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的毒，没有鸩鸟、没有蛊毒、没有砒霜，更没有银针验毒

唐代用毒杀人是重罪，《唐律疏议》明文规定，用毒者和卖毒者处以绞刑，买卖了但没有使用的流放二千里，大赦天下时，除了十恶之罪不赦之外，用毒药杀人的一般也不在赦免之列。

律法上中点名的毒药有鸩毒、冶葛（野葛）、乌头、附子等。但古代最有名的鹤顶红（砒霜）去哪里了？蛇毒等动物性毒药哪里去了？还有小说里常说的蛊毒是怎么回事儿？

【药毒一家，一体两面】

“毒”字本意是对人体有伤害的草药。判断一种药物是否是好药，就要看长期服用、大量服用是否会对人体造成伤害，并根据毒性把药物分为上中下三类。

古代医家对用药非常慎重，要严格控制剂量，观察治疗效果和毒副作用。因此，古代“尝药”是子女体现孝道和臣子表现忠诚的好机会，尤其皇帝们更是能够享受子女、臣子尝药的待遇，甚至皇太子、皇家医院院长等人为皇帝尝药都有明文规定。对药物有一些基本了解的知识分子们，更是不敢轻易使用不熟悉的药物。

经过长期的摸索，先人们对药物的习性越来越了解，掌握了通过药物炮制来降低或消除毒性的方法，也明确了药即是毒、药毒一家的基本医药思想。

药是治病的，治病的另一面就是害人，把药物的毒性充分发挥出来。

【鸩毒】

唐代最著名的毒药就是鸩毒了，号称有一种叫鸩鸟的动物，用它的羽毛泡酒，酒就有剧毒。

正史、野史记载死在鸩酒之下的名人无数，包括董卓鸩杀汉少帝，宇文化及鸩杀隋秦王杨浩，王世充鸩杀隋皇泰帝杨侗，甚至唐中宗在传说中都是被老婆和女儿鸩毒死的，仅《旧唐书》中提及到用鸩毒杀人的地方就有几十处。

但真的有鸩鸟这种动物存在么？

现代有专家考证鸩鸟是已经灭绝的一种动物，也有专家认为鸩毒就是乌头，或者是砒霜。

唐高宗时期编撰的中国古代第一部官方药典《唐本草》中记载了鸩鸟毛这味毒药，说是鸩鸟“生于南海，状如孔雀，五色杂斑，高硕，黑颈，赤喙，出交、广深山中”，以吃蛇为生。但书中也说，鸩鸟早在南北朝时期就无人能识别，唐人更是没有见过。

所以，即使有鸩鸟这种动物存在，最晚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灭绝了，更不要说唐人能有幸死在鸩毒之下。史书上虽然多处提到鸩杀某人，但指的是用毒药杀人，而非用鸩鸟的毒杀人。但即使如此，文人们仍然把鸩毒这两个字延续下去，代表着毒药的统称，贯穿了整个唐代，一直延续到到五代、宋朝。

也就是说，鸩毒在唐代是不存在的。

【野葛——钩吻】

唐代最普遍使用的毒药是钩吻，也被称为野葛，一种开着小黄花的美丽植物，传说中神农氏尝百草时就是吃了钩吻死去的，又称断肠草。南北朝梁朝名医陶弘景介绍钩吻时说“入口能钩人喉吻”，毒性很强，外用可以治疗疾病，但“入口即杀人”。

武周时期的酷吏王弘义，当时权势很大，给其他州县、有关部门发文，大家都非常畏惧，王弘义自己就夸耀说：“我之文牒，有如狼毒野葛也”。

神龙革命复唐的五王之一袁恕己，后来被贬官流放到广西，武三思派人追上，给袁恕己灌了数升野葛汁，袁恕己痛苦的在地上挣扎，用手指抓土，指甲都脱落了。但估计季节不对，野葛毒性不够大，袁恕己挣扎了很久也没死，追兵只得动手把他杀死。

钩吻主要生长在南方，在唐代能够得到普遍认识和使用，说明其毒性第一的名声不小。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提出了解钩吻毒的几个方子，“鸡子一枚打破并吞之须臾吐野葛，又方煮甘草汁冷饮之，又方服鸡屎汁”，最后一个方子感觉很奇怪。

但钩吻这种植物有个特性很奇怪，对人来说是毒药，对动物来说竟然是补品，被称为“猪人参”，不得不感叹造物的神奇。

【乌头、附子和射罔】

乌头是另一种著名的毒物，也是植物，乌头是其块根，又叫堇（也有专家说堇是另外一种有毒植物），旁边较小的块根叫做附子。其毒性比钩吻要弱一些，经过炮制后更是可以入药。

《旧唐书》中记载，唐玄宗找到了一位异人，就是传说中八仙之一的张果老，曾经“会天寒，使以堇汁饮果”，张果老喝了三大杯，还说这酒不好喝。之后照镜子，发现牙齿“尽燋且黧”，都烧坏了。然后张果老用铁如意把牙齿敲下来，自己上药，睡一觉之后又是一口白牙。在现代这就是视觉误导加上塑料袋，一千三百年前的张果大师不知道是怎么弄的。

