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略，钱穆为中国历史招魂，愤而写《国史大纲》

钱穆在本世纪（20世纪）中国史学家之中是最具有中国情怀的一位。他对中国的光辉的过去怀有极大的敬意，同时也对中国的光辉的未来抱有极大的信心。在钱穆看来，只有做到以下两件事才能保证中国的未来，即中国人不但具有民族认同的胸襟，并且具有为之奋斗的意愿。

这是瑞典汉学家马悦然说的。钱穆的学生余英时说他是“一生为故国招魂”，《国史大纲》就是体现钱穆中国情怀的最佳著作。

网上有个提问，“抗战十四年有多绝望？”，有人回答是“绝望到钱穆写《国史大纲》”。

从东北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侵略国难当头成为中华民族的最大危机。面对日本的军事优势，国内充斥着强烈的悲观主义，蒋介石说"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著名的知识分子胡适参加低调俱乐部，宣传什么中国现如今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组织的要素，没有一种能和日本比拟，战必败。汪精卫直接叛逃当汉奸了。

民族存亡之际，书生何以报国？钱穆的选择是著作历史振奋民族信心，怀着对祖国历史文化的温情与敬意，怀着对中国固有历史精神的信心，为中国历史招魂，愤而写《国史大纲》。钱穆曾自言，写国史大纲的目的，是为了保留文化火种，让国人记住自己的历史，“保留文萃，以期复国”。“国人值此创巨痛深之际，国人试一翻我先民五千年来惨淡创建之史迹，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必有渊然而思，憬然而悟，揪然而悲，奋然而起。”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的前言中，恳切地希望大家不要太过妄自菲薄，要树立起基本的民族自信与尊严，要保持对自己文化与历史的基本敬意。他说：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民族的自信是建立在对自己国家历史文化的充分了解之上，钱穆在《国史大纲》的“引论”中对历史研究中的民族虚无主义进行了批判。钱穆首先指出，“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举其特点有三。一者‘悠久’。从黄帝传说以来约四 千六百余 年。从《古竹书 纪年》载夏以来，约得三千七百余年。二者‘无间断’。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白有年可稽。自鲁隐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日月可详。三者‘详密’。此指史书体裁言。要别有三：一曰编年，二曰纪传，三曰纪事本末。其他不胜备举。又中国史所包地域最广大，所含民族分子最复杂，因此益形成其繁富。若一民族文化之评价，与其历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则我华夏文化，于并世固当首屈一指。”

钱穆在《崔东壁遗书序》中更是直言不讳：“我民族之光荣何在？曰，在古史。我民族文化之真精神何在？曰，在古史。”

钱穆强调中国人应该知道中国史，“中国人应该知道些中国史。中国史讲的中国人之本原和来历，我们知道了中国史，才算知道了中国人，知道了中国人之真实性与可能性，特异性与优良性。我们也可说，知道了中国 史才算是 知道了我 们自己各 自的自己。”（钱穆《中国史研究法》）

钱穆指出，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要务，在于能在国家民族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他希望作为抗战中流的精英分子能够从这样一部张扬士之人力的史纲里汲取力量前行。《国史大纲》充分体现钱穆的文化本位主义史学思想，高举着中华民族从未被征服的自豪， 彰显中国历史文化的价值，使中国人 重建民族 的自尊心 与自信心。

1939年6月，《国史大纲》正式完成，1940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民国政府教育部当即将其列为“部定大学用书”，风行全国影响很大，由此奠定钱穆史学大家的地位。

美国学者邓尔麟评价道：“钱穆在岩泉下寺写出的《国史大纲》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不朽之作。作者对史料、经典、古文、考据等都极为熟稔。洋洋数十万字把中国三千年来疆图的扩大和缩小， 外族入侵和同化， 帝王的高压和让步， 以及社会经济文化的演进统统归纳成为一种模式。这种模式照钱穆看来， 与西方社会是不同的。他认为中国史犹如一首诗， 而西洋史就像一出剧。”

顾颉刚指出“中国通史的写作， 到今日为止， 出版的书已不少， 但很少能达到理想的地步。……钱先生的书最后出而创见最多。”

史学家牟润孙在评论《国史大纲》时说：“钱氏此书中爱国家、爱民族思想洋溢满纸， 于世之持自卑自贱之论者， 痛加针砭， 立论极足使人感动。读钱氏之书， 当使懦夫有立志， 病夫有生气， 热血沸腾， 奋然而思有所以自存矣。此为读史之大用， 亦即史学家所贡献于世者也。《国史大纲》所可贵者在此。”

《国史大纲》是钱穆为抗日救亡而撰写的一部国史教科书，政治价值相当突出，不可避免的带有时代性和局限性，所以今天看来就有很多的争议之处。钱穆过分强调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特殊性，过度美化两千年君主专制，文化自恋的气息未免过于浓重。

清华大学教授何兆武早年是西南联大学生，曾上过钱穆的课，他在《上学记》中回忆道：

再比如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里面很多见解我不同意，不但现在不同意，当时就不同意。钱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情太深厚了，总觉得那些东西非常之好，有点像情人眼里出西施，只看到它美好的一面，而对它不怎么美好的另一面绝口不谈。

我承认传统文化里确实有好东西，但并不像他讲的那么非常之好。人无完人，总有优点、缺点，文化也没有完美的，也有它很黑暗、很落后、很腐败的部分。比如血统论。封建时代科举考试的时候要写三代履历，曾祖父、祖父、父亲必须三代清白，“王八戏子吹鼓手”，妓院的、唱戏的、搞演奏的都是贱民，凡这类出身的人都不准进入考场。这是传统文化里腐朽的部分，可是钱先生好像并没有正视它，讲的全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美好的部分，以为这才是中国命脉的寄托所在，这是他的局限性。

另外，钱先生旧学出身，对世界史，特别是对近代世界的知识了解不够，可是在我看来，中国近代历史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参与了世界，这时候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如何近代化、与近代世界合拍，所以闭关的政策行不通了，一定要开放，包括我们的思想认识，要有世界的眼光。钱先生对于这些似乎关注得不太够 —— 这是对前辈的妄论了，不过学术上不应该论资排辈，不然学生只局限在老师的圈子里，一代不如一代，那就没有那个时候进步了。

钱穆的保守主义也引起胡适的注意，胡适在1943年10月12日的日记里说：“这几天读张其昀君借给我看的《思想与时代》月刊。此中很少好文字。张其昀与钱穆二君均为从未出国门的苦学者。他们的见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而拥护极权的态度亦颇明显。”

钱穆的保守思想在一些人眼里是不存在的，钱穆已经成为儒学国学的一面旗帜，他的弟子余英时就说，“钱先生对于知识的态度，与中外一切现代史学家比，都毫不逊色。‘五四’时人所看重的一些精神，如怀疑、批判、分析之类，他无一不具备。”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管怎么说，钱穆在国难之际张扬民族精神高举爱国主义，是应该被世人永远铭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