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建业：略论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起源、形成和发展

商代晚期以前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根植于旧石器时代，萌芽于公元前6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形成于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庙底沟时代，经历了古国时代、王国时代等发展阶段。早期中国存在以农为本、稳定内敛、整体思维、祖先崇拜等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文明的特质，具有有主体有中心的多元一体文化结构，经历了有起伏有分合的连续发展进程。

一

“中国”一词至少可追溯至西周，最初仅指洛阳一带中原核心地区，后来逐渐演变成近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本文所谓“早期中国”，实即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国”的简称，是指商代晚期以前中国大部地区文化彼此交融联系而形成的以中原为核心的文化共同体，是商周王朝乃至于秦汉帝国得以建立的地理、文化和政治基础，也可以称其为“早期中国文化圈”[1]。

文化上的早期中国以中原为核心，并且至少自五帝以来就基本前后相承、连续发展，这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基本认识。但自晚清以来，随着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中国弱势地位的显现，疑古思潮在国内外渐成风气，这一认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当然随着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王国维、徐旭生等对古史的研究整理，以及20世纪20年代以来殷墟等重要遗址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极端的疑古思潮已经淡出史学领域，商代晚期以来的中国史基本为信史、中华文明的起源在商代晚期以前等观点已成学术界共识，但商代晚期以前是否存在文化意义上连续发展的早期中国，或者这个早期中国有着怎样的文化格局、特质和发展过程，都还没有定论或者不很清楚。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文明起源的热烈讨论中，主要由中国学者进行的绝大部分研究都直接论述中国古代文明或国家起源的时间、标志、过程等，只有少数学者注意到早期或古代的“中国”这个概念本身需要加以深究。这当中张光直提出在公元前4000年前已经形成“中国相互作用圈”，中国文明具有连续性和整体性特征[2]；严文明认为中国史前文化具有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特点，并且存在“重瓣花朵式的格局”[3]；苏秉琦指出先秦时期存在“共识的中国”[4]。可以说已经初步搭建了早期中国文化圈的基本框架。但所提出“中国相互作用圈”或“重瓣花朵式的格局”的空间结构值得进一步研究，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有待系统梳理。

二

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植根于遥远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早期。

在持续约200万年的中国旧石器时代，铲形门齿等后世蒙古人种的特征普遍存在，砾石—石片工业传统贯穿始终，而南方砾石石器、北方小石器的差别也长期延续，表现出人类进化、文化发展上显著的连续性、统一性和多样性特征[5]。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苏秉琦说：“中国人的主体部分是东亚大陆土著居民，是北京人后裔；中国文化是有近200万年传统的土著文化”[6]。

至约公元前18000年华南和长江流域交界地带进入最早的新石器时代，约公元前9000年新石器文化拓展至中国中东部地区并形成五大文化区或五大文化系统，即华南文化区的绳纹圜底釜文化系统、长江下游文化区的平底盆—圈足盘—双耳罐文化系统、中原腹地文化区的深腹罐文化系统、黄河下游文化区的素面圜底釜文化系统和华北东北文化区的筒形罐文化系统[7]。五大文化系统之外其他地区还仍停留在旧石器时代末期或中石器时代。

尽管分属不同文化系统，但也不能藉此而对这些文化统一性的一面有所忽视。实际上不但新石器时代早期各文化系统的陶器有同出一源的可能性[8]，就是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和同时的旧石器末期文化、中石器文化之间也并非天壤之别：虽然长江流域、华北地区部分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群已经种植水稻和黍类作物，但也还处于初始阶段，在食物结构中所占分量有限，可能只是采集渔猎经济的补充。从整体来说，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农业、陶器（陶容器）和磨制石器的地区，而且三者基本上是以组合的方式同时出现。虽然三者的最初发生不见得就有必然的联系，但在发展过程中却互相关联。这为中国此后成为世界上最大最稳定的农业地区、最发达的陶瓷器大国奠定了坚实基础。发展农业需要定居，需要不断调节社会内部以保持稳定，而不需要无节制的对外扩张，这使得中国文化逐渐形成质朴稳健、注重整体性思维、重视传统、稳定内敛的特质。

