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寻美记”，触摸灵魂的底色

冰川思享号特约撰稿 | 姚峥华

“我是有信仰的。”

新书《寻美记》中熊培云这么写。

“你的信仰是什么？”我还是好奇。我们在深圳一家餐厅吃饭，饭后有熊培云的讲座。

“你指的是宗教方面？”他有点担心。

“当然不是。”我摇头。

他顿了顿，有点游离。我一直猜想所谓的“信仰”在熊培云的表述里会是什么，书中没有明确的答案，但借助他所提供的环境场景、历史现场、政治事件、人物故事、文献引用……大概可以明白他的指向——他的出发和他的抵达。

用他的话讲，“这种信仰所涉及的是我为何存在以及如何存在”。

他怕我听不懂，浅显地说了一句，大意是按内心的意愿生活。

但，这个不算是信仰，应该算是理想。

▲ 熊培云（图/图虫创意）

熊培云开始用“理想状态”来表述——一年四个月在国外生活，四个月在中国城市生活，四个月在中国乡村生活。

为何？

“经验”。 只有亲历，接触，了解事实，获得新知，取得第一手的经验，才能更好地思考。 作为一名思考者，他需要差异性和陌生感来丰富世界。就像《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他立足自己的故土，以生活经验投射出近百年中国乡村于时代突变中跌宕起伏的命运。

失去了经验，就失去了自我。就算在国外晒着太阳喝着饮料，再悠闲又有什么意义。他边走边说，讲座就要开始了。

嗯，意义。

在《寻美记》里，一路上，他都是拿着小本本，记下有关意义世界的思考。这个思考从来没有离开他，甚至，他所说的“信仰”，也未曾离开过他。

我似乎有一点点明白。

01

很多读者来到现场，座位已经坐满了。我要来一张塑料凳，挤到旁边一个角落里。书的策划人兼出版者陈卓用手机为我们拍了照片，一起的还有日本作家加藤嘉一，他是讲座的嘉宾，特地从香港赶过来。

▲ 熊培云（中）、加藤嘉一（右一）与本文作者合影（作者供图）

对人，甚至对陌生人，熊培云有一种本能的信任，谨慎中并不设防。 我有点诧异，想到了美国作家梭罗。

熊培云特别喜爱梭罗，当然，还有爱默生。

从波士顿坐上车，到康科德瓦尔登湖景区，梭罗的塑像安静地站立在丛林里，塑像后面是仿制的梭罗的小木屋。“记是梭罗曾说过自己来到瓦尔登湖畔不是为了避世，所以需要三把椅子：一把椅子为独处，两把椅子为与人交谈，三把椅子则是为了社交。”他在三把椅子中的一把坐了下来。

熊培云眼前的梭罗，本性善良，文字节制饱含力量，对人生可实验的态度包容且开放。“他重视自我感受和个体价值”，熊培云对此颇为欣赏，他解读出梭罗心目中“个人比政府更重要”。

在熊培云看来，梭罗不反对理想主义，但反对不切实际的集体主义。乌托邦之所以虚无缥缈，是因为忽略了个体的维度。“不从个体的人着手的社会改革梦想只能永远停留于梦想。”所以梭罗宁愿坐在自己栽种的南瓜上，也不愿在布鲁克农庄里成群结队。

梭罗于熊培云，有太多的契合。或是说，熊培云从梭罗身上，找到了更坚定的“信仰的基石”。

我寻思着，他喜爱梭罗，其实是看见自己。

他冥冥之中想到“道德圈”这个概念，以为是自己的创见，却发现早在一百多年前，历史学家威廉·莱基已提出，后来达尔文也同意此论断，在作品《人类的由来》引用了这一说法。按说他会沮丧，但可以看出来他还有点小得意，吾道不孤嘛。

▲亨利·戴维·梭罗（图/网络）

熊培云同样去了爱默生故居，因冬季闭馆，无法入内端详。

比较之下，他认为梭罗是个人主义者，“向全人类说话”“为世界人民立法“的爱默生是个人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两者的区别在于，梭罗的《论公民之不服从》是对爱默生式“美国霸权主义” 的抵制（ 爱默生的《美国学者》被视为文化版的《独立宣言》，他本人也被视为美国精神的象征）。 但两人的共同点在于，都具有知识分子的独立性。

