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国君在盟会中担任了司仪的职司，在盟会举行之前，预先演习仪式时，由他按照尊卑的等级，用茅草树立在天子和诸侯的坐位上，即所谓“置茅空”；在正式举行盟会前，由他用可以望见的木表标明尊卑的座位席次，即所谓“设望表”；到天子和诸侯人席以后，他就和鲜牟之君一起守望会场前的火炬，即所谓“守燎”。因此，楚国国君虽然参与了这次岐阳的盟会，实际上没有能够坐到会议席上，地位要比一般诸侯低下。这次岐阳的盟会具有奠定西周王朝统治权力的作用，又称为“岐阳之蒐”。《左传·昭公四年》记载楚灵王在申召集诸侯会盟，楚大夫椒举对楚灵王说：今君始得诸侯，其慎礼矣，霸之济否，在此会也。夏启有钧台之享，商汤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阳之蒐，康有酆宫之朝，穆有涂山之会，齐桓有召陵之师，晋文有践土之盟，君其何用？
近人因为对《逸周书》所说熊盈族发生误解，误认为楚原为淮夷，曾与奄、徐等国一起参与武庚、管叔、蔡叔的叛乱，把楚看作殷的同盟。事实上，楚不但没有参与这场大规模的叛乱，而且在周公平定叛乱之后，还曾卑躬屈膝参与周成王召集的盟会，因而楚得以列人周天子所属的诸侯。《史记·楚世家》说：“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近年研究金文的学者，认为西周时代不存在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制。但是，根据一九七七年陕西岐山周原遗址出土的西周初年甲骨文中有“曰今秋楚子来告”看来，楚国之君确实曾被周人称为“子”。
《史记·楚世家》说：“慧熊子事文王。”《史记·周本纪》又说：周文王为西伯时，“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鬻子即是壽熊。可知周文王时楚君已被周人称为“子”，而楚君就以“子”的地位归附于周。到周成王时，只是通过盟会的仪式确定楚属于“子”的等级的诸侯而已。从西周初年的甲骨文看来，楚君还曾亲自朝见天子而有所报告，更有所贡献。周原出土甲骨文记载有：“其微、楚口毕套，师氏受套。”当是楚和另一个小国叫“微”的一起进献“套”，而为周的师氏(军事长官)所接受。
周成王时期，周公在平定武庚、管、蔡及淮夷、徐戎的叛乱之后，就大规模推行分封制，分封诸侯，并在岐阳召集诸侯参加会盟，从而确立周天子统属诸侯的权威，以奠定西周建立新王朝的基础。《国语·晋语八》记载弭兵之盟，楚国争先歃血要做盟主，晋大夫叔向为此对赵文子讲起周成王在岐阳召集盟会的故事：“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绝，设望表，与鲜牟(此从公序本，别本误作“鲜卑”)守燎，故不与盟。”鲜牟即是根牟，东夷族。在这次周成王召集的岐阳盟会中，因为“楚为荆蛮”，受到歧视，以致地位和东夷族的鲜牟一样低下。
椒举把“成有岐阳之蒐”和“商汤有景毫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等等相提并论，可见这次“岐阳之蒐”十分重要。杜注：“周成王归自奄，大蒐于岐山之阳。”说明在这次岐阳的盟会上，不但举行了结盟的仪式，而且举行了大蒐礼。大蒐礼具有检阅军队、军事演习的性质，具有任命将帅、制定法律、公布国家大事的作用。在这种周成王召集的重要盟会上，楚国国君熊绎虽然所处的地位低下，毕竟是参与了，并确立了他从属于周天子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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