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的中国,正处在内忧外患之际。对于中国文物界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多事之秋。
民国时期的故宫博物院神武门
正是在那个时期,有一宗所谓的“故宫盗宝案”,轰动一时,被称为“民国文物第一悬案”。在这起案件中,当时的首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与秘书长等“故宫看守人”,纷纷被指控有违法舞弊倒卖、并大量偷窃文物之罪名。真相如何,实际至今扑朔迷离。
故宫藏宝,历经劫难。自清帝退位以来,多次出现纠纷与意外。这其中,被偷盗的事端,甚至都屡屡发生。而影响最大、流传最广,就当属民国时期的此案。
一,疑案起源:怎么传出这事?
话说1924年11月5日下午4时,大清帝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被逐出了紫禁城,故宫为国民政府接管所有。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作为一个单位正式挂牌成立。
溥仪被逐出宫前夕,与庄士敦与润麒(婉容弟弟)在故宫合影
很快,理事会任命名单出炉,“社会贤达”易培基任院长,国民党元老张继任副院长,政学两栖名人李石曾任理事长——他们正是此案的主角。这三人,都是国民党内资深人士,互相有一些权力分配上的矛盾,给盗宝案的发生埋下了伏笔。而在此期间,故宫又有两件大事,关系体大又事出仓促,也使得此番盗宝案就此拉开帷幕。
其一,是“九一八”事变后,侵华日军向华北渗透.当时的故宫博物院为防止文物陷落日宼之手,遂有南迁动议。故宫文物先后分5批1.3万余箱运往上海。主要负责人,就是院长易培基,还有其女婿李宗侗,即理事长李石曾的儿子。
前后两任院长:易培基与马衡
其二,是在1929年前后,当时的财政部财政困难,经费一文不发,故宫为了解决维持之困、弥补开支,遂自力更生,开会定下了处置故宫内无关物品,比如将金砂、银锭、药材、绸缎、残缺器皿等“破烂儿”公开出售的决议。于是,自1931年11月起,故宫专设的发售室成立,每个星期日,有兴趣的买家都可到去选购。
本来,事项做的有条不紊,如火如荼。但是,新事多磨,很快节外生枝。1932年8月29日,一封匿名信飞到了当时的“北平政务委员会”,直名控告院长易培基擅自废弃故宫物品,盗卖故宫古物。报纸随即刊发这一消息,舆论顿时大哗。甚至国内纷纷传闻说,故宫大部分画都被做了假,真画多已不在了,并且举出画家陆和九来,说假画出自陆和九之手。
文物南迁
这事越传越凶,全国舆论界猛加攻击。很显然,在一般公众眼中,皇宫大内都是稀世珍宝,随便一“破烂”东西就价值连城。老话说“破家值万贯”,一般人家天长日久还会攒下很多没用的“好”东西,何况故宫这等积累了好几百年的皇家宝藏,文物南迁也好、废物售卖也好,没有一一公布于前,肯定有猫腻。
此事闹到最后,据说连蒋介石都被震动到了,为平众怒,下令追查。
二,“疑凶”指向:博物院长监守自盗?
在这起耸人听闻的盗宝大案中,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成为众矢之的。举报信所有指控都指向他,及其亲信。“故宫”、“院长”与“盗宝”,这三个非常有分量的名词结合在一起,产生的社会新闻,轰动效应不难想象。
易培基与吴瀛先生——作家吴祖光的父亲,也是头条里吴欢先生的祖父
易培基这人,是文化界名人,声望极高。他1880年生在湖南长沙,早年毕业于武大前身的湖北方言学堂,后曾在长沙第一师范任教并任校长,不少共产党领袖都是他的门生故旧。后来,他曾两度主掌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要职。1925年,故宫博物院一创建后,他就被公推为院长,一干近十年。这段光阴,他为故宫大举擘划,可却也是他一生中最饱受酸甜苦辣,忧谗畏讥的时光。
事件曝光后,受政府委派,调查组数人立即进驻故宫。到了1933年10月,南京江宁地方法院检察署,正式检控院长易培基及其女婿李宗侗,指称他们涉嫌违法舞弊,盗卖故宫物品。此外,故宫博物院职员萧襄沛,因在文物南迁工作中曾将凤冠上的珠子摘下装箱,也冠以“破坏古物以伪换真”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数年。
当时处理公函
在隔年的1934年10月13日,江宁地方法院正式以“侵占、伪造、背信、妨害公务”的罪名,对易培基、李宗侗等涉事9人提起公诉。该诉状指控易培基从1929年起,“陆续将保管之珠宝部分盗取,真珠1319粒,宝石526颗,以假珠调换真珠者9606颗,以假宝石调换真宝石3251颗,其余将原件内拆去珠宝配件者14%处,均一律占为己有……”,判决易培基犯有监守白盗罪。
1933年11月9日,易培基向国民政府提出申辩,针对社会质疑各点,一一反驳, 但去信都泥牛入海。但易培基当时已经病重,也无法入监。1937年9月,他在上海抑郁而终,身后萧条。死前,身边只有干女儿吴珊,为他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告别仪式。
张学良致易培基信函
还有值得插一句闲话的是,这里的吴珊,其实就是头条里吴欢先生的姑姑,而且此案中的重要人物吴瀛先生其实也是吴欢先生的祖父,关于故宫盗宝案,差不多都是吴家家事,很多内幕和隐情,吴老师一定是“独家新闻”。如果他愿意,应该是他来道道几句,其实是最合适不过了!
