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踪No.7| “疏远”与“亲近”的选择

　　2018年12月，我们发布了第六期文章，为大家呈现了我们追踪的孩子进入初中后的第一次期中考试情况。在那之后，孩子们经历了第一个期末考、迎来了春运、度过了春节，并开始了第二个学期的初中生活。

　　19年的春节前，我们组织了一次返京同学聚会，见到了很多孩子。大家在聚会时聊学校、“吐槽”老师、说学习、谈朋友，我们听到了很多心声和过去不曾了解的“小秘密”。

　　还有不少同学在这段时间经历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次”。例如，孙俊峰（化名，本文中孩子的名字皆为化名）在老家度过了人生中第一个与父母相隔两地的新年；晴朗来北京和父母一起过年，可爸爸却回了老家陪伴老人。

　　这些都是值得被记录的故事。我将众多零散的信息汇聚在手上，直到找到合适的点将他们串起来，呈现整体的意义。

　　刻意疏远的昔日同伴

　　新学期开始前，李静也转学回老家了。至此，我们自2018年3月开始追踪的43个孩子中，返乡上学的人数已经增加到了26人。

　　李静回老家后，就退出了班级QQ群。她并不是第一个回老家后就退群的孩子。之前陆陆续续已有5、6个孩子回老家后就退群了，但一直没有引起我的注意。

　　上学期，在访谈留在北京读初中的孩子时，我曾经问过他们是否和回老家的好朋友保持联系。他们大部分的回答都是，“老家的学校不让带手机，不怎么联系得上。”这个说法和我从返乡学生处了解到的情况一致，因此，我就没再过多地留意。

　　直到最近一次，我再次访谈留在北京的孩子。王维告诉我，“现在班上的人太少了，想组队打篮球都凑不齐人。大家周末都闷在家里打游戏。”我顺嘴问他，打王者、吃鸡是不是还和以前的同学组队。

　　王维的回答让我吃惊。他说：“不是。回去的那些人我一个都联系不上。我给孙俊峰、李诺在QQ上发过好几次信息，都没回过我。”

　　我好奇地追问：“一次都没回吗？”

　　王维说：“是的，一次都没有。其实放假的时候，我看到他们上线了，还在QQ动态上发了游戏排名截图……所以现在我也不联系他们了。”

　　图/孩子们在好友的QQ动态中能看到的游戏排名

　　返回老家的孩子们真的是主动减少了与“老同学”的联系吗？我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并在之后的学生访谈中，去更多地了解这方面的信息。

　　我发现，留在北京的男生中，和返乡后的好朋友保持联系的一个都没有，而且其中有4个孩子都曾主动发信息给对方，但都未收到回复。在女生中，虽然有三个还和过去的好朋友有联系，但也仅限于节假日时的普通问候。

　　上学期对返乡学生的问卷调查显示，所有返乡的孩子都没有主动地联系过留在北京的同学。但直到这次对“留京组”孩子的访谈，我才知道，即使北京的同学主动联系他们，这些返乡的孩子也鲜少回复。

　　我很好奇为什么会这样，于是询问了两个返乡的孩子。他们告诉我，“因为没什么时间看手机。”

　　我对这个答案是保有疑惑的。因为我也时常通过QQ给返乡的孩子留言，其中大部分都会在不久后回复我。“没有时间”显然并不是他们与老同学断了联系的主要理由。

　　2014年，谭千保、张英、龙莎莎和蒋旺的调查研究显示，将返乡农民工子女与留守农民工子女放在同一维度比较，返乡农民工子女在“同伴信任”、“同伴沟通”方面的得分均显著低于留守农民子女，而“同伴疏远”得分则显著高于后者。

　　所以在我们追踪的这些返乡孩子身上，也出现了“同伴疏远”的心理状况吗？是什么原因，让返乡的孩子们对昔日的同伴生出疏远心理？他们在返乡后顺利地结交了新的朋友吗？他们对新朋友持怎样的态度？这是我们在持续的追踪中需要进一步探究和了解的问题。

　　不愿亲近的老家亲戚

　　这些返乡的孩子们，似乎不仅“疏离”了昔日的同伴，他们在与老家的爷爷奶奶、亲人、甚至是和父母相处时，态度也是耐人寻味的。

　　返乡上学的第一个学期，晴朗在妈妈的安排下，上学日期间借宿在老师家，周六日则去大姨家住。可持续了不到两个月，晴朗就在电话里跟留在北京卖菜的妈妈说她不想去大姨家住了。晴朗的理由是“嫌麻烦”。

