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商鞅是一心为公的政治家，还是刻薄寡恩的利己主义者？

《战国策》中商鞅的结局在《战国策?秦策一》中是这样记载的：

卫鞅亡魏入秦，孝公以为相，封之于商，号曰“商君”。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然刻深寡恩，特以强服之耳。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传商君，辞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后，莅政有顷，商君告归。人说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危。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为主，大王更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仇雠也，愿大王图之。

商君归还，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

这段话主要肯定了商鞅变法的功绩，还特别点出秦孝公当初病重的时候，交代后事，打算把国君的位置传给商鞅，商鞅没有接受，后来秦孝公死后，秦惠文王继位，商鞅打算回封地，大意就是功成身退的意思，之后有大臣向惠文王兜售商鞅“功高震主”，劝其干掉商鞅、秦惠文王欣然接受，于是就把商鞅给车裂了.....

《战国策》的作者我们至今都还没有考证出到底是谁，或者说到底是哪些人，还有到底成书于什么时候，但这书在西汉时期由刘向所编定为三十三篇，书名也是他取的。

我们且不去论《战国策》的作者是谁，就谈一谈这本书的思想倾向。《战国策》的思想基本自成一家，其中道德哲学取自道家，社会政治倾向于法家，唯独不待见儒家。说所以说，《战国策》在记述商鞅这个事情上的倾向是偏法家的，而商鞅作为法家代表人物，在文中的形象几乎都是正面的，正面到甚至让人怀疑，商鞅是不是真的就那么完美？

在笔者看来，其中关于秦孝公临死托位这个事情，就不太可能发生。

总而言之，《战国策》中的商鞅，大概是一个完美无瑕的人物，他十分符合《大秦帝国》中商鞅的人物形象，志向远大，情操高洁，这样的人物大多都是“君要臣死，臣就去死”的类型，造反是不存在的。

司马迁笔下的商鞅造反之路然而在司马迁的《史记》中的商鞅，完全颠覆了《战国策》中的完美人设。《史记》的商鞅，司马迁对其功绩有肯定褒扬的地方，却对其品性却也十分明确指了出来，即说商鞅是一个刻薄寡恩、极端功利主义者。

其刻薄寡恩，司马迁是这样讲的：

?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

而其极端功利，司马迁是从秦国征魏国这个事情上来讲述的。当时变法十年后，秦国开始强大起来，商鞅建议秦孝公收复西河之地，于是发兵讨魏，商鞅为了达成目的，写信给魏将公子卯，信中说，我作为秦国的将军，其实不忍心攻打魏国，不如我们见个面，会个盟，喝个酒，谈谈条件，和平解决这个事情，也就不用打仗了。公子卯不想打仗，同意了商鞅的建议，于是前去跟商鞅会盟，谁知前脚刚到，就被商鞅的伏兵给拿下，最终导致魏军没有主将，直接被秦军攻破。

从这个记述上讲，商鞅完全是一个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人。而后，《史记》记述的商鞅的结局是，公子虔诬告发商鞅谋反（司马迁没有说到底是诬告，还是掌握了商鞅谋反的证据，），惠文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开始逃亡，先是逃到函谷关关门下，想要投客栈，客人不知道商君是哪位，说根据商君的律法，接待没有验明正身的客人要被连坐，于是商鞅投客栈被拒绝，商鞅感叹了一番，又跑去魏国（不晓得他是怎么通关出的函谷关），魏国怨恨商鞅欺骗公子卯破魏军的故事，没有接纳他，商鞅打算投奔其他过，魏国说，你商鞅是秦国的要犯，今天跑来魏国，不回你秦国去，秦君必定以为是我魏国包庇你而迁怒于魏国，你只能回去。于是，商鞅回了秦国，回到了自己的封地商邑，然后发商邑的军队攻打关东中部的郑县，最后被秦军在黾池打败，同时被杀掉，之后尸体被运回秦国车裂，家族也被惠文王给灭了。

不得不说司马迁是讲故事的高手，商鞅的故事在他的笔下比《战国策》中的记述要精彩得多，但也离奇得多。商鞅被告发谋反，然而看起来是没有任何准备，但在被告发之后一番混了头的操作，东逃西窜，一点也不像是一个深谙权术斗争的政客，而且比较离奇的是，他居然能顺利逃出魏国，而到了魏国魏王居然没有因为公子卯的事情把他给杀了，这显然也不太符合逻辑，之后只身一人的商鞅又神出鬼没地回到了自己的封邑起兵造反，其间发生的种种，也十分不合常理，按照商君之法，商鞅根本不太可能跑那么远还能安全会道商邑，最后还能再被通缉的情况下发动邑兵造反。

是故，笔者在看完《战国策》和《史记》后，沉默了很久，到底商鞅是一个品行高洁、一心为公的政治家，还是一个刻薄寡恩、不择手段的肮脏政客？感觉在这两本书中的商鞅，就跟两个人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