三,疑云重重:是莫须有的冤案?
如果根据调查结果,这桩举世惊诧的故宫院长监守自盗案,似乎已经真相大白。但是问题是,无论当时此后,几乎虽有的知情人,都认为这完全是一起莫须有的冤案。“民国文物第一悬案”,可能也是“民国文物第一冤案”。这起案件,确实疑点重重。
此事档案
比如,现在所知道的是,事件的发端来自那封举报信,而举报者是副院长张继夫妇。张继是国民党元老,一向和易培基不和,特别是对自己屈居在易位之下,始终心怀不满。尤其是其夫人崔振华,性格强硬剽悍,曾因一些琐碎之事和易培基及其女婿李宗侗公开吵闹,她一直宣称要给“易党好看”。
比如,当时参与经办此案的官员,从调查组,到给出定罪的最高法院检察署署长郑烈,都是张继的人马,都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故旧,让此案更增添了以公斗处理私怨的成分。
张继与夫人崔震华、女儿——崔号称“民国三大母老虎之一
比如,彼时故宫南运的一些文物,易被怀疑以假换真,这是他盗宝的最重要证据。那是1935年,法院请来的书画名家黄宾虹鉴定出来的结果,黄宾虹认定的“伪作”共计达62箱。可据刘北祀等故宫知情者的说辞,清宫藏品中本来就不乏赝品、伪作,因为起初的“善后委员会”点查时只是粗点,且由于专家少、外行多,所编“点查报告”中不少藏品的名称都会弄错,更别说判定真伪了,而黄宾虹鉴定水准不精,很多真品也是被他错定为赝品的。
而刘北祀等人的辩护,后来的历史也最终证明了此点:1949年至1959年,故宫博物院将作为易培基盗宝案罪证封箱的所谓赝品再度复核,清点出文物真品多达2876件,其中一级品501件,大体可以证明“易培基盗宝”是不大可能成立的。
清点文物
再比如,认定的易培基借用出售“破烂”中饱私囊一罪,当时的易的反驳也已经很明确了:这些物品的处理是理事会所决定,经行政院所批准,“此等出售物品,凡寻常金店中无不有之”,售出之款,“均作为基金,专款储存”,他个人从来无从沾手这批货款。
从这些易本人的抗诉、知情者的回忆、还有事后的认定看,易培基盗宝案又确实是子虚乌有的冤案。据说,当时的政府其实也是心知肚明,是以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年底,随着控告者张继病逝,对易案也不再追究。1948年1月9日,《南京日报》刊发了一则不起眼的新闻,标题是“易培基案不予受理”,文中称此案“业已赦免”,在世的涉事者“李宗侗、吴瀛等免诉、易培基不受理”。
吴家后人吴欢先生.他对此案内幕了解至多,我之关注此案,也是承他赠书始
就这样,沸沸扬扬十余年的民国文物第一大案——故宫盗宝案,以耸人听闻开始,又以莫名其妙的方式僵旗息鼓了。
四,“定论”中的疑问:真的是冤案吗?
