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文学，如何讲述新的“中国故事”？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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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2019上海文化发展系列蓝皮书”新闻发布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举行。该系列蓝皮书聚焦上海文学、文化、文化产业、公共文化服务、电影产业、文化交流、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领域，其中，《上海文学发展报告（2019）》的主题是“时代精神与文学发展”，探讨“当下文学”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原文 ：《新时代文学：讲述新的“中国故事”》

　　作者 |《文艺报》 李云雷

　　图片 |网络

　　为何要讲“中国故事”

　　新时代文学要讲“中国故事”，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这些是针对新时期文学的精英化、西方化的倾向。讲“中国故事”，针对两种倾向。一是过于西方化的倾向。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讲的似乎都是西方故事， 比如先锋文学、寻根文学等文艺思潮影响下的作品。现在我们再来看这些作品，发现它们对抽象问题的讨论特别深刻，比如仇恨、欲望、死亡等问题，但这都是移植的西方文学的主题，这些作品是不是写出了中国人的感情、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人的经验？或者中国人的生活是不是在这些作品中有所反映？我觉得是有疑问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80年代的文学确实是过于西方化，我们现在要去了解80年代中国人的生活、内心世界，不会去看这些作品，反而会去看其他的作品，比如《平凡的世界》、80年代的报告文学，这些当时不受重视的作品反而能为我们提供一些纯文学作品所提供不了的东西。二是过度个人化的倾向。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从写“大写的我”到辨析“大我”和“小我”的关系，再到90年代文学中一个特别流行的术语，即“日常生活”或者“私人叙事”，在这一潮流影响下，作品大量地涌现。这样的术语当有其对立面的时候，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的，提出这个问题是由于当时过于强调政治生活、公共生活，“日常生活”或“私人生活”的出现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空间。

　　但是随着这个潮流的影响越来越大，到了不需要论证其合理性、合法性的时候，作家、诗人的视野就越来越狭小，只限于日常生活和私人经验，而不能从中走出来。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到现在我们的作家中生命力最强的依然是“50后”的作家，比如莫言、贾平凹、韩少功、张承志、王安忆等人，他们一直都在写作，也一直在带给我们新东西。但是在他们之后，“60后”“70后”“80后”作家，似乎没有产生能和他们相比的作家。

　　我觉得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50后”作家的格局和视野。比如“70后”“80后”作家都是写个人经验，他们无法写出超越于个人经验之上的东西。当然个人经验也可以包容很多东西，我们时代的变化在日常生活中也有不少体现，但是一个作家如果没有大的时代、世界的变化视野，他就意识不到某些变化。针对西方化、个人化这两个倾向，所以我们提出“中国故事”倡导。

　　重建新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学

　　但是 “中国故事”出现之后，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我们的很多作家，从上世纪80年代学习、借鉴西方文学经典开始转向学习、借鉴我国古典文学经典。当然学习借鉴是很好的，但是真正的创造性还是应该从我们的生活经验、生命体验以及时代经验中汲取营养。无论是西方的经典或者是古代的经典，只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参照系。我们中国作家确实要汲取经典，“化传统”，但是又要防止被传统化。

　　我们传统的力量特别强大，比如贾平凹的《废都》，从语言到叙事方式，看着就像明清时代的小说，这确实构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当代作家怎么才能写出来既属于中国人的而又属于当代的语言、故事或者人物？这需要作家去创造、去摸索，这是一个特别复杂的过程。现在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开端，我们应该把很多以前不构成问题的问题提出来，然后共同去探索新的发展方向。

　　但怎么才能够产生“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呢？当时，继《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很快就有经典作品出现。当然，因为我们现在的情况比那时候更加复杂，文学艺术受制约的因素也更多，除了文学和政治的关系之外，又受制于文学与经济的关系。

　　相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还有一个问题就在于我们现在的文学基本上还是80年代那种精英化的文学出版—传播—接受方式。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其实我们有一个系统的人民文学的体制，一部作品无论从创作到发表到出版，包括到进入市场流通、接受，有一个完整的网络在起作用。但是现在没有这样的生产传播体系，像在50年代的一本小说，比如《青春之歌》就可以发行到五六百万册，可以发行到很边远的农村甚至边疆。我们现在的出版发行网络，其实能够做到，但出于市场或者资本的考虑，却不能去做。所以我们的经典作品要产生真正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作品，需要我们重建一种“以人民为中心”的出版发行体系，这可能是需要我们今后去努力的。

　　另外，我觉得可以借鉴的是，那时很多作家确实是真正扎根到人民生活中去的。而我们现在的一些作家很难深入到生活中去，虽然现在作协也有很多扶持项目，比如说到一个地方扎根几个月，甚至扎根几年，但目前整体上来说这种力度还不够，没有办法跟当地的民众形成一种情感的共鸣，不能够真正把一些故事、经验、人物汲取到创作中来。

