七个发起人中，除了李大钊都是四川人，更有王光祈昔日在成都高等学堂的同窗好友雷宝菁、张尚龄、曾琦，都是从日本罢学归来的“留日学生救国团”成员。而王光祈在报界结交的大咖李大钊，因为在思想界、新闻界的威望，被推举为编译部主任。这一年中，他们时常在陈愚生家里聚会开展工作。李大钊负责主编月刊《少年中国》《少年世界》，王光祈主管财务，并投入全部精力到学会工作中，成为“少中”的灵魂。周太玄后来在《王光祈先生与少年中国学会》一文中这样回忆：“从此以后的光祈，便真入一新境界，得着一新生活，他的全部光阴精力都用于会务，会中的大小事件都由他一人悉心擘划”，“简直可以说他的整个人生都寄托在这个学会。我常说光祈没有这个会，便无生趣，这个学会若没有光祈，便没有灵魂”。在当时涌现的大量青年社团中，少年中国学会是会员最多、分布最广、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个。北大校长蔡元培说：“现在各种集会中，我觉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国学会。因为他的言论，他的行动，都质实的很，没有一点浮动与夸张的态度。”具体到“工读互助团”，王光祈的具体设想是：在距城市不太远的乡下，租个小菜园，不大不小，够十余人种即可；再在其中建十余间房子，用中式建筑，分上下两层楼，“楼上作我们的书房、阅报室、办公室、会客室、藏书室、游戏室等等，楼下作我们的卧室饭厅等等。”园子西南角上建筑一个厨房，东北角上建筑一个厕所，房子后面建上一个球场。园子周围挖条小溪，“溪边遍种柳树，柳树旁就是竹篱”，竹篱里是菜园。大家生活日程的安排：每天种菜两个钟头，读书、翻译各两个钟头，其他时间娱乐。种菜是为了从事“户外劳动，于身体有益”，且有收入；读书是为了“寻精神上的快慰”；翻译是为了“介绍欧化，以革新一般人的思想”；还可以办印刷局，既传播新知，又获得收入。王光祈急切地呼吁：“我们不要再作纸上的空谈了，赶快实行我们神圣的生活!”前文王光祈词中提到的“洗衣赚钱”的毛泽东，正是在这种感召下，通过李大钊，结识了王光祈，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据“少中”会员李璜回忆，有一次吃饭时，大家讨论穷学生如何半工半读，适合做什么工作，平时很少说话的毛泽东说：“不要只是说，让我来试行一下！你们诸位把换洗衣服都交与我来洗。一个铜子一件，三天交货！”奈何无人响应，只有王光祈把衣服交给毛泽东洗过。这似乎也预示了少年中国学会的后来：内部开始向左中右三派剧烈分化，不到半年便难以为继，这不得不令王光祈黯然哀伤：“忽忽半年，毫无建树，清夜思之，汗如雨下。加之一年来无暇读书，思想破产，直欲赴郊外放声痛哭一场。”