现在的学术界,回头这其这桩公案,多持冤案的观念。认为是当时故宫内部各种盘根错节的纷争与矛盾的总爆发,是易培基与张继夫妇私人恩怨的扩大化,甚至直说就是张继夫妇的栽赃陷害。
清点和处理一些残缺物件,依然是现在故宫奔忙之事
当年易培基郁郁而死,吴稚晖就为他亲撰了如此挽联,“最毒悍妇心、沉冤纵雪公为死,误交卖友客、闲官相攘谋竞深”,对张继夫妇是严词谴责的。新中国建立后,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给彼时的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写过一份报告,专门谈易培基盗宝案,认为应该予以平反昭雪。曾协助江宁与南京两法院查检故宫南迁文物的那志良先生,也跟进撰文对此案传达是冤案的意见。更多的知情者,此后数十年,以各种方式跟进,或专文、或专书为易辩诬,吴瀛先生的《故宫盗宝案真相》即为其中最有名之一部。他们几乎明确指出当初易培基案是处置不当,实质上是文物界一桩大冤案。
后来的舆论,显然对易培基极为有利。可是,这起影响深远的故宫案件,真的是冤案吗?我自己就阅读所及,还是抱疑信参半态度。理由很明显:一,若将此事,单纯归于张继夫妇尤其是其夫人崔震华的“悍妇心”,还认为他们可以瞒天过海,一手包办、左右、操纵此等大案,似乎未免过于简单;二,还是有很多疑点也根本无法开释众疑;三,“知情者们”所交代的材料,是否真实,何以有各种互相矛盾的说法存在;四,即便易培基客观上没有盗宝,查验其本人的言行,似乎也并非真无过错;五,易培基的门生故旧,建国后多在要枢,有无可能有些人曲意要往他有利方向开脱呢?
南迁中途
比如,最难说清的是,假设真的完全是冤假错案,是张继夫人崔震华一手主导,先不说她是如何只手遮天了,难道彼时一流文人,从于右任到黄郛,从蔡元培至李四光,从鲁迅到北大国学门诸教授,这些都对此案持易确有问题态度的人们,都是被崔震华一人所蒙骗?那她得需要多特异的智力,及其他能力;比如,可以确信的是,文人出身的易培基,对故宫的敏感性似乎真的意识不够,尤其是在亲属问题上似乎有私,确实该授人以柄;比如,当年黄宾虹审定为伪作的62箱文物,虽被马衡批为“颟顸”,也被后来再证多数是误判,但是“误判”也并非全都误判,另有一些“假冒”之作,难道可以完全推给故宫本来就收“赝品”的托词吗?
再比如,当时的调查,即便是有粗疏之处,但是为配合公诉,法院方面是曾公供过厚厚两册的《易培基等侵占故宫古物案鉴定书》的,此物件诸如北京图书馆等尚有收藏可查阅,何以辩白都不从此鉴定书入手呢;再比如,另有亲历者盛成先生,晚年在海外出回忆录《旧世新书》,又有新说法认为,易培基当时确有倒卖文物行为,但是他也只是受命者,真正暗中指使他偷偷把故宫宝物搞到海外高价出售的主谋者,是蒋介石,而蒋卖文物也不是出于私利,而是为筹集抗战军费,易培基对此只能保持沉默,这也是为什么当年此案不予执行的原因云云。种种说法,何以如此自相矛盾?
盛成
是以,对于此案怎么定性,“真相”到底如何,似乎还无法轻下论断,现在言之凿凿,未免言之过早。比如我看到的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徐启宪先生的说法,就是说“案件到今天都没有定论”,这是比较审慎的意见。
五,疑案余音:如何守护珍宝?
经上端一番梳理,大体可以说,民国时期轰动一时的易培基故宫盗宝案,当时扑朔迷离,其实至今也真相未明。
只是说,当往事已矣,我们还要旧事重提,最大的用心,自然不是要充当什么事后文史侦探,而是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要以此为前鉴,对于故宫、对于故国文物,我们真的要珍重护惜才好。
我们的故宫,文物渊薮,的确让人着迷。故宫的珍宝,对于贪婪人性的诱惑力,也是巨大的。故宫自1925年10月10日下午正式对众开放以来,90余年间所谓的盗宝案实屡屡多有。即便是1949年建国以来,北京警方有记录的故宫盗宝案都至少6起,分别是在1959年、1962年、1980年、1987年、2011年,殷鉴不远,当求完进备不止。守护故宫,功在千秋,责在当代,我们所有人冀其昌炽,乐观其胜。
不过,若说起闲话来,博物馆之失窃,甚至被毁,本身就充满传奇色彩,也非中国独有之厄,否则不至于一直是全球各地不老的影视题材。如近期也收藏文物的巴黎圣母院遇火不谈,即全球各地博物馆与艺术馆被盗事件,实际也屡屡发生。过去,美国名作家爱德华·多尔尼克还专门写过一本题为《是名画总会被偷的》的书籍,调侃说各地博物馆之被盗,“失窃的杰作完全可组建一座博物馆,堪与世界上任何一处最伟大的博物馆相匹敌”。
不仅如此,太多偷窃手法层出不穷,让人防不胜防,有的甚至极低级但极有效。譬如当初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失窃,就是在卢浮宫关门后,一个工作人员放在衣服里轻易偷走的。守护故宫,道阻且长,且行且珍惜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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