　　汲取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文学经验

　　尤其值得关注的一点是，新时期以来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的文学基本上持一种批评或者质疑的态度，所以对这一时期的文学的、历史的经验研究也不够。新时代文学要想真正地发展，要注重从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的经验中汲取方法，包括具体的作家深入生活的方式，甚至我们讨论问题的方式。

　　比如我们现在研究十七年文学或者研究“文革”文学的人都会觉得当时的批判之风很盛，这个经验教训我们应该总结。从90年代以后，文学界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争论了。80年代我们围绕着改革文学、先锋派、伪现代派都有争论。90年代之后，就会有比如说像“70后”“80后”作家这样的概念出现，好像用一种自然而然的命名来取代了以前的命名方式，比如说“寻根文学”“伤痕文学”“改革文学”。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现在不管你写的是什么，什么风格，什么题材，都被归纳到“70后”“80后”“90后”里面来。这样一套概念和命名的方式是有问题的，起码让我们更加重视人的生理性的、不可更改的因素，而对作家的思想、艺术、题材的独特性关注得不是很够。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从中汲取教训，80年代以后我们教训总结得很多了，尤其是从那种个人化的、私人化的这种经验来总结。但是也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比如说像伤痕文学，我们来看构成《伤痕》这个小说的冲突是家庭伦理和革命伦理之间的矛盾，小说主人公因为参加“文革”跟她母亲之间产生了隔阂，然后等到“文革”结束之后，这个矛盾才解决。作者就用这一种家庭伦理来解构了革命伦理，这可能是那个时代需要的一种阐释。

　　但是如果我们从更长的历史阶段来看，五四正是要打破家庭伦理，然后走向革命，无论是巴金的《家》也好，杨沫的《青春之歌》也好，那些革命青年正是因为冲破旧的家庭才走向了一种社会化的道路，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所以我觉得应该纳入一个谱系里面来重新看待这个问题，而不是简单地用家庭伦理来反对或者批判革命的伦理。我们新时代文学是不是可以从那种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关于人民文学的探索里面汲取经验？现在的研究还不够。蔡翔、洪子诚等人的著作，在这个方面有很深的开掘，也为我们打开了继续探索的空间。

　　从变化中发掘出真正具有生产力的问题

　　五四新文学是建立在对旧的文学体制的批判的基础上形成的，基本是以一种断裂的方式，割断了我们跟传统中国文学的联系。伴随着飞速发展的中国，每一代人的经验都是独特的。每一代人的经验都不能和另一代人沟通，或者说不能充分地沟通。他们不能深切地、经验性地、有同情性地理解。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在面对这么丰富、剧烈的变化时，我们的作家应该从这些变化中汲取有效的经验，进入到我们文学之中。并且通过我们的文学研究，把这些经验集中起来，这是我们的文学应该做到的。

　　比如我们读鲁迅的《故乡》，其实它一个核心的矛盾就是，一个新型知识分子，在受了新思想影响之后，回到故乡面对的还是处在旧秩序伦理所产生的矛盾。不管是他内心的矛盾也好，还是生活中细小的矛盾也好，如豆腐西施、闰土等人物，都是作家思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

　　但现在当我回到故乡的时候，会发现故乡是一个比我想象中变化还要更加剧烈的乡村。鲁迅面对的是“不变的农村”，现在则是乡村变化得过于剧烈，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和理解。其实中国现在很多事情都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和理解，超出了我们的知识准备。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怎么来处理这些变化，这也是我们现在需要面对和处理的，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电影《战狼》《战狼２》和《红海行动》也在触及这样一些问题。但在更深层次的民族心理上，我们还需要面对。

　　从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思想、文学都是建立在我们失败的经验之上。现在的中国人如果恢复自信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想、怎么做？如果是作为一个历史引导者的话，我们应该准备什么样的知识和思想？我们是不是应该将中国近代以来的思想做一个梳理：什么是我们失败的经验带给我们的知识、思想和文学？如果没有这样失败的经验，我们是不是会有其他的经验和文学？而这些在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经验中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当然这些都是处于历史过程之中的一些变化，但是作为文学研究，我们如何去把握住这些变化，如何从这些变化中发掘出真正具有生产力的问题，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相对于五四那个时代的经典作家，我们处于一个新的起点上，所以我觉得我们讲的“中国故事”肯定跟他们讲得不一样，但是我们要学会接着他们的故事讲，讲述新的“中国故事”。

　　现代文学的主题就是塑造现代中国人的灵魂，这是一个还没有完成的任务，我们处于这样的历史之中。其实我们既有作为“历史中间物”的一面，但同时我们又都是进入现代的中国人，但即使我们都处于现代社会之中，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也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重要的是，新时代文学怎么能够把我们现在的生活、经验、内心的情感世界凝聚到作品里面，这是比较困难的事情，也是比较值得做的事情。写出我们当代人的情感，而且具有凝聚力、普遍性，当然这是对作家、对文学研究者的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新时代文学有很多可以展开讨论的东西。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61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