当然，熊培云喜爱的人不仅仅这两位，还有很多，比如托马斯·莫尔。莫尔的《乌托邦》理念几乎贯穿了《寻美记》全书，熊培云甚至在序言中一边叹息一边寻找，试图发现“一个美轮美奂的世界”。

喜爱的还有两位曾在美国生活的中国前辈，胡适及张爱玲。我记得张爱玲曾写过她在美国见胡适，“我送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天冷，风大，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吹来。……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

这股时代的悲风，竟也不曾停息，一路吹至熊培云的美国行。

胡适曾住在纽约东81街104号，熊培云想象胡适在乱世中平安度日，“不仅有不说的自由，还有说不的自由”，心里还是庆幸的。

寻访洛杉矶市西木区罗切斯特街的张爱玲公寓，“她一生见证了中国近现代史，漂泊于上海、天津、香港以及美国各地，后在美国定居并获美国国籍，最后静悄悄地去世”。他哀悼生命无常，不敢借助怜悯去贬低他人的选择。毕竟，“她活在自己的自由意志里”。

这么想，心里也还是庆幸的。

▲熊培云在讲座现场（作者供图）

这些都是熊培云记在小本本上的思考点滴。

他热衷于寻访这些自己所喜爱的历史人物，是因为在他们身上，有自己可以找到的精神与思想上的共鸣。

“我不得不随时接受来自内心神明的拷问——作为有主体性和自由意志的人，如何避免自己成为现实死心塌地的臣虏？”

他保持理性，并反观自己。他告诉自己要信得过自己，同时也警惕自己不能成为回声室里的囚徒。

自由意志，是他多次提到的词汇。它已经不单纯是一个词汇。

我在他所指的“信仰”中，似又窥探到一鳞半爪。

02

讲座中，“深漂”的小伙子站立提问，他是熊培云的江西老乡，迫切地想知道熊培云如何处理与故乡的关系。

小伙子肯定没有看到《寻美记》中有关瓦尔登湖的章节。

在梭罗的瓦尔登湖边上，一时恍惚的熊培云理解了离乡背井的人。

“无论他们走到哪里，大自然会把他们的故乡带到哪里。他们从来没有失去故乡，只是在更广阔的地方拓展了故乡的边界。”

曾喊着“改造社会”的江西少年熊培云，颇有点新会青年梁启超的味道，不管不顾径自往前冲。慢慢成长后，愈发成熟的他无不遗憾地意识到， “一个人少时贫穷，富于想象； 等他慢慢长大，强壮、衰老，拥有一堆钱财，却失去了想象” 。

他指的是一种普遍性。如今走出了家乡的中年熊培云，依旧故乡情重。他坦承曾被这种情结“压迫”得喘不过气来。但回过头来也明白，一个人只有离开故土，才能茁壮成长。

“原来意义上的故乡，要放下。回得去，走得出。”他对小老乡说，这不是离乡背井，而是把时空放宽，拓展边界，因为，我们自己就是最大的故乡。

那天，瓦尔登湖边的恍惚对他来说意义非凡。“活得越久，越觉得人生只是一场漫长的告别。不断离开过去的土地与人们，甚至过去的自己。”

意义非凡的还有那句“著名”的诗，“未来的雨，都已落在未来”，于他而言是2016年的最大收获。

类似的金句有很多，“你到了远方，远方就死了”“ 始于热爱，终于沉思”“生于虚无，死于琐碎”“除了人，我别无身份；除了美，我别无所知”……人们把它们整理出来，放到网上，称“熊培云语录”。

历史大浪淘金，只剩下只言片语。

那天，他正好四十岁，一个人在蒙哥马利度过了生日。

▲ 瓦尔登湖（图/图虫创意）

在灰狗巴士和公路行走相继交替之后，一天粒米未进的他在罗莎·帕克斯博物馆里喝了几口水管里的凉水。平静、妥贴，无比充实。第欧根尼说的“请不要挡住我的阳光”，此刻在美利坚大地上，放射出万丈光芒。熊培云的想象空间异常阔大起来，“自由是一切价值的出发点”。

