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卢汉：新媒介改变权力结构｜内含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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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麦克卢汉

　　今年是加拿大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的经典作品《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发表55周年。译林出版社特别出版了55周年增订本，并邀请北京大学的胡泳老师撰写了导读。

　　经出版社授权，新闻实验室在此刊发本书节选，并提供10本《理解媒介》55周年增订本作为福利送给新闻实验室的读者。详情请见文末。

　　作者：麦克卢汉
翻译：何道宽

　　直到电报问世以后，信息运动的速度才比信使传递快。在此之前，道路和书面词语是紧密相连的。只有等到电报问世以后， 信息才从石头和莎草纸之类的实物中分离出来，很像货币早些时候从兽皮、金银锭、金属中分离出来，并最终表现为纸币的形式一样。早在它于电力时代被转换成“信息运动”之前，“交通运输” （communication）一词曾广泛与道路、桥梁、海路、江河、运河等结合起来使用。若要问电力时代的性质，我们可以首先研究运输作为传播概念的兴起，尔后再研究这个概念从运输的意义如何向以电力为媒介的信息迁移；也许，这是描绘电力时代性质最恰当的方式。“隐喻”（metaphor）一词由两个希腊语素meta（变化）加pherein（传送）组成，其意义是搬运或运输。我们在本书中所关注的，是一切形式的货物运输和信息传输（transport），它们既是隐喻，也是交换。每一种形式的传输都不只是简单的搬运，而且涉及发讯者、收讯者和讯息的转译和变换。任何媒介的使用或人的延伸都改变着人际依存的模式，正如它改变着我们各种感觉的比率一样。

　　本书有一个自始至终的主题：一切技术都是肉体和神经系统增加力量和速度的延伸。而且，除非力量和速度有所增加，人体新的延伸是不会发生的，发生了也有可能被抛弃。因为任何构造成分的任何组合所引发的力量或速度的增加，本身就是一种破坏力，它必然引起组织的变化。社会群体构成的变化，新社区的形成，都随着信息运动的加速而发生。信息运动又借助纸面的讯息和道路上的运输。如此的速度增加意味着在更远的距离进行更多的控制。从历史上来看，它意味着罗马帝国的形成以及此前希腊化世界中城邦的诞生。在莎草纸和拼音字母的应用刺激人们修筑快速的硬面道路之前，有围墙的城镇和城邦是经久不衰的自然而然的形态。

　　麦克卢汉

　　村庄和城邦，本质上是包含人的一切需求和功能的形式。由于速度的加快以及因此而产生的远距离的、更强大的军事控制，城邦崩溃了。曾经包罗万象和自给自足的城邦，其需求和功能扩展为帝国的专业化活动。速度加快趋于使功能分离，包括使商业的和政治的功能分离；加速度超越任何系统中的某一点时，都会变成破坏力和瓦解力。所以，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着手以大量的篇幅描写“文明的崩溃”时，开宗明义地指出：“最引人注目的瓦解征兆之一，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是……瓦解之中的文明屈从于版图辽阔的、强制推行的政治统一的国家，借以换取暂时的苟安。”瓦解和苟安一样，都是信息运动日益加快的结果，信息运动的加快是靠信使在精良的驿路上传递信息实现的。

　　速度加快造成有些经济学家所谓的中心—边缘结构。如果这一结构范畴太广，以致其生产和控制中心无法驾驭整个结构，有些板块就开始分离出来，构成新的独立的中心—边缘系统。最广为人知的例证是英国在美洲的殖民地的历史。北美十三个殖民地开始形成自己相当完善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时，它们感到有必要自立为中心，并拥有自己的外围地区。此时，原有的中心可能做出更大的努力来加强对边缘的集中控制。英国当时确实是这样做的。海路交通的缓慢，证明纯粹以中心—边缘模式为基础来维持如此庞大的帝国，是力不从心的。陆上强国比海上强国更容易形成一元化的中心—边缘模式。正是海上交通的缓慢促使海上强国以播种的办法去建立许多中心。因此海上强国趋于建立无边缘的中心，陆上帝国偏爱中心—边缘结构。电力的速度在各地形成中心。这个星球上再也不存在边缘地区了。