错把他乡当故乡

1920年4月1日，上海。王光祈在短短几天时间内，突然决定乘坐海轮经由法国，前往德国。少年中国学会上海分会的会员们前往送别，其中就有“洗衣赚钱”的毛泽东。王光祈觉得“工读互助团”的失败，完全是“人的问题”，“中国社会是一个传染病的社会”，要避免被传染，远走高飞离开中国社会到外国留学或工作正是一种隔离办法。此时的德国刚在一战中落败，一战前中国货币1元可以兑换德币2马克，一战过后，一元中国货币已可兑换50马克。自费前往德国的王光祈，发现自己每个月只用开销中币20元，而他作为上海《申报》《时事新报》、北京《晨报》在柏林的特约通信，年收入1200元。他的一日三餐由房东提供，连日常生活都有人服伺，比起在北京只能和洋车夫同在便宜饭摊上吃饭，日子过得宽裕不知多少倍。中国留德学生数量虽没有留法留美的多，但得到德国政府的优待却非常好，坐电车看戏剧都可享受半价。而在精神上，德国人对西方文明的失落感，经由战争的失败变得更为强烈，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1918年在德国出版引起轰动，竟使1919年变为“斯宾格勒年”。德国从思想界到民众，转而对先贤歌德早就歌颂过的东方哲学和宗教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同时，中国大儒辜鸿铭在德国知识界的影响之大，让王光祈感到吃惊。在德国人眼里，辜鸿铭比印度的泰戈尔更能代表东方，因为“泰戈尔只是一个诗人，而辜鸿铭除了是哲学家、文学家以外，还是一个政论家。”王光祈对德国的乡野风光感到十分养心，“惟开窗临野，可望数里之遥，皆系绿野平芜，全系故乡风味”， “窃叹十余年来，终日在都市车马扰攘中，忽得此乡景，令人心旷神怡”。在此种平静和自由中，似乎一段感情的挫折也让他尝到西方式自由的苦楚，王光祈开始对国内所进行的新文化运动进行反思： 近年来吾国文化运动虽十分热闹，但是在欧洲人眼光看来，亦不过是抄袭欧洲学说。小儿开始学步罢了。还不能减少他们轻视的程度。我以为要抬高现在中国民族的人格。最好是自己能创造新文化，以贡献于世界。 王光祈来到柏林，在对西方音乐几乎零基础的基础上，到一所专科学校学习钢琴、小提琴与音乐理论，1927年转入柏林大学音乐系，1932年11月被波恩大学东方学院聘为讲师，并于两年后以《论中国古典歌剧》一文获得博士学位。《论中国古典歌剧》是一篇主要研究中国昆曲艺术的音乐史论文。其中的核心部分分为中国戏曲的发展、题材、曲词、乐律、调和移调、乐谱、音乐、乐队、舞台、行头和脸谱、演员及其动作等十二章，并将《琵琶记》《浣纱记》《拜月记》《白兔记》《杀狗记》《荆钗记》《牡丹亭》《窦娥冤》《长生殿》《桃花扇》《西厢记》等30本最著名的昆曲剧本介绍给德国读者，无疑为西方人了解中国古老的昆曲艺术打开了一扇大门。王光祈从此一边整理中国音乐国故，一边向国内介绍西方音乐史，他写作《中国音乐史》《东方民族之音乐》《欧洲音乐进化论》等著作，他在音乐史上的造诣得到了德国音乐界的承认，《大英百科全书》和《意大利百科全书》修订新版的时候，《中国音乐》这一专条都是请他编写的。王光祈还系统地采用比较音乐学的方法，写作《中西乐制之研究》《中西音乐之异同》《翻译琴谱之研究》等书，将中国音乐和某些东方民族的音乐同西洋音乐进行比较研究。这些工作的目的，王光祈直言：
吾人既相信音乐作品，与其它文学重新发现一样，需建筑于“民族性”之上，不能强以西乐代庖，则吾人对于“国乐”产生之道，势不能不特别努力。而最能促成“国乐”产生者，殆莫过于整理中国乐史。吾将登昆仑之巅，吹黄钟之律，使中国人固有之音乐血液，重新沸腾。吾将使吾日夜梦想之“少年中国”灿然涌现于吾人之前，因此之故，慨然有志于中国音乐之业。

梦里不知身是客

少年中国学会于1925年关闭，毛泽东一直心存学会，重庆谈判时，曾三次邀请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之一、曾任巴黎分会的书记周太玄赴宴，席间询问能否重新恢复少年中国学会，周则回答说不能了。毛泽东一直没有忘掉王光祈，虽然不知道他远赴德国之后的音讯。建国之初，毛泽东问要回四川的陈毅认不认识王光祈，陈毅并不认识，毛泽东对陈毅说：“你到四川后替我打听一下。”陈毅在成都，从李劼人处才得知，原来1936年10月，王光祈在德国突发脑溢血去世，年仅44岁。他的骨灰被寄到了上海，再由上海转运回成都，安放在李劼人家中。陈毅回京后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感叹不已，又嘱托陈毅：“下次再去四川，了解下王光祈有没有后人。”陈毅后来在成都寻访，仅在温江王光祈的家乡找到他一个远房侄子。原来，王光祈虽在温江有原配妻子，但出川后便再未回去过。王光祈主持少年中国学会时，同四川“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的三女儿吴若膺其实是相约出国的，并在自己先出国后凭自己在德国优厚的收入资助尚在国内的吴若膺。但在新青年自由恋爱的风气下，吴若膺尚在去法国的轮船上便向同船的王独清“主动索吻”了。等到吴若膺到了巴黎，前来接她的王光祈听到传闻，当即斩断这段关系，离开巴黎返回德国，从此在对“国乐”的爱中渡过孑孓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