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铎金声”的由来，是这样的！

于每一个北师大人和中国教师来说，“木铎金声”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词语。 比如，在我们的《中国教师》里，就设有“木铎金声”的栏目； 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校园里，既有“木铎路”，又有“金声路”； 学校的徽记，就是一个木铎； 为庆祝师大百年修建的“木铎金声一百年”纪念碑，高贵典雅，气派不凡，成为校园一景。

然而，“木铎金声”是怎么来的呢？ 又是什么意思呢？

以木为舌的称为木铎，以金为舌的则称金铎。 金铎和木铎不仅制作材料有区别，而且形制也不同。 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特别是《明集礼》卷四十九的金铎和木铎图，可以清楚地看出，金铎比木铎体形要大，形制和文饰也更加复杂。 二者的功用，更是迥然异趣。 有关金铎和木铎的功用，古人有的是用五行来解释的： “铎有以金为之，则取乎义，而于时为秋。 秋则其气肃，而以杀为主，故所用多在乎武事。 ”至于木铎，则是“以木为之，则取乎仁，而于时为春。 春则其气温，而以生为主，故所用多在乎文。 ”（《礼记集说》卷七十九）概括地说，木铎为文，用以宣教布政，金铎为武，用以指挥军队。

金铎在旧时用得很少，“惟司马行军执之。 ”（《论语类考》卷十九）再就是在乐舞中，表演武舞时，用它做道具。 这里暂且搁置“鼙鼓金铎，所以威耳； 旌旗麾帜，所以威目； 禁令刑罚，所以威心”（《吴子》）不说，放下金铎与“鸣金收兵”的关系不论，只说木铎。
昌平校区

先秦时期没有现代的通讯技术，甚至没有便利的书写材料，宣教布政，往往是口说耳听，再耳听口传。 为示郑重，引起人们的注意，往往需要振铎示警。 “古人出一号，发一令，皆声以警之。 ”（《礼记集说》卷七十九）因此木铎用得很广，在《礼记》的《檀弓》《明堂位》《月令》以及《周礼》的小宰、宫正、小司徒、乡师、小司寇、士师、司烜氏中，都有使用木铎的记录。 其作用都是发声作响，警醒他人。 木铎的使用不限于宫廷朝堂，京师都邑，而且及于乡里村落，市井民间。

《伪古文尚书》的《胤征》，记载的是夏帝仲康时期的事情，其中有“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的说法。 遒，过去多读为“聚”，聚集众人，发号施令，所以称为“遒人”。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每年的正月，宣令官用木铎在路上宣布教令。 木铎在这里起的是号召听众的作用。
木铎楼内的“小木铎金声”

人的哀乐之心，喜怒之情，爱恨之意，在诗词歌咏中，往往能得到集中的表达。 商周时期，为了解民心，知晓民情，懂得民意，朝廷设立了专门的采诗之官。 “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献於天子。 ”（《汉书·食货志》）每年正月，采诗官手摇木铎，四出巡游，采集歌谣。 采集的诗歌，固然有“美刺之诗”，也就是歌颂君王、赞美时政的诗歌，但更多的是那些“怨刺之诗”，即抱怨时政失宜、讽刺社会弊端的诗歌。 采诗官将从民间采集来的歌谣献给朝廷，或者如何休所说，“乡移於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 ”逐级上呈，最后直达天听。 以便天子“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政也”，使君王了解民间风俗，知道政治得失，改革现行的政策。

可见，木铎本来是单纯的铃铛，无论是宣政布教，还是深入民间采诗，木铎不过是用来振摇做响，引起他人的注意。 但自仪这个地方的边防官，用它来指代孔子之后，木铎便具有了新的象征意义。
励耘楼前的孔子像
根据《论语·八佾》的记载，孔子途经仪这个地区的时候，典守的官员请求拜会他，并说： “所有有道德学问的人，到了我所管辖的地区，我没有不和他见面的。 ”由于随行的学生也为他说情，孔子接见了他。 他在辞别孔子出来之后，对孔子的学生们说： 你们这些人为什么着急没有官位呢？ 天下黑暗的日子很长久了，“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
对于“天将以夫子为木铎”的意义，历代解说不一，甚至针锋相对。 有的说天下大乱，乱极必治，天将使孔子得位施教，制作法度，用来号令天下。 有的说孔子一生东西南北，列国周游，四方游说，未尝宁居，如同木铎一样，在道途上向大众宣示。 元朝人陈天祥调和众说，认为这些截然相反的观点，也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可以并行不悖。 “得位设教，盖所以体其木铎之施教所振而言也； 周流四方，又所以象其木铎之徇于道路而言也。 ”（《四书辨疑》卷三）的确，无论孔子是否在位，他都不曾放弃教化的使命，在那个礼崩乐坏、失序无道的时代，他像一只木铎一样，周游列国，振扬斯文。

由于和孔子有了这样切近的关系，加之后来孔子声名日隆，木铎从此逐渐远离了单纯铃铛的意义，而渐渐演化为指代设教或教育之事。 比如，“祭酒先生选最难，去年有诏起秋山。 师严教育人才际，道在寻常日用间。 木铎金声千古振，杏坛春色几时还。 斯文一脉关身重，莫叹萧萧两鬓斑。 ”（《西严集》卷八《赠张祭酒》）《四库全书》中唯一一次出现的“木铎金声”，与“杏坛春色”异文同义，就是用来指教育。

作为我国师范教育排头兵的北京师范大学，当仁不让，以木铎自喻，以引领我国教育事业自任，并自我期许勉励，妥帖恰切，至为允当。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徐勇，原载《中国教师》2007年6月，总第49期。 ）

转载自北京师范大学校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