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壮——“我是一个两栖动物”

改革开放、入世等国家的重要时刻，都是苗壮人生中的重要节点。“我人生中的每一个重要选择，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他说

　　法治周末记者 肖莎

　　1977年，苗壮12岁。同年，国家恢复高考。

　　苗壮是“文革”后天津外国语学校通过全市统一考试录取的第一批中学生。当年天津外国语学校在全天津市只招收80人，考试场面也很壮观。

　　“跟高考似的。”苗壮回忆道。

　　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外国语成为热门专业还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情。当时的热门还是“数理化”。

　　苗壮的父亲是外交官。父亲读过的书、经过的事，乃至看过的风景、听过的音乐，都对苗壮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父亲肯定是希望我子承父业，同时也看到了国家未来会对外开放，需要大量的外语人才，所以建议我报考外国语学校。”苗壮回忆道。

　　同样受父亲影响，中学毕业后苗壮去外交学院学国际法。“前几年母校校庆，印发了一份同学录，上面有我父亲、我太太和我三个人的名字。一家两代有三个人同为外交学院的校友，这在母校大概是独一无二的。”苗壮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不过，苗壮并没有沿着父亲为他设定的职业发展路径走下去。

　　大学毕业后，苗壮先是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既搞科研又搞管理。在发表了几篇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并升至科研处处长后，苗壮又加入了国家开发银行，任国际合作局欧美业务处处长。

　　38岁那年，苗壮又一次调整人生航道，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攻读法学硕士。

　　回国后，苗壮先后在多家跨国公司从事法务工作并在业余时间从事法学研究与教学，并在《法制日报》等国家级法律(学)专业报刊发表了许多文章。

　　“我人生中的每一个重要选择，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苗壮谈到，家庭对他的影响主要在上大学之前，大学毕业后的职业发展路径主要还是个人志趣使然，并深受时代大潮的影响。

　　改革开放、入世等国家的重要时刻，也成为苗壮人生中的重要节点。

　　“我是一个两栖动物。”苗壮这样形容自己，“法律与经济、理论与实务、中国与外国都有所涉猎。这与我的经历密切相关，没有任何经历是虚度的。”苗壮说。

　　外交学院的“另类”学生

　　1982年，苗壮考入外交学院。

　　彼时的中国，改革风起云涌。作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思想活跃，特别关心国家的发展与改革。

　　大学期间，作为学生干部的苗壮经常邀请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到学校做讲座，其中就包括一些活跃在改革前沿的中青年经济学家。在他们的影响与指导下，苗壮开始自学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并思考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问题，他还参加了经济所承担的国家重点课题“国有企业的改革与效率”的现场调研。

　　“大学毕业前我就确定了未来工作的方向是财经，具体分两步走：先搞研究，后做实务。”苗壮说，所以后来自己去经济所与国开行工作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不过，在当时的外交学院，苗壮算是有点“另类”。同学们毕业后的主要去向一是外交部门，二是外资企业，三是出国留学。

　　回首往事，苗壮十分感慨：“作为一名非经济学专业的本科生，能在大学毕业后进入经济所这样的国家顶级经济研究机构从事科研与管理工作，这本身就说明当时的用人制度还是‘不拘一格’的。这也并非个别现象，比如当年莫干山会议的参会资格就是讲论文水平，只看论文，不看背景;谁的论文写得好，谁就能参加会议。”

　　非经济专业学生投身财经领域

　　1988年，苗壮加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作为国家顶级“智库”，经济所可谓人才辈出。在孙冶方、许涤新、顾准、刘国光、董辅礽、吴敬琏等老一辈经济学家的倡导下，理论联系实际蔚然成风。在经济所工作期间，苗壮经历了第一次改革浪潮的高潮与第二次改革浪潮的兴起。这样的环境与经历为他总结改革经验，观察与思考改革过程与规律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霍姆斯大法官说，法律的本质不是逻辑，而是经验。经济也是如此。”苗壮说，“实践出真知。研究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与规律，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真总结改革的经验。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构建改革的理论。”

