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琛：写篇小说，就像造一块可以触摸的砖头

从生长中的现场，发现当代汉语写作的高度与活力

实力

王琛

跳大车

《中华文学选刊》2019年9期

原发《南方文学》2019年4期

他评：阿乙：王琛是记者出身，这使他养成穷根究底、集聚材料、实地考察的好习惯。熊熊燃烧的野心并没有使他变得急切。他正是因为沉稳脱颖而出。他的小说着力反映山东人的行为心理。正是通过王琛的小说，我感知到道德感相对于一部分山东人的重要性。
王小敏（《南方文学》责编）：《跳大车》是王琛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在向他约这篇小说之前，我关注他有两三年了，读过一些他作为记者写的出色的采访文章和他在个人公号上即兴发的泥沙俱下的随笔。我更喜欢后者。 王琛的语言感觉好，又是一个有思考的人，很容易运用文字从日常到达形而上。读那些他贴在个人公号上的恣意的文字片段，能直接感受到他的真诚和痛苦，常常被他的深刻和创造力震撼。 能促成他的第一篇小说的发表，我非常开心。 王琛的小说调性纯正，他会越写越好。

王琛

1988年生，山东人。《跳大车》系首次在文学期刊发表的小说。现供职于《时尚先生》杂志。

自述：
我为什么写作
文 | 王琛一想到我的奶奶张玉英我就会想不清楚我为什么要写作。我会想起来在二十年前的太阳下张玉英让我帮她穿针眼的事情。我的左手捏着缝衣针，右手捏着细线，穿了几遍也穿不过去。张玉英今年八十三岁了，她的手上布满褶皱，走路摇晃，她可能快要过世了。我很恐惧但是毫无办法。我在吃饭时、上厕所时、上班开会时、半夜一个人走路时都会想到她。我会想到那样一个电话，来自我的家人，他们说，你奶奶走了。我写作首先是因为我跟现实世界不能和睦相处。到现在过了三十岁我才渐渐确信这一点。我跟现实不能改变的紧张关系就像是一根线永远不能穿过针眼。伤心，愤怒，委屈，不平，这是现实世界给我的主要感受，跟小时候一样，始终没能改变。除此以外就是爱的部分，一方面我得到具体的友爱，另一方面我也被艺术感动。它们像篝火一样温暖我，也使我产生回报的冲动和表达的欲望。我小时候喜欢画画是因为爱，现在喜欢写作也是因为爱。现在我还发现我喜欢音乐，我希望我会谱曲，但是我没有一丁点儿音乐的技能，因此只能回到写作。 我是世上千万个写作者当中特别幸运的那种人。我大学毕业就进了报社，新闻记者的工作带来了稳定的收入，也维持了我写作的节奏（至少是数量）。有时候我也写诗歌，也写小说。当我写小说的时候，我才感到我能在最大程度上表达自己。与写诗时那种纯粹的消耗感不同，我发现写完的小说具有一种踏踏实实的存在感，它就像是我造出来的一块可以触摸的砖头，它脱离于现实又回到了现实最后成为现实中的一部分，我的写作因此产生了现实意义。 我的奶奶张玉英是我童年世界里重要的人，但由于她并不识字，我的写作永远不能进入她的现实世界。我只能看着她衰老、死去。她使我对文学保留了一部分距离，就像她离死亡的距离正在缩小一样，我感到我与文学的这部分距离也在不断缩小。仅仅是因为写完了一篇短篇小说就写了这么长的感悟，我为此有点不安。
本刊特约专稿

