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区，虫鸣声声 那些追昆虫的人

摘要：难以想象，在上海市区能听到这样丰富的虫鸣。

张登山的家，被各式各样的摄影设备占满了：有灯具、发电机、“长枪短炮”，冰箱侧面挂满充电器，茶几旁黑色器材箱叠了3个。这客厅就能当摄影棚。

棚内的主角是螳螂、蚂蚁、洋辣子等小虫，布景是苔藓、苇草和红薯叶打造的“丛林”。为了让画面更有层次，张登山不断调整植株，不时加一枝灯笼草、两根丝瓜藤，再补个光源，喷几滴水。隔着桌子看，他的头发被苇草埋住，灯光打在墙上，剪影竟有些像他最爱的螳螂。

“我以前跟人开玩笑，到我家来借2万元钱没有，要2万只苍蝇倒是有。”张登山将残翅果蝇喂给螳螂，大笑着说。

这位69岁的微距摄影师，喜欢昆虫，更喜欢拍昆虫。他为此甚至把两居室换成了一居室，还摆手说，“老两口，够住就行”。

家门口的公园，稍远些的湿地，上海市区、近郊、远郊，适合虫儿的生态不少。那些追昆虫的人，乐此不疲。

张登山家客厅，临时搭起了工作台。这些灯他去野外也会带着，搭起工作台就能创作。

微观之美

夏日清晨，张登山4点起床，去南汇的东海农场，给螳螂找荷花黄蕊的背景。

“它们有惊人的形态美。”当了大半辈子人像摄影师，他对于美有执念——蚂蚁把花蜜沾到了脸上，不住地搔头；3毫米的小果蝇，翅膀也能折射出彩虹色；一只刚出蛹的螽斯还在学步，两只蜡蝉旁若无人地亲热；就连模样可怖的洋辣子，伸懒腰时也自带萌感；螳螂翻过藤蔓，手舞足蹈地站了起来……

嫩绿新芽上，一只状似粉紫色花朵的兰花螳螂，蓦地举起两把“大刀”，前后微晃，进入戒备之态。

张登山连按快门，留下一组仰头、抬臂、进攻的照片。配以科普文字，照片与珍稀螳螂标本一起，陈列在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博物馆二楼，成为“飞天刀螂”展厅的展品。

因为这些照片，张登山结识了上海昆虫博物馆馆长殷海生，成为中科院昆虫博物馆微距摄影艺术指导老师。

殷海生认为，活体照片的美感远胜于标本照片，“木乃伊再好看也没有生机”，而且“拍蝴蝶和甲虫这些体型较大昆虫的不在少数，但小虫这么活灵活现的照片很少见。”

在张登山放大5倍的微距镜头中，连一只蜉蝣头顶7个眼睛都清晰可见。灰色，蜷曲，黯淡，不及芝麻一半大的蜉蝣，呼气稍用力似乎就会没了踪影。

世界上最小的昆虫身长仅0.2毫米，最大的也不过300毫米，就算是在动物界种类最多、分布最广的鞘翅目昆虫里，也有许多针尖大的虫子。全球已知140万种生物中，有100万种是昆虫，而昆虫的总数估计约有1000万种。

“10只昆虫里9只不认识也正常，就算称我们是昆虫专家，拿来一只虫，也不一定能叫出名字。一辈子钻研一个科的昆虫都很难透彻。”殷海生说。

昆虫的种类、数量、重量都是地球生物中最高的，某种程度上，说“地球是昆虫的星球”一点也不为过。

一个白蚁的巢穴就有几十万只个体，仅热带地区，蚂蚁的数量就远超过所有哺乳动物数量的总和。如果将地球上的昆虫平分给人类，每人都能分到2亿只虫子，这还仅是针对已发现的昆虫所做的估计。

徐家汇博物院被认作中国博物馆创建的开始，上海昆虫博物馆由其脱胎，很早便开展科普工作。1998年中科院上海昆虫研究所刚开始做科普时，还是小伙子的殷海生和同事一道，打印照片，找木板喷绘，用螺丝拼出了昆虫世界。

博物馆入口处的展板上有这样一句介绍——“不仅是人类生存之处，就是人类无法生存的地方，从赤道到两极，从河流到沙漠，从几米深的土壤到皑皑雪山，都有昆虫的踪影”。

在张登山眼中，宏观与微观视角虽大不相同，但彼此相通，“微观世界不一定人人都会关注，关注了也不一定会去奋力表达”。而他要做的，就是“展示精彩纷呈的自然，展示微观之美”。

