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战”还是“主和”？细说李鸿章在反侵略战争中的主导思想

一、明是和局，阴为战备，以保和局为关键

早在1870年处理天津教案时，李鸿章就主张以武力作为外交的后盾，提出“盖严兵卫正所以保和局也”。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发生后，他进一步提出：“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庶和可速成而经久。”他也懂得，“洋人论势不论理”，中国只有增强自己的实力，才能与外国侵略者抗衡。他虽然认为“和局”离不开“战备”，但却主张力保“和局”。

其理由是：一旦与外国侵略军开战，“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即暂胜必终败”。所以，当中国的武备未得到切实加强以前，“必以力保和局为紧要关键”。只有力保“和局”，利用和平环境整军经武，“确有可以自立之基，然后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1881年，他把上述指导思想概括为：“处今时势，外须和戎，内须变法。”

上述“外和”“内变”的指导思想，就其主观愿望而言，无可挑剔。但是，残酷的现实是：西方列强正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级过渡，其侵吞殖民地和分割世界的野心与日俱增；“蕞尔小国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已成为极具侵略性的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处于强邻四逼、危机日深的险恶环境，已不可能有较长的和平环境“徐图自强”。最紧迫和必须抉择的问题，乃是当帝国主义国家把战争强加于中国时，是坚决抵抗，还是屈膝求和。李鸿章选择的是后者。他认为宁可让国家丧失局部权益，也应忍辱求和，以便“稳慎徐图”。

正是依循这种逻辑，李鸿章在反侵略战争中一再消极抗战、积极求和。中法战争时，他声言“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1884年4月又提出“与其兵连祸结，日久不解，……似不若随机因应，早图收束之有神全局”，主张早签和约。中法战争之所以出现“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的奇异结局，主要由于慈禧推行妥协政策，而李鸿章在这方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因此，在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的主权几乎丧失殆尽的境况下，李鸿章仍然认为只要“外修和好”，尚可“内图富强”的想法是极为不合理的。

二、陆军坚守不出，海军不在海上鏖战

众所周知，甲午战争的失败，根本原因在于清朝政治、经济的腐朽落后，但就战略决策而言，李鸿章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早在战争爆发前，李鸿章就表露出畏敌怯战、消极应敌的思想。1894年6月下旬，光绪帝鉴于外交谈判毫无进展，而日本不断向朝鲜添兵，谕令李鸿章“妥筹办法,迅速具奏”。李在6月30日的复奏中称：“北洋铁甲各船，堪备海战者只八艘，余船尽供运练之用”，“海上交锋，恐非胜算”。陆军兵力不厚，“一经抽调，则到处空虚，转为敌所乘，有碍大局”。在7月4日的复奏中，则明确提出：现有海陆军，“守”尚有余，而“攻”则不足。

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于战争爆发后顽固坚持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并突出地表现为:陆军株守营垒,不主动出击;海军不在海上鏖战,放弃制海权。结果,处处被动,终遭失败。

关于陆军株守待敌,则开始于平壤战役。1894年8月初,清政府派出的4支援军抵达平壤后，李鸿章曾电告卫汝贵：“汝等队初到，必须先据形胜坚扎营垒，勿为所乘”。拒不执行光绪帝要平壤清军昼夜前进，于由成欢北撤的叶志超部夹击汉城日军的指示。在李鸿章的指示下，叶志超尽撤外围之兵，龟缩于平壤城内，结果被日军击破，导致平壤城失守。

后来，当清军从鸭绿江防线溃退后，在摩天岭阻击日军的聂士成曾建议由他率领800骑兵，潜至敌后，截其运道，使敌首尾难顾。但李鸿章却复电说：“日军防范严密，恐不易攻”。由于李鸿章的反对，加上前线总指挥宋庆亦也不支持，抄袭敌后之举便未能实施。

日军侵华，其兵员和军械物资依靠海上运输，离不开舰队护航保驾。因此，清军能否击败日本的舰队，切断其供应线，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负。可是，李鸿章为了保存实力，不让北洋海军在海上寻机攻击敌舰，以致最终出现了与他的愿望完全相反的结果。