王琛

选读
跳大车（节选）

文 |王琛

前年春节，大年初三的晚上，桌上只剩我和我小舅两个人。 那年我三十岁，开始闻出了酒的香味，那就像某种成功的辨认，之前那么多年你认不出它是什么，但突然从哪一天开始你身上的某个开关就启动了。 我喜欢酒精带来的那种轻盈，飘飘荡荡，它使世界变小进而变得安全。 聂小勇显然欣赏我的这种变化。 他把我姥姥家积累了一年的酒从储物间搬到脚边，起初是白酒，后来我们换成啤酒，我吐了两回，我妈咬牙骂了几句，我姥姥却乐呵呵地笑了出来。 我妈的骂声和我姥姥的笑容包含一种共同的东西，一种对历史的确认，似乎我们那里的男人或早或晚该有这一天，这天他会摔倒在厕所里，用熟悉的节奏把肚子的酒和菜一下一下地吐出来。 那种混合物穿过喉咙的声音很恶心，但它似乎是第一正确的。 我洗了脸，回到桌边，酒杯已经重新倒满了。 我小舅聂小勇露出那种满意的笑容，一只手搭到我的肩上，另一只手捏起了酒杯。 回来路上差点跳了大车。 我小舅把杯子放回桌上，盯着我说。 什么？ 我问。 我伸手去抓酒杯，抓了一下抓不住。 我的手有点晃。 我小舅很满意地盯着我的手，等我尽力把酒拿起来，这才跟我碰了碰杯，然后他一抬头，用一个幅度超出必要的动作仰起脖子，咕噜，我听见酒滑进他的喉咙，然后他发出悠长的吸气声。 这样的情况我很了解，这说明他喝到了第一个好阶段。 至少两回我想跳，我喊醒了邹四，邹四你知道吧，蹲过的那个，他不敢，说先等等，行啊四哥，那就等吧，我跟你说啊外甥，我的手心都是汗。 我小舅说，方向盘都滑了。 我了解那个名字，邹四，小时候也见过一回，亲戚的亲戚，我对他的印象是他一出现我爸就起身走。 因为是长途运输，一般至少要两个司机，一个开车一个休息，同时也为了安全。 邹四开车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想他至少能保证安全，他胆子大，因为不怕坐牢，所以不怕拿一把小刀捅三个人。 我知道我小舅谈到邹四这个名字的用意，他是说连邹四都不敢跳。 跳大车，你听懂了吗？ 我小舅把一瓶酒翻转过来，瓶口对着杯子，酒没了，它摇出来最后几滴。 我们那里叫它发财酒。 什么跳大车，我说，从大车上跳出去？ 为什么要跳出去？ 我仰头靠在了沙发上，我觉得我的脑子里有一个小球，它从小变大，它开始扩张了，它想撑坏我的头。 我看着朦胧的灯光里我小舅聂小勇又开了一瓶酒，给我倒满又给他自己倒满。 我站起身在屋里走，先是摸了一把电视机，又站在了洗手池前面，我看着洗手台上的镜子。 酒精来了我的眼睛里，镜子里我的眼睛像兔子眼睛那样红。 前面有车刹不住，不跳就撞了，撞车不肯定是死吗？ 他说。 我看见镜子里的聂小勇在我身后举起酒杯，仰起脖子一口吞了下去。 他那种面无表情的自若会让你觉得他能一直那么喝下去，如果不是我姥爷这时候走过来。 喝吧！ 我姥爷说着，捡起一个瓶盖砸进沙发边的垃圾桶，喝干净，喝死也不多。 他就像是把攒了一年的劲儿都摔到门上了。 一阵风刮到桌前，刮过我们的脸。 聂小勇歪嘴笑了一下，低下头，一只手扣在自己的大腿上，另一只手摸起筷子。 盘子里的菜已经不多了，他拿筷子翻了两下，挑了一块鸡骨头，一口送进嘴里，嚼完吐出来，然后拎起脚边一瓶酒，起身往门外走。 他第一步没站住，扶了一下我的肩膀。 我在我姥姥和姥爷的争吵声里跟着出了门，下了楼道走到小区院子里，聂小勇一手拎着酒，另一只手捏着一根烟。 我们那里春节那几天常常会下雪，因此那天的地上是雪白的。 没有风，烟在雪光里飘得很慢。 去车上看看，聂小勇说。 他说完就开始往外走。 我们两个出了小区，走在街道上。 街边是门店，地上布满爆竹的碎屑，空中丝丝缕缕的火药味，跟我喷出的酒气混合起来。 禁止燃放鞭炮的要求已经很多年了，但显然不会有效果。 寒山县的人需要在春节听到声响，这样的习惯也许延续了几百年。 我们走了几百米就走到了206国道，国道这一侧是城市，另一侧是农田，国道边是一座加油站，它连着一块水泥停车场，侵入了一块农田。 加油站亮着几盏灯，一排大货车横竖停在雪地里，规规矩矩，远看起来你会觉得像是小孩仔细排列玩具那样整齐。 如果放弃周围的参照物，只是把一片白色的雪地作为背景，你会觉得那些货车太小了，你在眼前伸出手掌，它们乖巧地停在你的手心上。 