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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当地汉民的长者回忆介绍，这座清真寺是宫殿式的古建筑，占地约20亩，寺门朝北，一进四院，中院为五间大殿，寺内外有数棵杨柳，环境幽洁。同治二年四月初十城内回民被屠后，官府将清真寺北面部分房屋拆除，建一座四方形“藏书楼”，台高约六七米，前东西两侧为踏步。其余建筑改为学校，新中国成立后名为“东街小学”，1958年后新建县政府时全部拆除。伏羌曾有“小麦加”之称，这里是伊斯兰教哲赫忍耶门宦的活动中心，始创人第一辈导师马明心曾多次来这里传道讲学。人称“关里爷”（注经名“艾布艾拉曼·阿布杜尕底尔”，相传祖籍陕西凤翔，因在东关居住和任教长，故称“关里爷”）的著名经堂学者对乾隆四十六年马明心被害后，穆宪章任第二代教主之间的事，用阿拉伯文和波斯文著有《热什哈尔》一书，隐示了马明心和穆宪章的事迹。
《热什哈尔》是中国回族内部首屈一指的古文献，也是清季遭受迫害的回族人民找到的、自己记载自己心境和历史的真实史料。这里的回民祖辈与汉民族人民共同劳动，进行文化技术等方面的交流，回汉民族长久以来和睦相处，为当地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做出了贡献。但是，由于清廷推行的反动民族政策，尤其是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伏羌开学阿訇田五领导的石峰堡起义波及伏羌，起义失败后清军和地方官府加紧了对回民地区的控制。接着在乾隆皇帝的部署下，又实行了“善后案”，在平凉府、六盘山、静宁县、隆德县、清水县、通渭县、宁远县、伏羌县、秦安县、固原县、靖远县等地添设营汛，添派参将一员、都司二员、守备三员、千总十一员、把总十一员、外委三十八员，加添兵数共四千二百三十余名，因此，清军对伏羌的控制更为严密。
就在这样的形势下，还是发生了同治二年的“屠城”事件。同治二年（1863年）团总陈正忠得知盐官（礼县所辖）、张家川、莲花城约伏羌回民于四月十日起义，于是其知县德彬（正黄旗人）与团总陈正忠策划了“卖刀”阴谋事件，采取先下手为强的手段，即在东门外羊皮滩以卖刀为名，杀一无辜卖柴汉民，高呼“回回反了”，立即关闭城门，城内回民全部被屠杀。其人数之多、惨痛之状，现无法记述，但至今在回汉群众中，尤其是祖籍伏羌的回汉民众中仍有许多人口传当时惨景。城内回民被屠杀后，四月十二日，城外的南关、北关、白家滩、咸家崖等处的回民竞相起义反抗官府的大屠杀。起义军在首领马圣洁等人的带领下占据南关、城西之沙沟口，城东之泰山庙，日夜攻城。
十四日，盐官（礼县辖）、莲花城（秦安辖）回民军2000多人相约来援，围攻伏羌县城，攻城愈急，知县德彬分檄乡团救援。秦州巡道林之望即派川勇千总穆葆清率兵前来镇压，又派游击张华带黔勇继往。五月十三日，张华入城，十四日率川勇及民团出城与回民军交战，团勇大败，谈葆和（伏羌县典史，江苏武进县人）战死。六月十日，各营约集又与回民义军会战，各有伤亡。十六日，起义军离境，一赴静宁与穆生辉会合，一赴盐官，城围遂解。此间伏羌回民义军曾分小股去关子镇（今秦州区辖）与千总穆葆清和民团于四月二十三日激战，双方互有伤亡。同治二年五月，关子镇生员李凌霄、寅木川监生陈凤萧会同伏羌艾家川团总巩林与回民义军激战于“清平梁”，团众死约千人，回民义军亦有大的伤亡。
同治三年五月，关于镇团总王世魁率民团与回民义军在镇西北伏羌之东三十里铺的“石岭关”交战，团众伤亡数十人，团总王世魁战死。同治五年（1866年）冬，回民义军又集结万余人，围攻伏羌渭河北姚家堡子。民团与义军激战，堡破，团丁及群众伤亡共千余人。至此伏羌回民义军与盐官义军有分有合，先后转战于伏羌周围及宁远（今武山）、礼县及盐官等地，与清军和民团多次交战，直到同治九年（1870年）全部向西退去，与狄河地区的回民义军会合，继续与清军作战。伏羌回民义军与清军民团交锋达8次之多，时间长达8年之久，伤亡约万余人，其中回民义军伤亡占大多数，清军与民团及群众亦有一定数量的伤亡。随着义军离境的伏羌回民人数较多，少数未走者被迫变教汉化，从此，伏羌再无一回民。百年前的这段惨痛历史，今虽写入了史册，但已被人们所遗忘，更多的世人也未曾听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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