泄愤之书：张竹坡对《金瓶梅》的定位准确吗

张竹坡驳斥了《金瓶梅》是“淫书”的观点，明确指出《金瓶梅》是“非淫书”，而是一部“泄愤之书”，他认为作者必定遭受不幸，曾经有过坎坷的人生境遇。在《金瓶梅读法》第五十九条中说到:“作《金瓶》者，必曾于患难穷愁，人情世故，一一经历过。”

这种坎坷的人生境遇对作者的心灵产生了强大的冲击，使作者有一种强烈的忧愤之情需要抒发。“作者不幸，身遭其难，吐之不能，吞之不可，搔抓不得，悲号无益，借此以自泄，其志可悲，其心可悯矣。”这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感情，己经到了“吐之不可，搔抓不可，悲号无益”如此强烈的程度，作者把这种强烈的情感倾注到《金瓶梅》这部作品中，使得《金瓶梅》到底有一种愤懑气象。然则《金瓶梅》断断是龙门再世”。

张竹坡认为《金瓶梅》饱含了作者强烈的感情，《金瓶梅》的创作精神和《史记》相同，都是“发愤著书”的产物，这种强烈的情感落实到了具体的作品内容中，使得《金瓶梅》“有一种愤懑气象”。

作者对现实世情的强烈愤激之情首先通过塑造了一个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金瓶梅世界来体现，通过对“世情”的描绘表达作者的愤意之情。

张竹坡把这种强烈的“愤激”之情具体化为“苦孝说”，这可能是受王世贞为父报仇而作《金瓶梅》传闻的影响，尽管“苦孝说”的提出有不少牵强附会的地方，然而，其“苦孝说”也有着积极的意义。

他把“愤激”之情具体化，认为是一种因父母含冤被害的强烈“悲愤”之情，这样就能结合作者的生活经历、创作心理和生活经历来谈“愤激”之情，而不至于流于空洞。

通过对作者身世的介绍，让读者理解到痛苦的人生经历会激发作者强烈的“悲愤”之情，在这种强烈的悲愤之情下，惟有借创作来排解。而这种强烈的“悲愤”之情必然会具体地落实到作品中。

张竹坡写道:“《金瓶梅》，何为而有此书也哉?曰:此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不得于时，上不能问诸天，下不能告诸人，悲愤呜唈，而作秽言以丑其雌，而吾所谓悲愤呜唈者，未尝便慊然于心，解颐而自快也”，这种情感己经强烈到无法排解，惟有作《金瓶梅》来“少泄吾愤”，“作者固仁人也，志士也，孝子悌弟也。欲无言而吾亲之仇也，吾何如以处之?欲无言而又吾兄之仇也，吾何如以处之?且也为仇于吾天下万世也，吾又何如以公论之?是吾既不能上告天子以申其隐，又不能下告士师以求其平，且不能得急切应手之荆、聂以济乃事，则吾将止于无可如何而己哉?止于无可如何而已，亦大伤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之心矣。展转以思，惟此不律可以少泄吾愤，是用借西门氏以发之。”

“苦孝说”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使得在《金瓶梅》这部小说中，“愤感”之情变得有迹可寻，它将“愤感”之情具体地落实到作品中。这种“愤慈”之情落实到作品中，表现为对儒家伦理道德准则的关注。

《金瓶梅》的作者不仅通过展现“世情”恶薄的世界，通过对这个世界的批判来抒发自己的愤感，而且对这样一个追逐名利、丧失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世界表示了深深的忧虑。

张竹坡并没有把“苦孝说”理解为一己之“私愤”，而且也并不仅仅限于一个“孝”字，张竹坡实则是为了表明作者对现实世界的强烈愤激中实则包含了这样一种情感：即对现实世界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失落的忧虑，具体表现为对“忠孝悌弟”伦理准则丧失的愤慨和忧虑。

在《竹坡闲话》中，他写道:“虽然，我何以知作者必仁人志士孝子悌弟哉?我见作者之以孝哥结也。磨镜一回皆《蓼莪》遗意，啾啾之声，刺人心如此，其所以为孝子也。至其以十兄弟对峙一亲哥哥，末复以二捣鬼为缓急相需之人，甚矣《杀狗记》无此亲切也。”

他认为《金瓶梅》的不少地方体现为对儒家伦理准则的关注，而关注点并不仅仅局限于“苦孝”上，是对现实社会中儒家伦理准则崩坏这一现象的批判，是对现实社会中“因财色”故而颠倒“真假”这一“世情”的批判。

“天下最真者莫若伦常，最假者莫若财色。然而伦常之中，如君臣朋友夫妇，可合而成;若夫父子兄弟，如水同源，如木同本，流分枝引，莫不天成。乃竟有假父假子假兄假弟之辈。隐!此而可假，孰不可假?将富贵而假者可真，贫贱而真者亦假。富贵热也，热则无不真；贫贱冷也，冷则无不假。不谓冷热二字，颠倒真假一至于此!然而冷热亦无定矣。今日冷而明日热，则今日真者假，而明日假者真矣。今日冷而明日热，则今日之真者，悉为明日之假者矣。悲夫!本以嗜欲故，遂迷财色，因财色故，遂成冷热，因冷热故，遂乱真假。因彼之假者欲肆其趋承，使我之真者皆遭其茶毒，所以此书独罪财色也。”

张竹坡在这里表达了自己对“伦常”与“财色”关系的看法。他认为由于欲望的泛滥，人们追逐财色，对财色的追逐则进一步导致了人人怀有势利之心，进而造就了一个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最真者“伦常”也失落了。可以说，“苦孝说”表达了作者对于现实世界中欲望泛滥、人情冷暖的忧虑和愤激，更表达了对这个儒家伦理道德坍塌世界的忧虑。