三

文化上的早期中国萌芽于公元前6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中期。

约公元前7000年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中期，农业文化得到很大发展，尤其约公元前6200年进入新石器时代中期中段以后，各文化区交流明显频繁起来，中原裴李岗文化强势扩张[9]，长江流域彭头山文化和跨湖桥文化东进西渐[10]，从而整合成四个文化区或文化系统，即黄河和淮河上中游文化区的深腹罐—双耳壶—钵文化系统、长江中下游—华南文化区的釜—圈足盘—豆文化系统、华北—东北文化区的筒形罐文化系统三个大文化系统，以及泰沂以北地区的素面圜底釜文化系统一个小文化系统（图一）。这当中三个大文化系统已和严文明归纳的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三个系统大致吻合[11]。

不仅如此，通过裴李岗文化的强烈扩张和影响，还使各文化区边缘都开始互相接触融合，几个文化系统发生一定的联系。无论是长江中游的彭头山文化，还是华北的磁山文化，其临近裴李岗文化的边缘地区都开始出现较多泥质素面的壶、钵等裴李岗文化因素。这样一来几个文化系统就具有了一定共性，从而形成雏形的初具圈层结构或者“重瓣花朵式”结构的“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说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已经萌芽。此后在中国大部才会出现普遍的认同观念和以中原为核心的历史趋势[12]。

这个雏形的早期中国文化圈，已经存在互补型的南稻北粟二元谷物农业体系，兼养家猪，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农业文化圈；有着丰富的陶器和讲究的器用生活，尤其核心区裴李岗文化发明了早期中国第一标型器—专门炊器鼎；出现早熟的木器手工业和梁架结构房屋；出现东西二元彩陶、似文字符号以及八角星纹、兽面纹等蕴含深意的图像；形成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世俗化的信仰体系、多层次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当时社会虽然还处于比较平等的状态，但一些较专业的神职人员的地位已经开始凸显出来。

四

约公元前5000年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后，文化融合进一步加强。其一，黄河下游和淮河中游地区文化整合为北辛文化[13]，后在北辛文化影响推动下产生初期仰韶文化[14]，使得黄河流域和淮河上中游地区文化出现较为统一的面貌，形成瓶（壶）—钵（盆）—罐—鼎文化系统。其二，长江中下游—华南文化区的釜—圈足盘—豆文化系统在古老传统的基础上继续交融发展。长江中游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一期的印纹白陶传播到下游马家浜文化，反之，马家浜文化的石钺、三足盘等因素见于长江中游。此外，发源于长江中游的印纹白陶等还见于华南珠江口沿岸。其三，随着仰韶文化的北向扩展，华北地区已经成了瓶（壶）—钵（盆）—罐—鼎文化系统的天下，筒形罐文化系统北向退缩形成东北文化区。这样，早期中国三大文化系统正式形成。

新石器时代晚期各文化区虽然基本平行发展，中原地区核心作用反而不如前明显，但文化交流更加频繁，雏形的“早期中国文化圈”继续发展。此时两大农业体系进一步壮大，农业在黄河长江流域大部地区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玉器崭露头角，中国特有的玉文化传统正式形成。无论是仰韶文化的分组房屋和凝聚向心聚落结构[15]，还是大溪文化和河姆渡文化的排房，都将主要建筑秩序井然地安排在一个特定空间内，有的外周还有环壕或者城垣，在强调集体利益和公共秩序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妙。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平等友善、爱护弱小、重视集体、秩序井然的时代。

五

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形成于公元前4000年前后的庙底沟时代。

约公元前4000年前后仰韶文化东庄—庙底沟类型从晋南豫西核心区向外强力扩张影响，以前的三大文化系统的格局大为改观，中国大部地区文化交融联系成相对的文化共同体，其空间结构自内而外至少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核心区在晋西南豫西及关中东部，即仰韶文化东庄类型—庙底沟类型分布区和泉护类型东部，最具代表性的花瓣纹彩陶线条流畅，设色典雅。向外是主体区即黄河中游地区，也就是除核心区之外的整个仰韶文化分布区，花瓣纹彩陶造型因地略异，线条稚嫩迟滞，其中偏东部彩陶多色搭配，活泼有余而沉稳不足。再向外是边缘区即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和东北等仰韶文化的邻境地区，时见正宗或变体花瓣纹彩陶，但主体器类仍为当地传统（图二）[16]。

