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律师制度恢复40年

1986年7月5日，第一次全国律师代表大会。

原文首发于484期《法治周末》15版

今年是我国恢复律师制度40周年。 回首来时路，我国律师制度与法治建设一起，走过了40年不平凡的伟大历程。 在这40年中不断探索与尝试，中国律师亲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变迁过程。

据全国律协8月的最新统计数据，全国律师人数已经突破46万人，达历史最高。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律师制度曾一度出现空白。 1979年是中国律师制度恢复重建的元年。 当年下半年发生了三件大事，奠定了法律服务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是在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一天之内通过了7部法律，这在中国法治史上被称为“一日七法”。 其中刑事诉讼法专设了第四章“辩护”章节，并在第二十六条明确规定了律师是位列第一的辩护人;二是在9月，司法部恢复重建;三是在12月，司法部颁布了《关于律师工作的通知》。

当时，全国共有律师212名。

脱下公家的制服

第一个10年是奠定基础的10年，中国律师行业如同雨后春笋一般，每年都有新变化。

一场轰动全国的大审判，让中国律师重返历史舞台。 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依法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0名主犯进行了公开审判，刚刚结束15年劳改的张思之出任“两案”的辩护小组组长。 电视播出，万人空巷。 在这场审判中，中国律师的身影格外引人关注。 这场“世纪审判”，让全国、乃至全世界见证了中国律师的风采，也宣告着新中国律师制度的重建迎来一个春天。 因此，有人将张思之称为“中国律师第一人”。

当时，专职律师还很少，参与诉讼的18名律师中，专职律师仅6名，12名兼职律师是从北京、上海、武汉等地政法院校的老师中抽调而来，律师的稀缺程度可见一斑。

1980年，律师暂行条例出台，规定“律师为国家法律工作者”。 1980年12月底，广东省律师协会成立，由时任广东省司法厅厅长的马芳兼任会长，这是中国恢复律师制度以来的第一个省级律师协会。 1983年，中国第一家称为“律师事务所”的机构——“蛇口工业区律师事务所”诞生于广东。 中国第一家经司法部批准的办理涉外法律事务的律师执业机构——广东对外经济法律顾问处成立。 10月，全国第一家从事涉外业务的律师事务所——深圳市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成立。 中国涉外法律服务的历史便从广东律师开始书写。

最初的律所被称为“法律顾问处”，直到1984年，司法部正式提出将全国的“法律顾问处”易名为“律师事务所”。 彼时，法律顾问处属于行政部门，最初的律所也是事业单位。 在局部地区，律师甚至还可以穿警服、带手铐、配枪支，很多律师都会在自己名片印上“正处级律师”“正科级律师”的字样。

紧接着，律师事务所开始探索脱离国营。 1985年的春天，始终处于改革前列的深圳，开始探索承包制律师事务所。 徐建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他向市司法局签下军令状，只做挂靠，自负盈亏，每年上交10万元利润。 两个月后，徐建的深圳市经济贸易律师事务所正式成立，全所上下，只有6名律师。 短短8个月，他们完成了40多万元的创收，还实现了内地首例律师见证工作。 徐建还建议将“见证”引入法律程序，为律师行业开创了一个新的业务板块。

此举一成，掀起了全国各地的律所脱钩大潮，被编制问题束缚已久的律师行业，开始展露新芽。 敏锐的深圳市政府发现了徐建的才能，征召年仅32岁的他出任深圳市司法局副局长。 他上任两年后，中国第一家私人合作制律所在深圳成立，跟这家律所同时成立的，还有深圳市律协。

律所蓬勃发展之际，律师行业开始设立门槛，也拥有了属于法律人自己的组织。 1986年4月12号，司法部正式下发了《关于律师资格考试的通知》，确定了律师行业的准入标准。 7月5日，第一次全国律师大会在北京召开，全国律协正式宣告成立。 此时，律师由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共同管理的体制初见端倪。

1988年，司法部发布了《关于下发〈合作制律师事务所试点方案〉的通知》，第一批实行合作制试点的律师事务所共有4家，分别是经纬、北方、君合、大地。 这一通知，拉开了中国律所未来30年发展的序幕。

我国律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也经历了从法律顾问处，到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事务所、合作律师事务所的出现，再到合伙律师事务所的转变。

1982年4月，北京市律师协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合影。

高校师生走进律所

如果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是现代中国律所的历史开端，那么九十年代则是中国律所真正走向市场化的起点。 乘着邓小平南巡、中国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市场快速崛起以及外资进入中国的东风，中国商务律所开始突飞猛进。 在这10年里，中国的法律行业可谓群雄并起，既有从机关单位辞职创所的要员，又有从“国办所”下海的“体制内”律师，还有从国内外名校毕业的高材生。

1989年，王之龙、武晓骥、肖微、储贺军、段海海等人一起创办了君合律师事务所。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涉外法律服务市场开始繁荣，外商投资大幅增长，设立的合资企业多达几十万家。 也正是在这时，君合的涉外法律服务模式基本成形。

1991年年底，国务院在《关于全面进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意见》中明确了房改的总目标，这意味着“分房时代”一去不回，“房事”开始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头等大事。 1992年，张学兵等5人创立中伦律师事务所，专注中国的房地产法律业务。 同年4月，段祺华创立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这是中国第一家私人合伙制律所试点，由时任司法部部长蔡诚亲批。 在此之前，段祺华是华盛顿州律师协会第一位外籍法律顾问。

