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辉丨路遥与现实主义文学传统

自1980年代末至今，《人生》《平凡的世界》等作品的长销，充分说明路遥的创作有着并不局限于其写作年代的重要意义。从长远目光看，这30余年间，文学观念和思潮表象似乎变幻无定，但路遥所坚守的现实主义传统却始终是文学的主流，影响力不曾衰减。由路遥作品所开启的文学世界及其间典型人物所面临的基本生活情境，也足以指称更为复杂的文学和社会现实。内心的诗意和现实的非诗之间的矛盾冲突，乃是《人生》以来路遥的人物所面临的基本情境模式。这种模式显然相通于列文所论的“吉坷德原则”——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为其基本特征。个人面对强大的外部世界，渴望以一己之力扭转乾坤。或成或败或得或失，生活经验所昭示的结局不外如是。但在成败得失之间，艺术可以以其巨大的力量挽狂澜于将颓。这便是路遥的作品即便有对生活辛酸的细致书写，却总能使普通的生活充满澎湃的诗情和生生不息的力量的原因所在。这种力量的核心乃是坚信即将展开的未来有着超乎寻常的意义，而个人虽属“历史的中间物”，其对于现在和未来之间的联结作用却须尽力发挥。文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彰显其作用于现实的实践品格和伦理目的。而有无依托时代的总体性思想从而获得朝向未来的精进力量，是辨别作家文学观念分野的重要维度。

路遥

在总体性的宏阔视域中观照并书写日新月异的现实，肯定性地回应时代的精神疑难，是路遥创作的重要特征。 不同于新时期以降在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影响下“向内转”的写作方式，路遥始终把眼光投向广阔的外部世界和正在行进中的波澜壮阔、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并努力全面、系统而深入地思考社会整体变革之于普通人命运的意义。 他的作品始终有着宽广的视野、深刻的思想和巨大的生活容量。 即便是篇幅较小的作品，路遥也试图以小见大。 《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孙少安及田福军三条线索分别表征着变革时代的复杂面向和多样可能，这种可能无疑可以指涉更为宽广复杂的社会现实。 在他笔下，个人即便面临难以克服的重重困境，却并非孤军奋战，时代精神、地域文化，甚或文学所开显的虚拟世界均可成为奋斗的底色和背景，成为个人可以依凭的现实或精神家园。 1980年代“个人”与“集体”的关系虽无法重返《创业史》等作品所展现出的紧密状态，但个人仍然不能脱离集体而独立完成其人生价值的自我实现。 新的人物必然与新的时代互动共生，秉有与时代可以相互定义的重要内容。 他们是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荷着时代的阶段性难题并尝试获取历史性的解决方式。 路遥小说终极的伦理意义，正是在以想象的虚拟方式，参与并推动社会的车轮滚滚前进。 而相较于对所谓的生活真相的简单指认，以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虚构作品完成对现实问题的索解无疑更为紧要。 也因此，《惊心动魄的一幕》《在困难的日子里》《平凡的世界》等作品虽有对现实困境的扎实细密的书写，却仍然洋溢着内在的理想主义的情怀，包含着对新的世界的希望和对更为美好的生活形态的不懈追求。 这样的文学世界自有一种“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 正因如此，无论身处何时何地，尚在奋斗中的人们可以从他的作品中获取不息的前进力量，并时常感受到现实冰冷的逻辑之外仍有令人心动的温暖和爱。