可以看出，这个三层次结构共同体的核心区和主体区基本就是此前的黄河流域、华北和淮河上中游文化区，换句话说它主要是在瓶（壶）—钵（盆）—罐—鼎文化系统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其边缘区则包括了新整合而成的长江中下游—黄河下游地区的鼎—豆—壶—杯文化系统，以及东北南部和西部的筒形罐—彩陶罐—钵文化系统。在这个三层次结构的共同体之外，还有华南的釜—圈足盘—豆文化系统、东北的筒形罐文化系统，这些文化系统都和上述三层次结构共同体互有联系。如果站在现代中国的角度，那实际上已经是第四层次了。

庙底沟时代的这个三层次的文化共同体，与商代政治地理的三层次结构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17]。该共同体无论在地理还是文化上，都为夏商乃至于秦汉以后的中国奠定了基础，因此可称为最早的“早期中国文化圈”，标志着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或“早期中国”的正式形成。此时两大农业体系走向成熟，陶器、玉器、漆器和丝织品等“中国”特色器物繁荣发达，彩陶盛行。

庙底沟时代中原核心区仰韶文化出现大型“宫殿式”房屋，社会地位分化显著而贫富分化、社会分工有限；东部诸文化—大汶口文化、崧泽文化、北阴阳营文化等，出现随葬大量玉器和陶器的大墓，社会地位分化、贫富分化、社会分工都很明显；而北方地区仰韶文化则不但看不出贫富分化、社会分工，就是社会地位分化也很不明显。当时已具家族凸现、男权军权凸现等一般趋势，又初步形成社会发展的三种不同模式，开启了早期中国文明起源的先河。我们可将这三种不同模式分别称之为“中原模式”、“东方模式”和“北方模式”[18]。这种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和不同模式，是早期中国文化有中心的多元一体特点的又一种表现方式。

人们不禁会问：在公元前4000年前的庙底沟时代，如何会形成范围如此广大的早期中国？强势的核心区是用什么样的方式使其文化因素渗透到周围地区，使其认知成为周围广大地区的主体认知？或许战争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但此后这种认同趋势得以长期延续，显然与中原核心区令人仰慕的文化特质和足以服人的文化策略有关。“中原模式”稳定内敛、重贵轻富、井然有礼、朴实执中，决定了其社会政治的本质特点在于协调稳定内部秩序，被认为中国文化一大特征的礼制应当在此时才真正出现；决定了其社会管理基于血缘关系，由近及远，按照不同层次实行不同的管理方式，尊重各地区不同文化，形成一种有着相当稳定结构的文化共同体，最初期的“朝贡体系”或许已经萌芽；决定了其主张“王权”而非“霸权”，主要依靠优秀文化的辐射影响而非军事经济干预。

六

约公元前3500~前1800年为文化上早期中国的古国时代。

大约公元前3500年进入铜石并用时代早期即仰韶后期，中原核心区实力减弱，难以对周围文化产生强力影响和辐射，周围文化就各自沿着不同方向发展。对当时的中原文化来说，正好有机会吸收更多周围文化因素，不过其对传统的维持也比其他任何一个地区都要顽强。对于周围文化来说，终于有更多机会变革和创新，但总归基于原有基础。总体上此前形成的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得到继续发展，并未因为中原核心区的衰弱而解体；不仅如此，由于周围文化向更外缘的大幅度扩展，早期中国的范围也得到更大扩展。这是文化上中国和政治上中国很不同的地方。