我小舅走到一辆车前，从裤兜掏出钥匙，伸出手抹了抹门把手上的雪，拉开门，把酒瓶交给我。 上去，他说。 我从车头绕过去，扬手打开副驾驶的门。 大车很高，驾驶舱要拉着门把手跳上去才行。 副驾驶座上是一双油乎乎的手套。 也许是邹四的。 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怎么准确称呼我们那里。 南方人说我们是北方人，可是我常常误以为它已经是南方了。 也许它算不算南方取决于我从回忆里挑出什么。 如果是挑1995年的地震，我在深夜推开蚊帐，沿着路边的呼噜声逃走，小跑几步来到河边，我把尿浇在河水里，草丛窸窣，扑通一声，有青蛙跳进了水里，我想我们是南方。 如果挑的是十七岁，我钻进一间网吧，电脑屏幕闪着光，在那里第一次见到完整的女人，记住的却是屋里那种电线的煳味，好吧，那种感受勉强也算南方。 再往后就是那个春节的夜里，我小舅聂小勇喝了酒，开着他的大车带我在县城绕圈儿，天空里像是撒了薄薄一层面粉，路上雪滑，聂小勇眯着眼睛，我怀疑我们闯了不止一次红灯。 开出城区，开上环城公路，提高速度以后我们没关窗，外面的冷风就着雪打在脸上，我的牙根冻得开始疼了。 聂小勇扭头郑重地看了一下我，那眼神的意思是“你看好了”，接着他猛踩了几次急刹车。 车子仍然往前走。 我觉得我的酒醒了。 不是你想刹车你就能刹住的，我小舅满足地完成了演示，说，没开过大车你不明白。 车子晃悠悠地继续走，很久才减下速度，车底一声叹息，我们停在了一根路灯下。 我的脚一落地我就开始吐，我把剩下的酒全吐了出来，最后酒没了，吐的是一些发苦的水。 它们在雪上融化开。 有时候是下雪，有时候是下雨，有时候是坡太急。 我小舅说着，一边抽烟一边站在身后拍打我的后背。 有时候是下坡太长，踩刹车没用，停不住，前面要撞了，你就得跳大车，我小舅说，拿大衣把头包住再往外跳。 有人跳过吗？ 我问。 我弯着腰哼鼻子，我想把鼻孔里的菜渣哼出来。 敢跳的不多，我差点儿。 说着我小舅向我伸出食指和中指，比画出“二”的意思，但是他的手指夹着烟，烟晃了一下，他又合紧两指，夹住它。 有两回，他说，邹四不让跳。 聂小勇说完把烟含在嘴上，两手去解腰带，背对马路，他把尿排在了雪堆里。 远处的鞭炮开始炸了起来，噼噼啪啪，响声越来越大。 我知道十二点到了。 春节的夜里到了十二点就有人点燃鞭炮，以前住平房是拿一根竹竿到房顶挑着，后来住楼，大家就走去天台。 爆竹交汇在一起的声音使远处的天空发出嗡嗡的轰鸣。 也许我们那里的天空才有那种声音。 我们重新上了车往回走，空气里的火药味好像越来越多了。 你知道跳大车吗？ 后来我喝了酒就喜欢那么去问饭桌上的人。 每个人都没听说过，我就知道。 大车你们总见过吧，我说，路上那些货车，比小车大太多了，摇摇晃晃，超载，它们把这里的东西运到那里，开得很快，刹车经常失灵。 不是我瞎说啊，我拿起酒杯，我可真研究过，大车开久了刹车油容易沸腾，一沸腾刹车就失灵，还有下雨、下雪、下长坡。 你刹不住车了你就得跳大车，车上有军大衣，你包住头再往外跳，车？ 车就不要了。 那些黑暗里闪光的东西你会记得清楚，比如京沪高速公路上照进眼睛里的车灯。 尤其那些大车的尾部。 司机往往在车尾加了彩灯，很远你就看见它们。 那几乎是夜色里最亮的东西。 你会觉得它们挂着星星在走。 我开着我的小汽车，加速超过它们，在经过一侧的时候心里会抖一下。 我会想到我的小舅，我想他的车就在某一处的高速上，也许他刹不住车，也许他真要跳了。 我看着高速路两侧的铁栅栏，想到我小舅的话，拿大衣抱住头，拉开车门跳出去，人会不会扎在栅栏上？ 要跳得高一点越过去吗？ 要是真刹不住了也可以等等，我想，如果他有耐心并且运气好，每隔几十公里就可以等到一条避险车道。 那种车道是高速路上斜出来的分叉，像多出来的一条腿，高高地斜举着，失控的大车可以冲上去，那是停下来的最后一个办法。 有一次我真把我的小汽车开了上去。 那车道上长满杂草，草丛里的路面是一层一层楼梯那样的台阶，车轮压上去，我的小车吭哧吭哧，磕磕绊绊地停住了。 一瓶水洒在座位上。 不知名的绿草几乎掩埋了我，草叶盖在车窗玻璃上。 我推开门下车，在草丛里往前走，好吧，我看见枝叶的尽头就是悬崖。 