张竹坡认为，尽管整个世界一片淫欲，但是《金瓶梅》的作者并不认为整个世界完全黑暗，在这黑暗的世界里还是有着一丝的光亮。在《金瓶梅读法》第四十七条中写道:“何则一部书中，上至蔡太师下至侯林儿等辈，何止百有徐人，并无一个好人，非迎奸卖俏之人，即附势趋炎之辈，使无李安一孝子，不几使良心种子灭绝乎?看其写出李安母子相依，其一篇话头，真见得守身如玉不敢毁伤发肤之孝子，以视西门、敬济辈，真猪狗不如也。”

“《金瓶》内有一个李安，是个孝子，却还有一个王杏庵是个义士，安童是个义仆，黄通判是个益友，曾御史是忠臣，武二郎是个豪杰悌弟。谁谓一片淫欲世界中，天命民鼓为尽灭绝也哉?”

张竹坡认为《金瓶梅》的作者在李安、王杏庵、安童、黄通判、曾御史、武二郎身上寄予了作者的理想，在他们的身上体现了重建儒家伦理准则的希望，他们是“忠孝悌弟”的化身，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想要通过用儒家伦理道德来拯救物欲世界的意图。

张竹坡还认为，《金瓶梅》运用了“寓言”的方式，将强烈的愤激之情具体落实在作品中。他在《金瓶梅寓意说》中写道:“故《金瓶》一部，有名人物，不下百数，为之寻端竟委，大半皆属寓言。庶因物有名，托名摭事，以成此一百回曲曲折折之书。”

张竹坡认为，《金瓶梅》人物的姓名都是从具体的景、物等实体得到启发而创作出来的，而人物的命运和关系则跟这些景、物的特点以及景、物的相互关系有关，即《金瓶梅》整个结构和框架的设计和具体的景、物之间的关系有个对应。

这种观点有其合理的地方，然而也有不少牵强之处。张竹坡之所以这样，是认为《金瓶梅》表层的“世情”的背后还有一层深意，张竹坡在《第一奇书非淫书论》中明确提出，“予小子悯作者之苦心，新同志之耳目，批此一书，其寓意说内，将其一部奸夫淫妇，悉批作草木幻影；一部淫词艳语，悉批作起伏奇文。至于以涕字起，孝子结，一片天命民彝，殷然慨恻，又以玉楼、杏庵照出作者学问经纶，使人一览，无复有前此之《金瓶》矣。”

张竹坡认为《金瓶梅》不是一部“淫书”，在表面对淫欲世界的刻画的背后，有其深意。他通过“寓言”说将“奸夫淫妇”都批作“草木幻影”，每一个人物都有其寓意。

在对《金瓶梅》“寓言”一说的具体阐释上，也有其合理的地方，比如，张竹坡谈及李瓶儿、庞春梅的来历时，他说:“然则何以有瓶、梅哉?瓶因庆生也。盖云贪欲嗜恶，百骸枯尽，瓶之罄矣。”“冬梅为其寒所迫，至春吐气，故不垂别泪，乃作者一腔炎凉痛恨发于笔端。”

他认为“西门庆”的“庆”即“罄”之意，是因为过分贪欲嗜恶而至于“百骸枯尽”，这种解释是符合西门庆的整个人生历程。张竹坡认为春梅的不垂别泪是因为作者愤于世态炎凉的体现，这些观点都是有一定道理的。

张竹坡认定玉楼是作者自喻，他用“寓言说”来具体分析，“至其写玉楼一人，则又作者经济学问，色色自喻皆到。试细细言之。玉楼簪上镌‘玉楼人醉杏花天’，来自杨家，后嫁李家，遇薛嫂而受屈，遇陶妈妈而吐气，分明为杏无疑。杏者，幸也。身毁名污，幸此残躯留于人世，而主居臭水巷。盖言无妄之来，遭此荼毒，污辱难忍，故著书以泄愤”。

他认为孟玉楼的“含酸抱阮”是作者的一腔忧愤无处抒发的隐喻。在孟玉楼身上不仅寄予了作者的愤慈之情，而且也是表现了作者认为在这样一个淫欲世界的立身之方。

“不知玉楼之身分，又高春梅一层，不在金、瓶、梅三人内算账，是作者自以安命待时、守礼远害一等局面自喻，盖热亦不能动他，冷亦不能逼他也。然则何以含酸?此又玉楼睹瓶儿死，人分其财而作，自有韶华速迅之感，生不逢时之叹……是又作者示人，见得人固不可炎凉我，我亦不可于十分得意时，大扬眉吐气也”

张竹坡认为作者的理想是处淫欲世界而不染，对淫欲世界有一腔愤慈，自己保持高洁的情操，要“守礼远害”，同时“安命待时”。其实，这种解读有着评者强烈的主体意识，张竹坡实则借对《金瓶梅》的评点抒发了自己对现实的愤慈之情、自己对炎凉世界的看法以及如何安身立命于这样一个淫欲世界。

张竹坡满腹才华却一直不为时所用，在坎坷的人生境遇中饱尝世情的冷暖，对现实一腔愤慈，但仍然忍辱负重，“安命待时、守礼远害”，期待受到重用。张竹坡的整个思想都深受儒家伦理政治准则的影响，这种影响也渗透到他的评点中，使得他的评点有着强烈的主体意识和个人特色。

撰稿/房莹【读史品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