仰韶后期粟作农业扩展至河西走廊东部和青藏高原东部地区，稻作农业扩展至广东北部，甘青等地则出现源自西方的家羊的养殖。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的磨光黑陶、马家窑文化的彩陶，以及红山文化、薛家岗文化、良渚文化的玉器，都精美绝伦，冠绝一时。尤其玉器异常发达，成为早期中国东部地区最有代表性的物质文化遗存。值得关注的是此时彩陶在大部地区衰落而文字符号兴起，这或当与社会普遍复杂化的背景相关。“中原模式”、“东方模式”和“北方模式”的特征更加凸显，同时普遍存在社会分化、家族凸显、男权军权凸显等一般趋势。东方模式如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大汶口文化等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应当已经出现初始国家组织，能够对较大地域实行一定程度的控制和管理，已进入初始文明社会阶段；中原模式和北方模式贫富分化虽然不很明显，但也未尝不能对较大地域实行一定程度的控制和管理，社会发展阶段与东方模式大体一致。

当时的中国出现很多地区中心和强势文化，如以良渚遗址群为核心的良渚文化、以石家河遗址群为核心的屈家岭文化、以大汶口墓地和丹土城址为代表的大汶口文化、以牛河梁遗址群为核心的红山文化、以西坡大墓为代表的仰韶文化西王类型、以大地湾遗址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等。苏秉琦曾提出“古国—方国—帝国”的中国古代文明演进之路[19]，严文明调整为“古国—王国—帝国”[20]，王震中修正为“邦国—王国—帝国”[21]。我们可称此时这些互不统属的小国并存的时代为早期中国的古国时代或邦国时代。

另外，此时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趋势已经比较明显。主要通道有青藏高原南北侧的“彩陶之路”南道和北道，如马家窑文化就通过南道影响到南亚的克什米尔，西方的羊等因素则传播到甘青地区[22]。中西交流为早期中国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

七

约公元前2500年进入铜石并用时代晚期，在新兴的海岱龙山文化的带动下，黄河长江流域大部地区明显加强了重新整合的趋势，龙山时代到来[23]；以公元前2200年左右为界，还可以将其分成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24]。龙山时代诸文化实际是新时期文化上早期中国的主体文化，而西部的马家窑文化等则已经变成早期中国的边缘文化。

龙山时代中原北方地区广见源于西方的小麦、绵羊等，多元化经济趋势进一步加强，为其文化崛起埋下了伏笔。此时形成以鲁东为核心的不同层次的灰黑陶文化圈，鼎、鬶、盉、鬲、甗、斝等典型“中国”式三足器的大范围扩展，说明“中国”式烹饪饮食方式走向成熟并逐渐普世化。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普遍发现铜器，特别是中原地区铜容器的发现，表明已经拥有泥质复合范铸造技术，已形成中国特色的铜器铸造传统。文字明确出现，而且还不止一个系统。社会变革趋势进一步加剧，三种模式得以延续并互有交融。

龙山时代大江南北形成多个以大型城垣等中心聚落为核心的地区中心，很多已经进入初始国家或文明社会阶段。每个考古学文化至少有一两个这样的中心，中心之间虽互有影响，但总体并非统属关系，呈现出群雄并起、各领风骚的时代风貌，因此仍属于“古国时代”。此时长江中下游地区趋于衰落，曾经辉煌一时的良渚文化风光不再，石家河文化也开始走下坡路，中原核心区则再度崛起，其对外影响逐渐加强：龙山前期陶寺文化的发展程度难有其匹，其文化影响至少及于中原龙山文化大部地区，颇有核心文化的样子，或许已经进入雏形王国阶段[25]；龙山后期王湾三期文化向周边大幅度扩张和强烈影响，造成石家河文化的衰亡以及中原文化范围的空前扩大。总体上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得到进一步发展，而且又大致形成以中原为核心的不同层次的文化圈。