在1992年北京市司法局批准的第二批合作制律所试点中，大成也名列其中。 在1994年1月1日的《法制日报》头版栏目“中国政法之最”，曾报道大成是“中国最大的合作制律师事务所”。 当时的大成有72名执业律师，这一人数在现在充其量只能算作一家中等规模律所，而在当时却已然是“航空母舰”。

1992年，4名来自北京大学的教师： 王立华、宁成、李方、李鹏一拍即合，下海创业，“开元”律师事务所应运而生。 1994年，开元更名为天元。 天元是当时屈指可数的能够从事上市业务的律所。

1993年，万国律师事务所(国浩上海的前身)设立，创立伊始，万国便以四个“第一”轰动上海滩，即上海平均学历最高(5个合伙人均为硕士毕业)、上海南京路上唯一一家、全国第一家号称以证券法律业务为主攻方向、主任年纪最轻(当时的吕红兵只有27岁)的律师事务所。

随着律师在中国法治发展过程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行业规范也在不断完善。 1996年5月，律师法审议通过，取代律师暂行条例，成为我国首部真正意义上针对律师群体制定的法律，对于完善律师制度、规范律师执业行为、保障律师依法执业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2007年、2012年、2017年，我国先后3次对律师法进行修订，基本形成了覆盖律师执业和律师管理工作各方面、各环节的律师法律制度和配套规章体系。

1999年，“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正式写入宪法。 中国律所开启规模化布局的浪潮，经历了入世之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他们既抓住了风口和机遇，也抵御了风险和挑战，并开启了内部管理体制的升级与改革。

我国律师制度刚恢复重建时，办理的案件基本上都是刑事案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逐渐介入民事、经济案件，部分律师的业务发展方向拓展到非诉讼业务。 时至今日，律师业务已无处不在。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科技股与互联网股在纳斯达克市场狂飙突进。 2000年，中国的三大门户网站新浪、搜狐、网易抓住这一历史机遇，纷纷在美国上市。 其中新浪是中国第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互联网公司，通商创始合伙人之一的刘钢担任新浪的中国法律顾问。 正是在这一项目中，刘钢开创了VIE架构，这一架构对后来中国企业境外上市影响深远。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开启了未来十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 服务中国企业的境内外上市，让中国律所取得了高速发展。

但是人人都在想这样一个问题： 下一个战场在哪里?

一份1989年的律师资格证。

律师行业的互联网与国际战场

2010年，中国律师的整体创收突破400亿元;2018年，突破了1000亿元。 这十年，互联网带来了中国社会经济和法律行业的颠覆式变化。 法律拥抱互联网，以及中国律所征战国际成为最重要的时代主题。

从2013年开始，法律互联网创业的浪潮兴起。 一时间，整个法律行业风云激荡。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许多大所，也都加入了这场大潮之中。 天同和无讼、金杜和理脉、君合和律携、盈科和律云……联系在了一起。 当“阿尔法狗”战胜李世石之后，2017年，全球对人工智能的关注又迎来了一波高潮，中国的法律行业也不例外。 人工智能对法律和法律职业的影响成为法律圈热议的话题。

浪潮汹涌，中国律所开启了信息化建设。 智能合同库、SaaS平台、律所管理系统、法律服务流程外包等法律科技产品亦如雨后春笋般冒出。 与此同时，法院和检察院也开启了信息化改革的步伐。

另一个主题则是国际化： 2014年，上海自贸区设立，此后4年时间，有5家中国律所与5家国际律所进行了联营。

2014年8月，广东省司法厅正式下发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律师事务所与内地律师事务所在广东省实行合伙联营试行办法》。 当年11月，中国第一家香港与内地合伙联营律师事务所——华商林李黎(前海)联营律师事务所即在深圳设立。

中国律所国际化，加强在涉外法律服务领域的布局是大势所趋;而随着中国市场的持续开放，外资律所与中国律所之间的合作不可避免，且它们的合作模式亦会愈发多元。

党的十八大以来，司法部积极推动中国律师事务所“走出去”，努力做到中国企业和公民走到哪里，涉外法律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大力支持发展涉外法律服务，加强涉外律师人才培养，健全完善保障政策，为中国律师“走出去”提供政策支持。

律师制度恢复重建的40年，是我国律师国际视野不断拓宽的40年。 我国律师积极适应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需要，主动作为，服务范围逐步扩大，业务领域不断拓展。 一些律师事务所业务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在国际上具有较强竞争力，在维护我国公民和企业海外权益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律师制度恢复重建的40年，是律师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的40年。 我国律师队伍从1979年的200多人发展到如今的46.4万人，律师事务所由70多家发展到3万多家，解决全国174个县无律师问题，实现了县域以上律师服务全覆盖。

回首40年，中国律师脱下制服，穿上西装。 许多人曾经意气风发，如今鬓角已染斑白。 许多人曾不知该如何介绍自己的律师身份，现在也坦然一笑。 然而，放在更长的历史维度看，这40年只是白云苍狗的一瞬，中国律师其实还只是少年郎，有更加精彩的征途，漫漫长路，等待着这群律师以法律人之名，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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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 王京仔 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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