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法律规定，百姓如遇冤屈只能在当地政府进行控诉，一般情况下由当地的州县官受理。但是官员贪赃枉法、官官相护是常态，所以很多案件并不能得到公正公平的审理，为此就出现了百姓“上访”。那么，明清时期对于上访有什么具体规定？上访者会不会受到地方官的打击报复呢？
明清时期，叩阍、拦舆、和挝鼓是直达御前的三种上访方式。叩阍即直接向最高当局请愿投诉，这种方式早在东汉时期就有，但总体来看，这种情况历史上出现的并不多，明清以后逐渐被废止，非主流的上访渠道。
拦舆就是俗话说的告御状，唐宋时期规定，凡趁皇帝出巡是在路旁拦驾申诉的，主管官员必须立即受理，但如果控诉不实则要受到严厉处罚；假如投诉人在拦驾时闯入仪仗的，即便所述属实，也要杖六十。明清时的限制拦舆法令要严格得多，原则上不许拦驾申诉，即便拦驾也要远远跪在仪仗之外，如冲入仪仗妄行奏诉，照冲突仪仗律拟罪，若申诉不实，杖一百。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皇帝第五次南巡到杭州时，有个叫汪进修的人栏驾申诉，他没有冲突仪仗，只是跪在道路旁投状。经查，汪进修所诉俱属实情，但有关部门仍旧照冲突仪仗律给他拟罪，杖一百，送近边充军。因乾隆批示“于情法殊未允协”，才放过他一马。由此可见，清代时拦舆上访这通道已经基本被关闭了。
挝鼓就是槌击登闻鼓。登闻鼓汉代时就有，悬挂在宫门口的公车署上，民众遇有冤情便可槌击登闻鼓，鼓声直传大内，谁都瞒不住、拦不下，人民的申诉便可上达天听了。
按明代制度，民众赴京上诉或陈告，程序是先将诉状投到通政司然后送都察院申理。若是都察院不予理断，可以在午门击登闻鼓。登闻鼓最初时令监察御史一人监知，为杜绝营私舞弊，后来又改为六科各派给事中轮流值班，然后具题本上奏皇帝，同时拟出意见供皇帝裁决。
清代的登闻鼓最先也是都察院管理，鼓就设在都察院门口，每日御史一人轮流值班，后来登闻鼓被移至长安右门外，专门设置了一个登闻鼓厅，改由满汉科道轮流监值。到康熙六十年，登闻鼓厅又归通政使司管理。不过，对于击打登闻鼓上诉者，也有种种的限制，若有故意增减、有所隐瞒的，依欺诈不实论罪，处徒刑二年；若有自毁自残行为，即便所诉属实，也要杖五十。
清代还规定，一般的刑事案件不可击登闻鼓，登闻鼓厅刊有明文，限定“必关系军国重务，大贪大恶，奇冤异惨，方许击鼓”。至于其他的民事、刑事案件该上哪上哪。由此可见，明清时期要想上达天听绝非易事，上诉的同时也会有不小的风险。
此外，地方民众上诉朝廷也会遭到地方官员的打击报复。明代时这种情况尚好，明太祖朱元璋曾明令规定，严惩那些对上诉者打击报复的地方官吏。他在鼓励地方民众赴京陈告的同时，颁布了防范和惩治截访的相关制度：凡司、府、州、县赴京面奏事务者，沿途关津把隘之处必须立即放行，不得阻拦，阻拦者按截留机密文件治罪。如遇地方官吏害民，当以枭首论处。
清代时地方官最聪明，多以其他罪名先把上访者关起来。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清代法律在认可人民拥有上访、上诉权利的同时，又不许刁民“假地方公事聚众联谋、约会抗粮、聚钱构讼”，并为此制定了很多罪名和刑罚，简直就像是为阻挠赴京陈告者量身定做的，结果这些罪名都成了地方官截访的杀手锏。因此，很多上访者还没走出州县，便被当成是聚众联谋的“刁民”了。
对于那些成功上访的民众，地方官府给予打击也是家常便饭，他们罗织罪名将上访者关进大狱，对其家属百般刁难，或倍加勒索或苛收杂税。很多地方官还蓄养打手，专门殴打控诉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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