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酷吏和极端排外的保守派毓贤。毓贤是国子监捐监生(花钱捐的国子监生员),后花钱捐了个同知府,光绪五年(1879年),又由选用同知捐纳知府派分山东。光绪十五年(1889年),毓贤被清廷委任署理曹州知府,期间,他不分良莠,残酷镇压百姓的反抗斗争,竟颇得上司赏识。
毓贤在曹州任知府虽只有4年,却得了个“屠户”的外号,期间他大举逮捕民众,并滥用酷刑、大批屠杀等恐怖手段治理地方。为了镇压民众,他发明了很多酷刑手段,常采用“打杖条、打板子、轧杠子、跑铁链子、跪铁蒺藜、站铁鏊、气蛤蟆(令受刑者仰卧,用杠子砸肚子)”等酷刑折磨民众。最令人发指的是,毓贤还发明了“站木笼”。“站木笼”就是把人吊在内壁钉满铁钉的大木笼内,并在人的脚下垫上几块砖,似踏非踏。受刑的人在笼内只要稍微动弹,身体便会被刺得鲜血淋漓,当人的脚踩踏到砖块时,就马上抽下一块,直到把人折磨死为止。
1899年,毓贤先后升任山东布政使、湖南布政使、江宁将军等职,同年还成为山东巡抚。毓贤在山东为官期间,先期仍旧是血腥镇压反抗的人民,曾8次下令不准民间私立大刀会、红拳会,不准设场习拳,并在8月杀害了活动于济宁、汶口、巨野等地的义和团首领陈兆举等。
毓贤在山东担任了20余年的地方官,这使他非常熟悉山东的情况,后期他逐渐发现尽管他对义和团残酷镇压,却并未压制住义和团势力的发展,同时他越来越发现外国教会势力比义和拳对清朝统治的威胁更严重。所以,他开始改变策略,首先称义和拳为义和团,并改“剿”为“抚”。他曾上书清廷“东省民风素强,民俗尤厚。际此时艰日亟,当以团结民心为要图”,还提出了“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民可用,团应抚”等主张。开始任由朱红灯、本明和尚(后改名心诚和尚)等义和拳领袖,在平原、高唐、茌平一带设场授徒,攻击教堂,打击教士。
在担任山东巡抚时,平原县发生了教民欺压拳民事件,由于知县蒋楷袒护教民,捉拿了拳民,引发冲突群殴事件。毓贤闻讯后,一面派兵弹压,一面将蒋楷等人撤职查办,并派济南知府卢昌诒“亲往抚绥”平原的义和拳。他还通令山东各地义和拳、大刀会等一律改称“民团”,并允许朱红灯所部义和拳建旗帜,皆署毓字。自此,山东义和拳声势愈张。毓贤对义和团的态度,引发洋人不满,他们开始对清廷施加压力,美国驻华公使康格逼迫清政府撤换毓贤。于是清政府很快撤下毓贤,改派圆滑的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毓贤在离职前两天,下令在济南杀害了被其诱捕的山东义和团首领朱红灯和本明和尚。
毓贤回京后,开始向当权的保守派端王载漪、庄王载勋、大学士刚毅等力荐拳民可用,并获准面见慈禧太后,由此又被起用为山西巡抚。得到了中央当权派的支持,毓贤在山西对洋人更加排斥,他唆使义和团焚烧教堂及屠杀教民,同时对拳民首领待若上宾。最刺激西洋各国的是,毓贤曾对境内外国传教士谎称保护兵力不足,请各县的传教士来省城太原一并保护。1900年7月9日,毓贤命人于巡抚衙门西辕门前,将这46名集中起来的传教士尽数杀害,其中包括12名天主教方济各会的意大利籍主教、修士和修女,34名英国浸信会传教士,还包括11名幼童。后来,毓贤亲手杀死天主教山西北境教区正主教艾士杰。在其主政山西的短短数月间,共杀传教士191人、中国教民及其家属子女1万多人,焚毁教堂、医院225所,烧拆房屋两万余间,是当时各省中死人最多的一个省。八国联军进京后,清廷单为山西付出的抚恤金和丧葬费等赔款就达四百余万两白银。
八国联军进京后,毓贤的行为被迫终止,成为洋人首要惩处的“罪魁”之一,他先被慈禧革职充军发配到新疆。在开往新疆的路上,毓贤身体生病,几乎不能行走。后来,慈禧在洋人的压力下,又下令处死毓贤。当处死毓贤的谕令到达时,他已人事不省,浑浑噩噩,早已失去了在任时的暴虐状态。在行刑前一天,他已经病危,所以在刑场上很轻松就取了他的性命。据说,毓贤为官虽以残暴闻名,却不贪污,其死后山西还有人为其建祠堂供奉,但很快就被清政府勒令拆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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