　　从大学时代起，苗壮就开始关注中国经济改革的战略问题。他看到，与前苏联与东欧国家不同，中国走上了一条渐进的改革道路。通过调查研究，总结改革的经验，观察与思考改革的过程与规律，苗壮对中国渐进改革的特点有了全新的认识。

　　天道酬勤。1992年，刚满27岁的苗壮在经济学核心期刊《经济研究》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经济专业论文《制度变迁中的改革战略选择问题》。此后还相继在《经济学动态》等经济学核心期刊发表了《论中国的渐进改革道路》等学术论文，并在其他经济类核心报刊中发表了多篇文章、访谈。

　　在这些文章中，苗壮系统地阐述了他对改革的一般理论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具体实践、战略与路径的观点。其中，他的第一篇论文载入了《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一书，还有一些文章被其他刊物转载，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96年，刚过而立之年的苗壮离开了奋斗将近8年的社科院，到国家开发银行工作，进入了国际金融实务这个崭新的领域。

　　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甚至在某些高端制造业也已跻身世界领先地位。但在20多年前，中国的制造业还比较落后，许多先进设备需要进口，这就需要银行提供国际投融资服务。

　　作为欧美业务处处长，苗壮在日常工作中经常跟欧美的有关专业机构打交道，包括银行、券商、律所等等。“那是我第一次切身感受到国际先进的高端服务业是什么状况。”他说。

　　在国开行工作期间，苗壮还经历了国家法制体系建设的提速。随着中国确定了建设市场经济这个改革目标，经济领域的许多重要法律如合同法、证券法、公司法等都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陆续出台。

　　在实际工作中，苗壮也切身感受到法律的重要性。“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而金融产品的本质就是合同。比如，在某种意义上讲，银行贷款业务就是一个借款合同的订立、变更与履行的过程。”

　　“在这样的社会与工作背景下，我萌生了回归法律‘老本行’，从事法务工作的想法。我的这个想法得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的高度认可。”苗壮回忆道。

　　回归法律“老本行”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不但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意义重大，对于苗壮而言，也是人生的又一个重大关头。

　　“这件事对我的冲击太大了。我是学国际法的，又是做国际业务的。我知道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意味着什么。今后，大量的外国企业要进入中国，大量的中国企业要走出去。无论对于国家还是企业来说，都需要‘与国际惯例接轨’。看到这样的趋势，我迫切感到需要出去学习。”苗壮说。

　　苗壮回忆，当时自己面临着两个选择：商学与法学。

　　而学什么又与做什么联系在一起。因此，对专业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未来职业发展方向的选择。苗壮最终选择了法学。

　　俗话说，三十不学艺，四十不转行。2003年，将届不惑之年的苗壮离开了他所熟悉的“体制内”，到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读书，为职业生涯中的再一次转行作准备。他笑着说，自己是当年入学的学生中年龄最大的。

　　在法学院的开学典礼上，院长的一句话使苗壮深受触动：We don’t teach you law，we teach you how to think，think like a lawyer。(我们不教你法律，我们教你如何思考，像个律师那样思考)。

　　苗壮非常认同这样的教学理念。在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时侯也曾看到这样的话：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可见天下学问是相通的。隔行不隔理。”苗壮说。

　　回国后，苗壮先后在美国、法国、德国等国的跨国公司中工作。在实际工作中，他越发感受到法律思维方式的重要性。无论是审合同、做项目、办案子，还是带团队、做培训，他都十分重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与“头脑风暴”式的讨论。

　　苗壮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有的放矢、集思广益、解决问题，“法务的工作就是要解决问题的”。

　　“归根到底，法务的使命是为公司的商业问题提供及时有效的法律解决方案。因此，法务工作应当以商业为中心，以结果为导向，讲求效能与效率。”苗壮说。

　　波斯纳大法官说，法律人要“超越法律”。对此，苗壮在工作中也深有体会。

　　他认为，好的法务工作者应当是复合型人才，要一专多能，不但要懂法律，还要懂经济，不但熟悉公司的业务，还要了解公司所在行业以及整个宏观经济的大势。只有这样，才能有战略头脑，才能成为法务领导者。

　　“功夫在画外。”苗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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