沪上虫鸣

刚开始养螳螂的那个冬天，张登山特意给它们包了电热毯，没想到第一晚就热死多只。他那时方知，昆虫对环境变化最为敏感。

而后滩公园时时热闹，蝉鸣洪亮，蝈蝈则多了婉转，蟋蟀声虽不高却更曲折——难以想象，在上海市区能听到这样丰富的虫鸣。

夜晚拿着手电筒观虫的孩子们兴奋高呼：树上那几条鼻涕虫好大，白蛾蜡蝉可是第一次见……

草铺好了，树长好了，与之相栖的生物也就来了：树洞里的天牛，树干外的蝉蜕，河中的虾，岸边的蟹，路灯上飞蛾，石板下藏虫……

拿着小网，向苦草中漫溯，很容易捞到小鱼小虾。带队老师教大家辨认，食蚊鱼和小龙虾是入侵物种，虾虎和鳑鲏鱼是上海本土鱼类，河蚌会收养鳑鲏后代，鳑鲏又会抚养河蚌的子女，这些生物相互依存，虽形态各异、食性不同，但都对环境要求很高。

科普活动的组织者，是上海师范大学的一群研究生。他们主攻昆虫分类和鸟类环评等生命与环境科学研究，两年前创办恋野物语自然探索工作室，开展以昆虫为主题的教育活动。

在上师大创业园，他们的工作室被大自然的气息填满：两个大缸养鱼，数十个小缸里，蟾蜍蛰伏，蜘蛛舞爪，牛蛇嘶嘶吐着芯子。

恋野物语的办公室，创始人的卡通造型从左至右依次是：彭中、屠越邺和宋晓彬。

彭中用钢丝球使劲刷着鱼缸壁的褐藻，念叨着“螺太弱，藻太强”。红尾黑边的鳑鲏鱼群，在绿色水藻映衬下更显体色鲜艳。他回头又给小缸里的植物浇点水，笑着说：“天天围着花鸟鱼虫，老头子一样的生活。”

“80后”彭中是上师大的博士后，作为工作室创始人之一，孩子们更熟悉他“彭三岁”的名字——顾名思义，对自然怀着3岁孩童的热情。

他用双臂直着抬起，两手内扣来模仿中华扁锹，再下蹲曲臂学中华大锹。他活泼地做了一遍，孩子们跟着学，就记住了两种昆虫窄长和粗圆的区别。

满墙蝴蝶标本中，最中间的相框里是两只鞘翅目昆虫：左边的阳彩臂金龟足肢威武，它曾被宣布灭绝，近年又被发现；右边的西郊公园毛角蚁甲，仅不到两毫米，几乎只有前者的百分之一长，这是2017年3月由彭中和另一位创始人屠跃邺在西郊公园发现的昆虫新物种。

2017年，工作室共发现了3种上海本土昆虫新种。在高度城市化的都市，这些新被认识的小虫广受关注，全市征名。

“这说明上海没有成为水泥城市，在努力打造现代化都市的同时，还兼顾了生态建设。”上师大的李利珍教授如是评价。

昆虫已知的34个目中，鞘翅目最大，鞘翅目里隐翅虫科种类最多。李利珍研究隐翅虫40年，是国内昆虫多样性保护的权威。

工作室几位核心成员都师从李教授，师生们在全国采集发表了昆虫新种多达740余种。除了科普，他们还不间断地调查上海的昆虫，就是为了研究本土生物的保种保育。

“我们说保护环境，其实是要保护生态。只有恢复到最原始的生态，才叫真正的治理，否则就算表象很好，可能也会重置归零。”彭中用后滩公园举例，重建湿地环境让黄浦江水从劣五类水净化到三类，“下了大力气，才有好结果。”

后滩公园，恋野物语的夜游科普活动，螃蟹随手就能从地上抓到。

昆虫“家底”

晌午林间，树荫幽远，从背后打光，张登山就能拍出刚钻出卵的洋辣子通透的身体，也能给螳螂来一个剪影。

在自然界中，螳螂是专业的洋辣子杀手，但它也要做好成为蜘蛛、蟾蜍，甚至是蚂蚁晚餐的准备。

“人们喜欢鸟类鱼类，讨厌蚊子苍蝇，可没有蚊虫为食，很多动物将无法生存。”李利珍用最通俗的方式说明，生态网牵一发动全身，结构越复杂，自愈能力越强，而环节越少，越不稳定，“这是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和保护非常重要的原因。”

这个为大自然编写昆虫篇目录的人，记忆地标的方式，就是这条溪边有圆胸隐翅虫，那棵树下有四眼隐翅虫。

浙江天目山物种丰富度高，几乎年年都去的李利珍发现，20年前找到两个昆虫新种的那块大石头还在，但虫儿找不到了。

屠跃邺最近遇到了和老师类似的问题——儿时放学回家路上，有一片几公里长的篱笆墙，周围栽满木槿，紫红的花心栖着很多小天牛，一抓就是一大把；而今，他兜遍了家附近的木槿花丛，却始终不见其踪影。

对昆虫而言，一场大雨可能冲垮蚁穴，一只鸡就仿佛“哥斯拉”。

“可能这只虫只是出来旅游，它家在哪里我们不知道，它要去哪儿也不清楚。”彭中带着给孩子讲故事的语气说，“只能根据一些环境和生理上的共性去推测。”而且，国内昆虫分类学起步较晚，盘点中国昆虫“家底”则更难。

