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曾对高俅有恩，高俅铭记了一生。后来苏轼落难，高俅的一个举动，让后人交口称赞。

北宋元祐八年，东京汴梁城的秋雨下得没完没了。苏轼在书房里把最后一摞文集捆好，环顾四周，满屋子的字画碑拓已经先一步打包装箱，墙壁光秃秃的，只剩钉子上还挂着几截断掉的丝绳。他在这个京城待了半辈子，来来回回，升了贬，贬了升，这一次他主动上表请求外放，去定州当个知州。临走前，他把府里的人一个个安顿好，最后叫来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这人姓高，名俅，在他门下做些抄抄写写的活计，没功名，没品级，就是个最不起眼的小书吏。

苏轼提起笔给好友王诜写了封信，大意是这孩子字写得好，人也伶俐，我走了之后他没了着落，你那里要是缺人手，不妨留用。写完把信封好交给高俅，又嘱咐了几句，便继续埋头收拾行李。高俅拿着信站在门口，愣了好一阵才退出去。

这年苏轼五十七岁，早已是天下文宗，却仕途蹉跎。高俅二十出头，连个正经出身都没有，在大宋朝的官僚体系里连尘埃都算不上。两个人在人生境遇上的落差，比汴梁城的城墙还高。可就是这个连尘埃都算不上的人，接过那封薄薄的荐书，揣在怀里，走了。

高俅的出身，在正史里几乎找不到记载。《宋史》没有他的传。南宋王明清的《挥麈后录》里提到他，只说他原是苏轼身边的小史，也就是私人秘书。后来施耐庵写《水浒传》，把他编排成开封府的一个破落户帮闲，踢得一脚好球，靠这点本事攀上了端王赵佶。这个出身被说书先生讲了六百年，讲得比正史还真。但《水浒传》是小说，不是史书。施耐庵写高俅，恨不得把所有罪名都堆到他头上——陷害林冲、逼反杨志、毒死宋江，大宋朝的覆灭好像全是他一个人在背后捣鬼。

但仔细想想，一个开封街头的混混，就算球踢得再好，能让宋徽宗赵佶这种艺术天才把他当成心腹？赵佶是什么人？他写得一手“瘦金体”，画得一手好花鸟，收藏的字画碑拓堆满了好几座宫殿。他身边围着的蔡京、童贯、王黼，哪个不是才高八斗、能写会画？高俅要是只会在脚上耍几个花活儿，徽宗最多把他当成个逗乐的优伶，绝不会让他去掌管禁军。

高俅真正能上去的原因，其实还是苏轼当年打下的一点底子。他在苏府待了好几年，苏轼是什么人？那是文坛领袖、书法宗师，随手写的字条都被人抢去当宝贝。高俅耳濡目染，字练得极好，文章也通顺，肚子里是有点墨水的。《挥麈后录》里说他“笔札颇工”，这四个字在宋代的分量很重——这意味着他的字拿得出手，能在文人圈子里得到认可。赵佶看中高俅，首先是看中他能写能聊，跟自己对得上话。足球，不过是敲门的砖，不是上房的梯。

不过高俅的出身还是太低了。大宋朝的规矩，没有科举功名，想当高官难如登天。赵佶为了提拔他，把他送到西北边境的刘仲武军中，名义上是去历练，实际上是去镀一层“边功”的金。在边境待了几年回来，履历上有了“军功”两个字，徽宗才名正言顺地一步步把他提上去。最后做到了殿前都指挥使，又升太尉，掌管北宋最精锐的八十万禁军。

这一掌就是二十年。这二十年里他都干了些什么，史书上的记载不多，但仅有的那几笔就已经够触目惊心的了。他侵占禁军营地给自己盖大宅子，把士兵当自家佣人使唤，让他们去修房子、干私活。禁军名册上的兵额是满的，实际上好多都是空饷，银子全落进了他自己的腰包。金兵南下的时候，东京城的禁军号称八十万，实际上能打仗的寥寥无几。城破之后，那些面黄肌瘦、连刀都握不住的士兵，就是高俅留给大宋朝的最后一份遗产。这笔烂账，他在《水浒传》里挨的那些骂，一点不冤。

可就是这么一个人，在他权势熏天的时候，做了一件跟他的“人设”完全不搭的事。这件事在当时没什么人知道，后来才被王明清记在《挥麈后录》里，只有寥寥数语，却让后人看了心里不是滋味。

苏轼后来的遭遇，比高俅差了十万八千里。元祐八年离京之后，他的贬谪之路越走越远。绍圣年间新党重新上台，把“元祐党人”往死里整，苏轼首当其冲。他从定州被贬到英州，又从英州被贬到惠州，最后直接扔到了海南岛儋州。当时的海南不是现在的旅游胜地，是瘴疠之地，毒虫遍地，缺医少药。宋代的流放惩罚里，贬去海南基本上就是判了死缓。

苏轼在儋州住了三年，跟当地人借了间破屋子住，自己开荒种地。他写信给朋友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读着都让人鼻酸。元符三年徽宗即位大赦天下，苏轼遇赦北归，一路走走停停，从海南走到常州。可毕竟六十五岁了，身体早就被这些年的贬谪生涯掏空了。建中靖国元年七月，苏轼在常州病逝。死的时候，身边只有几个至亲。

苏轼一死，苏家就垮了。朝廷对“元祐党人”的清算还在继续，蔡京当权之后更是变本加厉——苏轼的文集被烧了，碑石被砸了，门生故旧一个个被赶出京城。苏轼有三个儿子：苏迈、苏迨、苏过，都是读书人，但都没当上大官。还有一群孙子辈的，苏符、苏峤、苏籍这些人，年纪还小，有的还在读书，有的刚入仕途。在那种政治气氛下，他们顶着“元祐党人之后”的身份，走到哪儿都被人另眼相看，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以前苏家门庭若市的时候，满朝文武抢着来攀交情；现在苏家落难了，那些昔日的门生故旧躲都躲不及。苏家的子弟进京办事，连个落脚的地方都不好找。