几十年来，这个内心一直燃烧一团火的思想者，虽不能决定每天太阳几点升起，但能决定自己每天几点起床。在远离了故土的空间上，他在时间上找回了自己。

他始终没有妥协、让步或违背他的初衷——自由。 这是他引以为傲的地方。

只有自由，人才是自己最大的故乡。 小本本上的记录，依稀可寻某种被他视为“信仰”的东西。

我的理解愈发清晰。

03

去蒙哥马利罗莎·帕克斯博物馆途中，拖着笨重旅行箱的熊培云泄气之时，路人carla伸出了援手，将他送抵目的地。熊培云此时看到人的内心不只有善良，还有神性。他说这是人性光辉的一面。

面对朋友夫人规劝信仰基督的善意，他坦承，宗教会给人力量。然而真正起作用的是对宗教的信念，这才是信仰的本质。而这种信念，人可以赋予万事万物。

“我深知真正的信仰是人心的产物。” 假设信仰是天堂，熊培云愿意选择在自己的灵魂深处将天堂建造，并雕琢他的模样。

于他而言那是另一种意义的“小路朝天”。他自己赋予了自己“信仰”。

▲ 熊培云签名（作者供图）

从波士顿到西雅图，从从托马斯·莫尔到罗莎·帕克斯，从梭罗到爱默生，从林肯到老师刘泽华，从南北战争纪念馆到美国民权法案出台，从南卡罗来纳州州议会大楼到联邦记忆，从米勒的《拾稻穗的人》到文明的时差……跨越数万公里的空间，穿越几百年的时间，熊培云在自己“道德圈”范围内，回溯到历史现场去分析各利益主体，于细微处找寻美国的地方精神。

这是由美国为基点延展开的一次思想“寻路记”。

他清楚地看到，乌托邦实践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只不过当各国多样性重合得越来越多，世界将变得单一。没有价值认同的民族融合会带来一系列不可控的负面影响，这种影响正日益显著。

与其说“寻美”，不如说是“寻我”； 与其说是寻找美国的历史，不如说是寻找中国的镜子。

如果说，《自由在高处》是熊培云对《重新发现社会》一书的重要补充，他告诉大家也想告诉自己，盘活自由，帕得里克的“不自由，毋宁死”可以发展为“不自由，仍可活”。旅日所见所思的《西风东土》，则是一剂“中国之药”。那么，到了《寻美记》，到了讲座现场，又有新的发展，“幸福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心里不抱任何希望。”

熊培云一再强调，“不抱希望”指的是对未来不要期许太多，不要在意太多。不让希望把自己摧毁。

▲ 《寻美记》，熊培云 著，东方出版社2019年

很多人不理解这个“幸福”的含义，包括我。但熊培云的好朋友加藤嘉一点点头，他理解了。

我转向加藤，你为何对中国这么感兴趣？要知道，加藤自18岁以后，在中国生活的时间比在日本多得多。 加藤毫不含糊地回答，因为我太爱日本了。 中国的未来会很大程度影响日本，我要深入研究它。

坦白讲，我有点感动。这或许是加藤的“信仰”。

想起今年米寿的钟叔河先生，在人生最壮年的岁月里下放茶场24年，他“自由”浏览了300多种1911年前中国人亲历西方的记载，“自由”思考了中国的过去和未来，平反后便策划编辑煌煌巨制《走向世界丛书》，为国人起到“一点帮助打开门窗而又防止伤风感冒的作用”。这算不算一种“信仰”？

那么，回到熊培云的“信仰”，如果这是他“灵魂的底色”，我则有幸在一顿饭，一个讲座，一次闲谈，一种事先预设的“知道”里，因了熊培云的某一番话，某种表情或某一个反应，得以一窥一二。

它断定不是某个具象，也无法确切言说，但，或许可以清晰地触碰到。像一束光，哪怕在暗淡的光线下，也能看到如炬的深邃目光。我突然明白了，他说过“各自意义维度里行事，皈依自由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