当日本拒绝从朝鲜撤军，蓄意挑起战端之际，丁汝昌电告李鸿章，拟带镇远等8舰往汉江、大同江一带游弋。李复电说：“此不过摆架子耳”，“人皆谓我海军弱，汝自问不弱否？”这无疑给丁汝昌泼了一头冷水。丰岛海战以后，李鸿章公开提出“保船制敌”之策，强调“今日海军力量，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主张北洋海军只游弋于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不“驰逐大洋”。

上述方针的提出，不仅放弃了争夺黄海制海权，使援朝清军陷于孤立的境地，而且把战火引至北洋沿岸，造成战略上的极大被动。之后，北洋舰队根据李鸿章“不得出大洋浪战”的指示，龟缩港内，把“活”的军舰变成“死”的水上炮台，完全被动地与围攻威海的日本陆海军作战，最终落了个“船没人尽”的可悲下场。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这是指导战争的普遍规律。遵循这一规律，在反侵略战争中，必须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力求在防御中伺机进攻，寻歼敌人，以求致人而不致于人。否则，不仅达不到消灭敌人的目的，而且无法保存自己的力量。李鸿章捧着消极防御当法宝所得到的船毁人亡的结果，即是最好的证明。

三、内外同心，与敌久持

在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中，李鸿章都提出过以持久战对付敌人速决战的方针。1883年12月清军弃守越南山西以后李鸿章于《妥筹边计折》中提出：

“惟中外交涉，每举一事，动关全局，是以谋画之始，断不可轻于言战，而败挫之后，又不宜轻言和。”“伏愿朝廷决计坚持，增军缮备，内外上下力肩危局，以济艰难，……与敌久持，以待机会，斯则筹边制胜之要道矣。”

1894年9月平壤陆战和黄海海战之后,李鸿章于《据实陈奏军情折》中提出:

“伏愿圣明在上主持大计，不存轻敌之心，责令诸臣多筹巨饷，多练精兵，内外同心，南北合势，全力专注，持之以久，而不责旦夕之功，庶不堕彼速战求成之诡计。”

从李鸿章两次提出持久战方针的时机来看，前者有堵塞清流派指责其“一味议和之口的意图，后者有推脱平壤败绩、海军受损之责，和不愿将被他视为私人政治资本的北洋陆海军全部拼掉等个人考虑。然而，如能综合考察，他提出这一方针，毕竟是有一定思想基础的。

但总的说来，李鸿章在反侵略战争中的主导思想是避战求和。因此，他所说的“持久以困之”，并不意味着通过持久战彻底打败侵略者，不过是其“是以谋画之始，断不可轻于言战，而败挫之后，又不宜轻于言和”思想的延伸而已，他的根本思想是，战争既已爆发，就应坚持一下，争取在战场上创造一些有利于己的条件，以便谈判时“和款可无大损”。

如甲午战争中日军向中国本土进攻时，他致电辽东前线指挥官宋庆等人说：“德国武员论,日饷内绌，人不习寒冷，利悉锐速战。中国宜先守后攻，以持久困之，尤应多设马探，防日分兵包抄等语，颇合机宜。”其目的就在于希望清军能够顶住日军的进攻，以便增加一些谈判“筹码”。中法战争时，当清军取得镇南关一谅山大捷后，他马上提出这时与法国议和，“和款可无大损”，更是反映其上述指导思想的典型例证。

纵观李鸿章在近代反侵略战争中的指导思想，虽然其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其所倡导的“避敌求和”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抹杀了士兵抗战的积极性，容易在军队中造成一种“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不利因素，而后来甲午战争的失败也证明了其思想的局限性。所以，总的来说，其在反侵略战争中的指导思想在当时来说是弊大于利。

参考资料：《李文忠公全书》《李鸿章全集》《筹议海防折—李鸿章》《论持久战》等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