　　妈妈于是给晴朗借宿的老师打电话。可老师认为放假时其他孩子都回家了，还要单独给晴朗一人做饭太麻烦，因此不愿意在周末时也让晴朗留下。最后妈妈加了钱，又百般恳求，老师才答应。

　　周末也可以住在老师家后，晴朗除了去大姨家拿过两回东西，就没再去过亲戚家。周末时，她宁愿一个人在老师家待着，也不去离学校三公里不到的大姨或者舅舅家。

　　图/晴朗春节回北京过年

　　晴朗的小学同学孙俊峰在回老家后也是住校，周末和假期则去找在县城工作的哥哥一起住。可上学期末，他哥哥工作地点换到市里了。于是孙俊峰只能在每次放假时，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独自回到镇上的家。镇上的房子是孙俊锋爸爸几年前买下的，可家里的叔伯等亲戚都住在离镇上几公里的乡下。

　　孙俊峰的爷爷奶奶已经去世，至于家里的叔伯，孙俊峰从小到大都没见过几次。爸爸偶尔在电话里让孙俊峰周末时去村子里的叔叔家吃饭，可他还是宁愿自己用电磁炉将西红柿炒鸡蛋做糊锅。

　　哥哥去市里工作后，孙俊峰只见过他一次。那还是在春节时，爸爸妈妈没从北京回老家，因为哥哥不去北京过年，孙俊峰又丢了身份证买不了去北京的火车票，只好留在老家与哥哥一起过年。

　　图/孙俊峰发信息告诉我们不能来北京过年了

　　过完年至今，哥哥一共给孙俊峰打过3个电话，但一次也没来看过他。孙俊峰自己也从来不主动给哥哥打电话。他说：“打电话没什么事儿，不知道说什么。”孙俊峰与哥哥相差12岁。他出生时，哥哥已经回老家读初中了。他们之间相处的时间极少。

　　黄晶则是我们追踪的返乡孩子中，在老家和北京之间往来最频繁的一个。十一、元旦、春节、包括这次五一，每个假期她都是来北京过的。即使没人能接送她，她一个人坐整晚的火车硬座也坚持要来北京。

　　在她返乡前，黄晶曾经告诉我她不太喜欢老家的爷爷奶奶，感觉爷爷奶奶对她不怎么好，而且有点儿重男轻女，似乎更偏爱叔叔家的儿子。返乡后，黄晶平时也住校，周末时才回村里的奶奶家。在奶奶家，她说自己很少和爷爷奶奶说话。除了一起吃饭，更多时候她都自己待着，洗衣服等活儿也是自己干。她说自己更像一个寄宿者。

　　对这些在城市里的父母身边出生、成长，却要在12岁时无奈地独自返回“老家”的孩子们来说，“老家”似乎更像“异乡“。从父母那里听说的老家亲戚们，与自己似乎没什么关系，还不如学校的同学或老师感觉更熟悉。

　　陌生的亲人和陌生的“家”似乎还不如需要缴费的宿舍自在。返乡快一年了，可他们似乎仍然难以与家乡的亲戚们共处，也难以融进乡村生活。父辈一代顺应的传统宗亲关系，在这些孩子身上并未得到延续。随着返乡时间的增长，他们对远在北京的父母情感上反而更加依赖、更加渴求了。

　　“留守”经历带来的不同？

　　与从小在北京长大的返乡孩子不同，我们在追踪中发现，曾经有过留守经历的孩子，他们在返乡后与老家亲人的相处则更“顺畅”一些。

　　我们最近一次的调查问卷结果显示，从小在北京长大的11个返乡孩子，平均每周和父母通话或视频3次以上，且每次时长都在30分钟以上。而在有过留守经历，小学后才被接到北京并再次返乡的10名孩子中，只有超过5人每周通话一次，而且每次的平均时长也只在10分钟左右。相比起上述那些只愿意和北京的父母交流的同伴，他们似乎更能和老家的亲戚们相处、交流。

　　李俊小学五年级才从到北京上学。在去年暑假再次返乡前，他语父母待在一起的时间其实只有一年多。相比北京，他说自己更喜欢和奶奶一起生活在农村，“老家更方便一些，而且奶奶年纪大了又一个人住，我留在老家还可以照顾她。”