乌头有个重要的作用，就是煎出来的汁液制成的膏剂叫射罔，可以涂在箭镞上，用来射杀鸟兽，当然也有用来增加武器杀伤力。

《三国演义》中记载了华佗给关羽刮骨疗伤，就说：“此乃弩箭所伤，其中有乌头之药，直透入骨；若不早治，此臂无用矣。”当然，这只是小说，正史中只说是箭矢有毒，没说什么毒。

用乌头做毒箭中原地区比较常见，在南方一般用蛇虫的毒液，平时储存在竹管中，用时把箭镞在毒液中蘸一下，毒液接触空气毒性会降低。去海南能看到的见血封喉树在唐代闻所未闻，估计是少数人之间的秘传，这种毒药也能用于增加箭矢的威力。

《后汉书》中记载，西域有一西夜国（现新疆叶城县），当地有一种白草，煎以为药涂在箭镞上，“所中即死”，这就更是不知道是什么植物了。

【传说中的蛊毒、含沙射影以及砒霜鹤顶红】

蛊毒是个很著名的词汇，蛊是腹中虫子的意思，聚集蛇虫于器皿之中令其自相吞噬，最后一个就是蛊。之所以说是词汇，因为上古时期人们相信蛊毒和相关传说，把这个东西传的神乎其神。到了唐代，医者们逐渐认为蛊毒是一种虚幻之物，并不存在，只是普通人尚且不知，把和中毒有关的疾病都认为是中了蛊毒。

但当时医者社会地位并不高，文人们仍然坚持有蛊毒的存在。于是，唐代史书和时人笔记中仍然记载了不少中蛊毒的案例，特点是症状千奇百怪，都比较严重，相当于是所有急性疑难杂症的集合体。

医者们已经有了定论，因此，唐代留下来的对蛊毒的治疗方法也就没有什么实际价值了，估计能对病人心理上有些帮助，用的药物相当于安慰剂。

含沙射影也是古代流传很广的两种毒物，指的是沙虱和射影（又名射工、短狐），这些都是中原人去南方谈虎色变的两种毒物。现代专家研究，应该都是血吸虫，被古人附会想象而成的。

砒霜又名鹤顶红，是古代著名的毒药。但唐代砒霜并未得到广泛认可，仅有孙思邈著作中提及砒霜可以入药，唐代其他医药学著作中都没有对砒霜药性、毒性的说明，到了宋代才把砒霜当作剧毒之物明确，武大郎被砒霜毒死是符合史实的。

也正因如此，银针验毒在唐代是不应该出现的，这种只针对砒霜有一定作用的验毒方法也应该是宋代才开始的，唐代的神探狄仁杰就不要用银针试来试去了。

【其他一些不太有名的毒药】

巴豆也是比较普遍易得的一种毒药，毒性更低，服食巴豆会造成急性肠胃炎，腹泻不止，所以也有致死的可能性。

被认为有毒性的植物还有秦椒、巴椒（蜀椒），其中蜀椒就是蜀中所产的花椒，其中的闭口椒毒性能令人致死。孙思邈《千金翼方》中记载，蜀椒“多食令人乏气，口闭者杀人”。但实际上我们现在吃的川菜主要配料之一就是蜀椒，也没刻意去看其中有没有闭口的，估计是品种得到了改良，或者是炮制后进入市场已经没有毒性了。

盛唐时期有本《御史台记》，记载了当时的一个小段子挖苦御史台诸人。其中，类似见习人员的叫监察里行，这些人为了转正，弹劾百官最狠，被称为“合口椒”，毒性最大；其次是监察御史，被称为“开口椒”，毒性小一点；殿中被称为萝卜或者生姜，虽然辣口但没什么大的后患；侍御史被称为脆梨，已经是甜的了。

毒菌是古人琢磨不透的一种东西，但已经发现有些种类的菌菇有毒，东汉张仲景的《金匮要略》中记载，“木耳赤色及仰生者，勿食。菌仰卷及赤色者，不可食。”

唐代笔记小说《朝野佥载》中记载了一种用人尸体培植毒蘑菇的方法，“岭南风俗，多为毒药。令奴食冶葛死，埋之土中。蕈生正当腹上，食之立死；手足额上生者，当日死；旁自外者，数日死；渐远者，或一月，或两月；全远者，一年、二年、三年亦即死。惟陈怀卿家药能解之。或以涂马鞭头控上，拂着手即毒，试着口即死。”当故事听听就好了。

流传在岭南地区的另一种毒药叫“蓝药”，不是用来补魔法值的药水，而应该是蛇毒，唐代笔记小说《酉阳杂俎》中记载“蓝蛇，首有大毒，尾能解毒，出梧州陈家洞。南人以首合毒药，谓之蓝药，药人立死。取尾为腊，反解毒药。”

但这也是唯一对动物性毒物的记载，包括蛇毒、蜂毒、蝎毒、蛛毒等当时都不是主流，由于这些毒药不易保存，唐人虽然对活着的有毒动物很是畏惧，但无法利用这些毒药，也就不会造成什么太大的危害。金庸小说中说到的欧阳锋虽然是宋朝人，但宋代也未必在这方面有明显的技术进步，西毒之名估计有水分，黄蓉软猬甲上南希仁的一点毒血还能毒死杨康更是不太可能。

唐代的毒药种类并不是很多，远远不如之后的宋代丰富，比如宋太宗赵光义就是用牵机毒的高手，这种东西在唐代没有记载。时代发展带来了新事物的采用，李煜和武大郎能死在新时代的新毒药之下，也算是对新鲜事物的一种被动的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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