但不清点，就永远不知道有多少有价值的东西未被发掘。“说不定我们不认识的哪种昆虫身上的物质，就能治愈癌症呢。”彭中说。

拍复旦大学植物学家钟扬事迹的团队来上师大拍摄，发现这些做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者们在做着相似的事。种子库和昆虫名录，都是在记录广袤大地的财富。

“所有生物资源中，未被开发利用的最大资源就是昆虫资源。它们种类那么多，我们知道的那么少。”李利珍说。

“没有分类学作为基础，多样性就无从谈起；不了解多样性，何谈生态环境保护。”屠跃邺坦言，“但分类学仍是比较冷门的基础学科。”李利珍的实验室算是“人丁兴旺”了，“李老师出去开会，都被同行羡慕。很多后继无人研究的昆虫类群，研究只能停滞”。

摘出1758年至今世界文献里记载中国物种的内容，汇编成书，这是国家计划。李利珍负责隐翅虫科，他有自己编程构建的数据库。

在上海昆虫博物馆，115万号昆虫标本，存在三大间标本室中。对于追昆虫的人而言，这些都是珍宝。

不过，“既然都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忽略重量大小外形，拿在天平上称是不是应该一样重，但你认为熊猫和蝴蝶谁更珍贵？”殷海生问。

昆虫里唯一的一级保护动物，是金斑喙凤蝶。在公众观念中，“熊猫和蝴蝶”确实没有可比性。

人进虫退。由于栖息地破坏、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人类活动的影响，1972年之后，全球的生物多样性损失了60%。

2020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将在中国召开。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指出，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衡量一个国家生态环境质量和生态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国家竞争力和高质量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李利珍在上师大第一教学大楼四楼的昆虫标本走廊。这栋楼每一层都有不同种类的标本展示。

敬畏自然

午后的天目山间，张登山发现一只昆虫，直觉它是珍稀物种——鞘翅闪着绿色金属光辉，背部纹饰是立体雕刻状，如同一件工艺品。

他请教殷海生，这果然是二级野生保护动物硕步甲。

那天恰好是3月3日，“世界野生动植物日”。张登山在微信朋友圈表达了激动之情，并感慨要“爱护昆虫、保护环境”。

暑假刚到，他带着孙女又去了天目山，那些让他痴迷的虫子却让孩子害怕。他说：“我不是一定要让孩子喜欢昆虫，而是让孩子通过了解自然，建立对世界的认知。”

彭中很是赞同。他举了个例子，日本会对孩子做森林教育，有位7岁男孩在森林里独自过活6天，被找到时并无大碍，因为孩子学会了躲避攻击，还能找到水源。

而他在给学生上课时发现，“我们5岁的小朋友和18岁的本科生，对昆虫或者自然的知识体系相似，能画约等于号”。

看似无用的自然教育，在社会生活中一度缺位。所幸，观念正在改变。

孩子喜欢甲虫，如何正确引导；家里养的小螳螂死亡率很高，怎么降下来……李利珍的办公室里，这两年来的一些家长，不再只问应试问题。

他一边告诉家长怎么陪孩子做观察记录，一边为孩子的这些疑问高兴。说起具体事例，李利珍笑了，“例子太多，有一个我总给孩子们讲。”

水黾为什么能水上漂，是吴淞中学一个女孩的疑问：关于它脚上的疏水毛存在两种说法，脚上有油脂，或本身即为纳米级疏水结构。女孩兴冲冲地找到李利珍说，她想到了给水黾洗脚，洗完发现它沉了下去，那就说明答案是前者。

他赞许孩子的同时又启发她，这是间接证据，洗下来的是不是油脂还有待讨论，所以需要有直接证据。女孩便去鉴定了水中的成分，分析出的确有三种疏水性物质。

女孩继续提出问题，油脂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她先放大腿部结构，又切开观察形态，发现了内部相连的管道；为了证明有油脂细胞相连，她再去请教研究细胞的教授，最后解决了问题。

在李利珍眼中，上课、做实验、开讲座，这样的科普远远不够，科学思维的培养才是最重要的。“能想出整套探究问题的科学方法才最值得鼓励。设计有没有瑕疵，数据是不是偶然，甚至结果如何都不是最重要的，观察、思考、学习、修正的过程最难得。”

在对昆虫、自然和生态的讨论中，“敬畏”一词被几人反复提及。“对自然有爱有敬，就不会去破坏，只会更加爱护。”殷海生说，“这样的孩子会善良地长大。”

这是一只蜉蝣。它浮出水面的第一天，也是它生命的最后一天。

日落时分，张登山在水边支起灯帐，等待。蜉蝣即将开启一场盛大的求偶舞会，几个小时内完成交配、产卵后就会离去。他要给它们留下最后的照片。

“朝生暮死”不过是种文学性描述。蜉蝣稚虫在河底已经生活3年，历经数十次蜕皮，浮出水面就是为了去往终点。

这个种群已存在3.5亿年，与它们相比，人类才是世界的新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