　　北美十三个殖民地

　　信息运动速度缺乏同质性，就会产生组织模式的多样化。所以，任何传送信息的新媒介，都会改变权力结构，这一点完全可以预见。只要新媒介在各地同时可资利用，就有可能只改变结构而不至于造成崩溃。凡是运动速度差别很大的地方，比如存在空运和公路运输、电话与打字机差别的地方，组织内部都会发生冲突。当代的大城市变成了这类差别的例证。如果速度的同质性是完全一致的，就不会发生反叛，不会出现崩溃。有了印刷品以后，凭借同质性的政治统一，首次有了现实的可能。但是，在古罗马却只有轻便的莎草纸手稿去穿透部落村的模糊性，或减少其非连续性。莎草纸的供应一衰竭，繁忙的道路上就不见车马，正像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汽油限额供应时公路上冷清的情况一样。所以，原有的城邦又再次出现，封建主义就取代了共和政体。显而易见，加速发展的技术手段会消除村庄和城邦的独立性。每当加速发展发生以后，新的中央政权总要采取行动使尽量多的边缘地区同质化。古罗马借拼音字母实现的，与其纸路同步发展的过程，在过去一百年间的俄国出现了。而且，从当前非洲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拼音文字媒介对人的心理的视觉加工需要发展到什么程度，才可能产生可以察觉的同质化的社会组织。这种视觉加工在古代世界中就已经靠许多非文字的技术完成了， 比如在亚述就是这样。然而，拼音文字使人脱离封闭的部落回音室（echo-chamber），并转向线性组织的视觉世界，其转换作用是无与伦比的。

　　新兴的电子技术使今日非洲的情况复杂化。西方人由于自身的加速发展正在经历非西方化的过程，正如非洲人由于我们古老的印刷术和工业技术正在经历非部落化的过程一样。如果我们了解自己古老的和新兴的媒介，我们就可以使这些混乱和分裂程序化和同步化。然而，我们使职能专业化和分化以求加快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又是我们对环境不注意、不觉察的原因，至少在西方世界中一直存在着这种情况。对自己文化的动因和局限的觉悟，似乎威胁着自我的结构，因而总是要加以避免的。尼采说过，理解阻塞行动（understanding stops action），并且，行动的人在回避理解的危险时，对这一事实似乎有一种直觉。

　　谷登堡发明印刷术

　　靠轮子、道路和纸片加速的要害，是在日趋同质和一致的空间中实现力的延伸。所以，直到印刷术赋予道路和轮子的速度大大超过了罗马涡旋（Roman vortex）的速度，罗马技术的潜力才真正得到发挥。然而，电力时代的加速度对偏重文字和线性逻辑的西方人的破坏力，和罗马的纸路对部落村民的破坏力一样大。我们今天的加速度并不是缓慢地从中心向边缘的外向爆炸，而是瞬间发生的内爆，是空间和各种功能的融合。我们专门化的、分割肢解的中心—边缘结构的文明，突然又将其机械化的碎片重新组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且这一重组又是瞬间完成的。这是一个地球村的新世界。正如芒福德在《历史名城》里阐述的那样，村庄实行了人的一切官能在社会和制度两方面的延伸。加速发展和城市聚合，只能促使人的官能分解为更加专门的形态。电力时代不能支持中心—边缘结构的缓慢速度，这种结构是与西方世界过去两千年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今天的加速发展也不是一个价值观念的问题。假使我们了解比较老的媒介，比如道路和书面词语，假使我们对这些媒介对人的影响给予足够的重视，我们本可以减少甚或消除电力媒介对我们生活的影响。一种文化既了解支持它自身结构的技术，又准备维持这样的结构—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呢？如果有，那也是一种价值观念或推论的偏好。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从这样那样的技术的自动操作中衍生出来的价值观念或偏好，是不可能永远维持不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