《平凡的世界》

关怀底层大众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考察他们的命运如何在大时代中获得根本性变革的可能，是“人民文艺”的重要特征。路遥有极为丰富的底层生活经验，那些活在他笔下的普通人物或许便是他的父母、兄弟，他爱他们和他们脚下的土地。他就在他们中间，与他们一道前进并深刻地体验到时代的巨变如何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他在1960-1970年代初因文学而发生的个人命运的转换无疑是高度历史性的，乃是时代巨大的力量使然。也因此，生活对路遥而言便不仅是获取写作原材料的简单方式，而是如何与普通劳动者休戚与共，共同进退，在完成对他们生活故事的叙述的同时，也完成作为作家的自我塑造。因为在他看来，作家实在只是普通劳动者中的一员，不过是以与普通劳动者不同的精神方式，完成个人之于时代和社会的责任。他行走在乡村城镇、工矿企业、学校机关、集贸市场，力图纵横交织地去全面体察千姿百态的生活。而以文学的方式参与正在进行中的社会实践，以充分发挥文学的经世功能，乃是路遥文学的重要出发点。也因此，无论早年的《优胜红旗》《基石》，还是写作初变之后的《惊心动魄的一幕》《人生》，以及其思想和风格集大成之作《平凡的世界》，均有着极为明显的现实关切，涉及不同时期重要甚至紧迫的现实问题。而居于其文学世界中心的，始终是身处底层的普通人。他们置身时代和精神困顿的深处，是新的时代所召唤的“新人”。马延雄为群众利益甘愿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乃是葆有革命的赤子之心的一代人精神的真实写照。高加林的自我奋斗也包含着更为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内容。孙氏兄妹则表征着转型期青年人人生愿景的不同状态。而正是在新的时代和新的人物的交相互动中，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并始终朝着更为美好的未来敞开。作为作家的路遥并不自外于这些有着充沛生命力的鲜活人物，他始终将文学创作视为一种劳动，一种与父母的生活劳动并无本质区别的生活和生命方式。这种方式要求作家有巨大的情感投入，有对生活的热情和爱。他在写作过程中为哪怕一行创造性的文字而付出的巨大的艰苦的努力成就了其作品卓然独立的经典品质。如他眼中的柳青一般，他“始终像燃烧的火焰和激荡的水流”，力图将丰富复杂的日常生活和艺术家的巨大诗情融汇在一起。他的作家的劳动因之区别于那些仅仅谋求写作技艺的革新或拘泥于一己之悲欢的与具体生活世界、无穷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疏离的闲赏文字。写作既属“劳动”之一种，也便自然包含着一定的实践价值和伦理目的，包含着时代包容载重的巨大容量，且可以成为时代的重要记录而具有超越时代的历史意义。

路遥（右）在陕北农村走访

秉有经世功能和实践意义的文学，自然远非吟风弄月、个人感怀式的作品所能比拟。出于对历史范畴的连续性深刻洞察，路遥并不赞同现实主义终结、现代主义必将取而代之的潮流化观点。时隔20余年后，在更为宽广也更具包容性的文学史视域中返观新时期以降文学思潮之流变，路遥如上观念的价值愈发凸显。而他对现实主义的坚守，也需要在更高的意义上得到理解。如论者所言，捍卫现实主义这一成就斐然的重要文学流派，乃是现实主义所持有的若干重要原则之一，“渗透着公开地和真诚地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愿望”。而把“现实主义问题提到最重要的地位”，亦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客观要求。如若文学秉有浓重的现实关切，有着从时代精神总体性角度想象并处理阶段性现实问题的努力，那么，现实主义所依凭的思想和审美传统自然是其必然的选择。从他的文学领路人柳青那里，路遥认识到仅仅满足于个人所认识的生活小圈子，或者干脆躲在自己的内心世界去创作，是不会有什么出息的；也不必拘泥于写作方法的新变与代际，因为“问题不在于用什么方法创作，而在于作家如何克服思想和艺术的平庸”。路遥的全部创作活动说明，具有内在的质的规定性的现实主义并未过时，而是仍有着充沛的生命力，有着表达日新月异的现实和底蕴深厚的历史的丰富可能，现实主义是一条广阔的道路而非窄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表征着作家的思想力和认识力，他观察和理解现实的高度、深度和广度，以及克服狭窄的文学观念和理论视域的能力，最为重要的，还有他能否洞见文学之“常”而有勇气坚守且不至于被一时的风潮挟裹而去。

“作家的劳动绝不仅仅是为了取悦于当代，而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代。”这是路遥类同于柳青的文学观念的重要面向。柳青以为，文学作品的经典化，应以60年为一个单元。《平凡的世界》出版至今不过30余年，但其作为1980年代现实主义经典的意义愈发凸显。系统梳理并重评路遥写作的价值和意义，已成为考校当代文学史观念限度的重要方式。唯有在更为宏阔的历史视域中建构更强的包容性和概括力，且更为准确地理解20世纪中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历史意义的文学史观念，路遥创作的价值和意义方能得到更为充分的阐发。以路遥创作为基础，既可重新理解柳青、赵树理等作家作品的文学史意义，亦可重启社会主义文学的若干重要思想和审美空间。当下文学如何突破新时期以降思想和审美视域的局限，路遥的创作及其核心面向可作重要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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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辉 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在站博士后。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特邀研究员、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西安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等。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出版有学术专著《“大文学史”视域下的贾平凹研究》《小说的智慧——以余华的创作为中心的思想考察》《随物宛转：中国当代文学论集》等。编选《贾平凹文论集》（三卷本）。主持并参与省部级以上项目多项。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小说评论》《南方文坛》《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扬子江评论》等报刊发表论文及访谈近百篇。其中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等刊物全文转载。曾获第十六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陕西文艺评论奖一等奖，陕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普及作品奖等。入选“陕西百名优秀中青年作家艺术家扶持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