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华海洋文明，对世界文明的积极影响

海洋作为人们生产和生活的依靠很早就与人类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但在造船和航海能力上“突破大海隔离和束缚”“有走向海洋的进取意识，同时获得与外部族群接触联系和文化交流的机遇”,则是最近几千年才具备的能力。这也是人类海洋文明的开端。

它在发展中不断充实和丰富着自己的内涵，从区域走向全球，从全球走向立体。中华祖先在石器文化时代就开始在大河流域(长江和黄河流域)、渤海、黄海以及东南沿海区域进行生产和生活，他们种植水稻、谷物，泛海捕鱼，陆地和沿海居民相互间进行着必要的交换，为中华多元文明的开创营造了一个巨大的空间。

中华海洋文明就起源于这种滨海与岛屿先民的渔捞生活，这些濒海聚落在进入文明时代后逐步发展为港口(或者是海洋族群建立的早期国家的国都),“他们通过大海沟通环中国海不同区域的联系，并将文明传播到西、南太平洋的岛屿。

据文字记载推断，中华先民在春秋战国之前已经与海外世界有了接触。如，“大九州说”。《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邹衍认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耳。中国名日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益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州。如此九者，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文献描述了一个被海洋环绕的世界有如中国这样的州还有很多。

九州说反映了中华先民以中国为中心观察世界的一种朴素的海洋观。《竹书纪年》中有夏帝王芒命九夷，东狩于海，获大鱼”也就是说，4000多年前中国已经有了辽阔的海疆、狩海经营的海洋意识。《诗经·商颂》载：“肇于彼四海，四海来假，来假祈祈”,反映了从海上来商朝交往和朝拜的盛况。20世纪20年代，殷墟出土了大量海贝、鲸鱼骨、龟甲，说明中原地区与沿海很早就有贸易往来，中华民族的疆界达到了东南沿海。

周代时期已经可以制造战船，进行海上作战，如《诗经大雅》载：“畀彼泾舟，蒸徒楫之，文王于迈，六师及之。”而这一海上作战实力也使周朝对周边区域产生了影响，《诗经周颂》记日：“周邦所詹，奄有龟蒙，遂被到荒，至于海邦，淮夷同来。”东南沿海地区以及长江下游地区均成为周的番属。这些记载充分说明，早在公元前1000多年，中国已经开启了海洋文明之旅。

在这之后的两千多年间，中国率先建立了封建制度，铁农具广泛使用，农耕和栽培技术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象形文字和文化礼仪精深成熟，“辐辏四夷”,中国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均有了质的飞跃，中国的海船开始了有目的的探索。这一过程中，中国发现了日本、南洋诸国、西亚国家、非洲国家以及欧洲国家，不仅扩大了对异域世界的了解，也获得了一些国家的臣服和朝贡。这一时期，“中华海洋文明是东亚海洋文明系统中的中心系统”。

由于古代中国先民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各方面的早熟与发展，尤其是科技上的优文化各方面的早熟与发展，尤其是科技上的优势，造成16世纪之前中国与世界海洋文明的互动总体表现出向外播散的，甚至是单向型(如对东亚国家)的态势。这也使得中国成为东亚文明的中心和国际舞台的主角。

这期间，汉唐开创、宋元时期达到高峰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有力地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对沿线国家经济文化的繁荣产生了巨大作用。优秀的外来文化亦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对丰富和滋养、延续和传承本土文化起了重要的作用，使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古文明绵延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