高俅就在这个时候站了出来。

《挥麈后录》里记这件事只用了十几个字：“然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问恤甚勤。”翻译成大白话就是：高俅发达了之后，心里一直记着苏轼的恩情。每次苏家的子弟进京，他一定亲自接待，给钱给物，嘘寒问暖，照顾得非常周到。

“每”这个字很关键。不是一次两次，是每一次，是十几年如一日。苏迈进京，高俅接待；苏迨进京，高俅接待；苏过进京，高俅还是接待。到了孙子辈的苏符，高俅照样接待。这些苏家子弟在京城无依无靠的时候，推开高太尉府的门，就能吃上一口热饭，拿到一笔盘缠。这在当时是冒了风险的。朝廷对“元祐党人”的禁令还没完全解除，高俅这么做，万一被政敌抓住把柄参上一本，说他结交旧党、心怀不轨，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但他不在乎，或者说他权衡过利弊之后，还是决定这么做。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每逢苏轼的忌日和生日，高俅还会亲自去祭拜。苏轼死后葬在汝州郏县，离汴京不算近，高俅未必能年年亲赴墓前，但他一定在京城设过灵位，烧过纸钱。一个当朝太尉，在“元祐罪臣”的灵位前磕头行礼，那一幕要是让蔡京看见了，大概得把牙咬碎。

高俅为什么要这么做？苏轼当年给他的恩情，说到底就是一封荐书、几年的收留。那不是救命之恩，不是托孤之重，就是日常生活中一个长辈对晚辈的照拂。苏轼写那封荐书的时候，大概就是动了恻隐之心——自己要走，身边的人总要安顿一下。他在苏府待了那么久，字写得不错，人也靠谱，不能就这么晾着。随手一封荐书，送到王诜那里，给他谋个差事。这种事苏轼一生干过无数次，对他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

但对高俅来说，这封荐书的分量完全不一样。那是他人生最卑微的时刻，没有任何功名，除了抄抄写写什么都不会。在这个人人看他不起的世道里，是苏轼收留了他，教他写字做文章，把他当个人看。那封荐书拿在手里薄薄一张纸，对他而言却重得像一块敲门砖。没有这封信，他连王诜的驸马府门都摸不着；没有王诜，他更不可能见到端王赵佶。后面所有的飞黄腾达——太尉、禁军、二十年的荣华富贵——追根溯源，都从那封荐书开始。

他发达之后回看过去，大概心里一直有杆秤。自己这辈子被骂奸臣，骂就骂了，他干的事挨这些骂不冤枉。但有一件事他绝不能做——忘恩负义。他不能让任何人说，高俅当年受了苏东坡的恩，后来苏家落难了他连个屁都不放。这是他给自己留的底线，是他心里最硬的一块骨头。他照拂苏家子弟，就是在对自己说：你虽然出身低，虽然干了很多烂事，但你至少没有忘本。这是他给自己留的最后一点体面。

靖康元年金兵逼近东京，宋徽宗吓得连夜南逃，高俅跟着跑。跑到半路他跟童贯闹翻了——两个人本来就不对付，这时候在逃难路上谁也不让谁。高俅一赌气称病不走，掉头回了汴京。这一回头救了他的命。后来宋钦宗清算“六贼”，童贯、梁师成这些人全被砍了头，脑袋挂在城墙上示众。高俅因为提前回京，加上病怏怏的没什么威胁，钦宗只是抄了他的家，没要他的命。同年五月，他病死在汴京，算是善终。

他死后，钦宗本来想给他办个葬礼，被李若水拦住了。李若水是直臣，上疏说高俅败坏军政，金兵长驱直入，罪过跟童贯一样大，不配厚葬。钦宗听了他的话，丧事从简。棺材还是埋了，没什么人来送葬，冷冷清清的。

那些他曾经照顾过的苏家子弟们，当时大概都已经南迁了。金兵破城在即，汴京的百姓四处逃难，苏家的人大概也在这股人潮里，携家带口往南走。他们经过太尉府门口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往里看一眼。那座宅子已经被抄了，门上的封条在风里啪啪作响。苏轼的孙子苏符后来在南宋朝做到了礼部尚书，活了七十多岁，算是苏家第三代里最出息的一个。他这一生经历了北宋的覆灭和南宋的重建，见过太多的人情冷暖。不知道他会不会记得，在很多年前的冬天，当他还是个没有功名的穷书生、在东京城被人冷眼相待的时候，有一个人曾推开太尉府的门，冲他招手，让他进去吃一碗热饭。

高俅照拂苏家这件事，在正史里几乎找不到痕迹。《宋史》没有高俅的传，自然也不会记这些。王明清在《挥麈后录》里提了一笔，已经很不容易。后来的《水浒传》更是把高俅写成十恶不赦的奸臣，压得他翻不了身。但历史就是这么复杂——一个人可以在军政上腐败透顶，同时在心里保留一点最朴素的道义。这两者不矛盾，也不需要互相抵消。高俅该挨的骂一样不少，但他替苏家做的事，也值得被记下来。

苏轼当年写那封荐书的时候，大概做梦也想不到，这个不起眼的小书吏日后会变成权倾朝野的太尉。他更想不到的是，在自己死后全家落难、门庭冷落车马稀的时候，是这个人站出来，给了苏家的子孙们一口饭吃、一条路走。那封荐书，高俅还了一辈子。用他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余生，把那点恩情牢牢握在手里，握到最后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