　　8岁才到北京的路军，和叔伯家的孩子们关系也不错。平时住校的他，周末时会被叔伯、舅舅轮流接到家里去住。路军并不排斥这种看似“飘零”的安排。

　　李从乐8岁之前一直在老家与奶奶一起生活。后来妈妈把他和奶奶都接到了北京。去年暑假回老家上学，是奶奶和李从乐一起回去的。他觉得奶奶和他一起回去很好，因为在北京也是奶奶更多地照顾他。而且妈妈不在身边，没人紧盯他的学习，他觉得压力更小一些。

　　王书玲则是7岁来北京与父母和哥哥一起生活的。她说自己直到再次离开北京时，还无法习惯卖菜的父母要每天早起，自己周六日在家也不能说话以免打扰了卖菜回来休息的父母。回老家后，她觉得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很适应、很好。

　　更特别的是殷雨欣，她9岁前一直和爷爷奶奶生活在农村，爸爸妈妈则带着更小的弟弟、妹妹生活在北京。她总说父母偏心。即使现在她跟着父母在北京生活了4年，她和妈妈的关系也不如和奶奶的好。只要放假稍长一点，即使其他家人都不回老家，她也要一个人回农村去看爷爷奶奶。

　　这些有过留守经历的孩子，他们依赖父母的程度明显低于出生和成长在北京的同伴们。他们似乎更能快速的适应老家生活，与老家的亲人在相处上也显得更“亲近”。

　　变化的前因与后果

　　除了这学期刚转学的李静，我们的追踪发现，返乡的孩子们已经普遍从“听不太懂的家乡话”、“吃不惯食堂饭菜”、“受不了不能带手机”、“不习惯早上五点起床”，逐渐向“家乡话说得溜”，“食堂一天吃4顿”、“不用手机也觉得可以”、“早上听到打铃声就能快速爬起来”的状态转变。在适应学校生活方面，他们普遍都在变好。

　　我们不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孩子是否能在与亲人相处等生活方面的适应上也越来越好。在追踪进行的过程中，我们时常发现孩子的一些变化。但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能完全了解和清楚造成这些变化的原因是什么，这些变化会带来何种影响。例如上述那些疏远了昔日同伴、却难以从老家的亲人处获取亲密关系支持的孩子，那些在幼年时缺失了父母陪伴、如今似乎爽快地放弃了依赖父母的孩子，他们的行为选择是源于怎样的情绪，又会有怎样的发展？

　　我们需要时间去进一步地看清楚。在这段追踪的过程中，我们难免会忽略很多重要的信息，也因为自己的能力限制，难以梳理清楚种种细节之间的关系。欢迎对追踪项目感兴趣的朋友为我们提供建议。无论是提供不同的视角，还是分享你自己的流动或留守经验，我们都无比地欢迎。

　　下一期的文章，我们将与大家分享，我们所发现的孩子们与外界社交的强烈渴求。而且这个需求似乎与他们依赖父母的程度，与亲人相处的顺畅与否都无关。篇幅很大，请关注我们的更新。

　　参考文献：

　　[1]谭千保,张英,龙莎莎,蒋旺.返乡农民工子女同伴依恋和学校适应行为研究——基于2625份调查问卷[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5(01):38-42.

　　[2]李雪萍,刘腾龙.乡土文化资本与返乡农民工子女乡土适应研究——以湖北省Y乡镇中学为个案[J].中国青年研究,2018(10):58-65.

　　[3]孟庆东. 青少年依恋、社会支持与其网恋的关系[A]. 中国心理学会.第十一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论文摘要集[C].中国心理学会:中国心理学会,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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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新公民计划”自2018年3月起，通过实地的观察、访谈和问卷，追踪记录着北京一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43名六年级毕业班学生在十二岁这一年发生的故事。

　　我们以文字和影像为载体，持续更新和发布追踪记录的内容。我们的工作已经得到了学生家庭的同意和支持。故事中所有的地名、人名都经过化名处理。

　　希望你与我们一起关注他们。因为这43名十二岁的孩子，只是中国超过1亿受流动影响、成为了城市边缘儿童的孩子们的一个切面。他们个体承受的苦难，是时代的苦难，是社会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