跳大车的故事，我接着说。 有一条河拦在寒山县的南边，经过大桥才能去南方，那桥上出过几次我们那里都记住的事儿，一回是个老太太，她蹬着三轮车过桥，走到中间歪头去世了，脚还蹬在那里。 还有一回是个学生，十三岁小孩，跟我一个中学，酒后跟同伴吹牛，拿小刀捅了一个刚过桥的路人，正中心脏。 然后就是跳大车那回。 去年春节，我们那里还没下雪，有几个警察守在我们那里的桥尾查酒驾。 那辆从城外方向开来的大货车在另一侧冲上桥头，没有减速，车倾斜着贴近了桥的围栏，驾驶室突然开了门，一个人影跳了出来，飞进了河里。 大车晃悠悠继续往前，撞歪了桥头的警车，冲下桥，撞到路边的一棵树上，翻了半边，车轮继续打转。 就像个王八翻身了，脚还在转呢，现场的人那么说。 我们那里王八就是乌龟。 那个春节我第一次见到捞尸的蛙人，两个，穿得真像青蛙，我们花了两万块钱把他们请来，第二天早晨他们才肯下水，到中午才把我小舅找到。 他躺在岸上，我走近的时候看见他的眉毛已经结冰了。 酒驾嘛，罚点钱，最多车不要了，我们那里的人到现在还会说，那傻逼怎么跳河了？ 想死拦不住，他们说。 生活先是会教我们学会反省，然后才让我们明白反省其实永远没用。 我真想让他们闭嘴。 我想说如果事情不是发生在你身上你就最好闭嘴，你最好一句话都不要说。 闭口不言的人也有，我见过一回，却又觉得冒犯了他们。 应该是高中毕业的夏天，我蹬着自行车把寒山转了一遍，比想象中大很多，某些区域竟然一次也没去过。 好比电脑游戏里的人物第一次去了地图里那些阴影处。 有一块是开发区，粉尘世界，连路两侧的树叶也全都贴了一层土； 有一个山脚下的戒毒所，招牌很大，门口蹲着一些似在等人的亲属，气氛哀恸，有人捂着脸哭。 在城边国道的拐角处，我进了一所学校，操场的杂草比人高，一座楼下坐了几个学生模样的人。 我走近了，问他们哪里能喝水。 没人说话。 我记得他们看我的眼神，木然，平静，一种跟眼前的世界毫无瓜葛的态度。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聋哑学校。 我们那里真正的沉默之地，那天我是个入侵者，我忘了说一声抱歉。 如果你是一只鸟，或者一架飞机，都行，你飞到1995年的我们那里，稍稍低头往下看，你会看到一个很小的学校，只有一栋楼和一块操场，操场上一根旗杆，周围规规矩矩站了一片小孩。 最前面的小孩是少先队大队长，表情严峻。 大队长的右手举过头颅。 其他人，少先队员们，大家看着他，几乎有点激动，他们的红领巾在胸前飘扬着。 老师说那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的。 音乐响了，大队长带着两个人走上去，他们就是护旗手了。 一个人把旗子往空中抛了一下，大队长昂起头，很严肃地开始往下拖拽。 定滑轮和动滑轮的组合——奇妙的组合——你往下用力那东西往上走。 我们是每个周一的早晨站在那里升旗的，国旗升上去接着是一次演讲，常常是女同学，她们用尖细的声音讴歌我们来之不易的生活。 有一个站在末尾的小孩很紧张，他的两眼一直盯着国旗。 他是在盘算着音乐终止的时候那旗子是不是刚好到达顶部。 有时候升旗手动作太慢，音乐完了还没到顶，一用力，旗子就猛地蹿了一下。 那小孩是我，我在想我的小舅，我想他本来该去北京升旗，说不定运气好也是升旗手。 他准备秋天走，但是我们寒山县下面的乌龟动了一下，然后我小舅他就没去成。 我去医院看他，他躺在那里一句话都不说，我把他的鸽子汤给喝了，喝完又吐了出来。 我记得那天升旗后演讲的主题，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省同胞向我们伸出了援手。 我们县志第二百一十五页有记录，1995年9月，寒山县5.1级地震，经济损失八百万，八十六人受伤。 我不知道那八十六人是不是包括了一个叫聂小勇的人，他有一小块儿膝盖骨没了。 我没见过那块骨头，我不知道它的形状。

全文见《中华文学选刊》2019年9期，选自《南方文学》2019年第4期

201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