八

约公元前1800~前1300年为文化上早期中国的王国时代。

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从中原核心区向外强势影响，使得文化格局发生重大调整，中国大部地区文化再次交融联系成更大范围的文化共同体，其空间结构自内而外至少可以分为4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郑洛核心区，有二里头、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等超大型中心聚落和成组大型宫殿，拥有较多体大精致的青铜礼器和玉礼器。第二个层次主要是黄河中游和淮河流域，偏晚还延伸到黄河上游和长江中游，也就是核心区之外的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分布区，有东下冯、垣曲商城、台西、盘龙城等大型中心聚落和若干区域性中心，青铜礼器、玉礼器体小量少且不如核心区精致。第三个层次是周围的黄河下游、长江下游、长江上游、北方地区和东北地区，包括岳石文化、马桥文化、吴城文化、三星堆文化、朱开沟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等，有城子崖、吴城、三星堆、石峁等超大型或大型中心聚落，形成若干地方中心，有少量青铜礼器和玉礼器。第四个层次是再外围的华南地区、西北甘青宁地区、东北北部地区，包括黄瓜山文化、齐家文化、四坝文化、哈密天山北路文化等，缺乏高级别聚落和礼器。此时中原腹地伟大复兴，达到四海之内唯我独尊的真正的王国阶段，周围各层次文化则程度不同地受到中原腹地的制约和影响。中国大地上再度形成以中原为核心的不同层次的文化圈，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在空间范围和统一性方面得到显著发展。这个时代可称“二里头—二里冈时代”。

此时西北地区畜牧经济和青铜文化迅猛发展，这使得原先文化低迷的广大北方地区迎来了人类发展的高潮，并刺激和推动了中东部地区青铜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这是自从“新石器时代革命”以后中国文化格局上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堪称一次“青铜时代革命”[26]。当时中国青铜器大致可分为两大传统，一是以工具、武器、装饰品为主的西方或北方传统，二是以容器、武器为主的中原传统。另外，甲骨文系统—古汉语文字系统于此时正式形成。

二里头—二里冈时代社会发生重大变革，以中原和西方两种社会发展模式最具代表性。中国中东部广大地区—早期中国主体区的社会发展以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为代表。中原核心地区出现超大型中心聚落，周围各地区涌现出不少超大型或大型中心聚落，形成若干地区中心。出现专门的宫城和成组宫殿，反映已经初步形成宫室制度。青铜器、玉石器、陶瓷器、漆器、骨器等制作技术高超且更加专业化，社会分工显著发展。总体看中国中东部社会出现显著的社会变革，已经进入成熟文明社会阶段；在宫室、墓葬、器物等方面都表现出相当的世俗性、层级性和秩序性，当为礼制日渐成熟的反映；以前社会发展三大模式逐渐融合，形成新形势下的“中原模式”，且范围几乎可以囊括中东部各地。而西部边缘新疆地区则是另一番景象。诸文化一般都有大规模公共墓地，墓葬在大小和随葬品数量方面都没有明显差异，总体显示出较为平等的氏族社会的景象。这些文化还流行偶像崇拜，工具、武器发达而缺乏礼器的现象也与中原全然不同。总体上代表一种新的社会发展模式的出现，或可称之为“西方模式”。

九

总体来看，商代晚期以前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根植于旧石器时代，萌芽于公元前6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形成于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庙底沟时代，经历了古国时代、王国时代等发展阶段。早期中国存在以农为本、稳定内敛、整体思维、祖先崇拜等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文明的特质，具有有主体有中心的多元一体文化结构，经历了有起伏有分合的连续发展进程。文化上早期中国特征特质的形成，与中国相对独立、广大多样、以两大河流域为主体、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地理环境有莫大关系；而其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过程，也都与自然环境的变迁息息相关。这当中很值得注意的是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气候暖湿引起中原文化的蓬勃发展和早期中国的形成，公元前3500年左右的气候转冷造成初始文明社会的全面兴起，而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冷期则引发中国的“青铜时代革命”和成熟文明的出现。究其原因，无论是气候转暖或趋冷，相对于地理环境广大多样的早期中国来说，并非整体趋于适宜或恶化；气候变迁本身并不能引起整个早期中国文化的兴盛或衰落，只是为文化变迁提供契机。

全文完

本文原载于《江汉考古》2015年03期

注释

[1]韩建业：《论早期中国文化周期性的“分”“合”现象》，《史林》2005年增刊，第65~71页。

[2]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6页。

[3]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第38~50页。

[4]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第161页。

[5]吴汝康：《古人类学》，文物出版社，1989年；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第38~50页；吴新智：《从中国晚期智人颅牙特征看中国现代人起源》，《人类学学报》第17卷第4期，1998年，第276~282页；王幼平：《中国远古人类文化的源流》，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313~316页。

[6]苏秉琦：《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14~1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