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博物馆镇馆之宝“太保鼎”，唯一一件国内馆藏的梁山七器

太保鼎，西周初期青铜礼器。方形，二直耳，耳上各有两个立虎，器身上有棱脊与纹饰，腹内有“太保铸”三字。该鼎已被列为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之一。

经考证，它们都是商周遗物，因出土于梁山，后来就被称为“梁山七器”。方鼎是七器中最大的一件，它通高50.7厘米，口径23×36厘米，重26千克。长方形鼎腹，鼎口双直耳上附雕双虎，鼎腹部的四面分别饰有垂叶纹和饕餮纹，四角饰扉棱。器型庄重威严，纹饰繁缛华丽，气度不凡。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鼎的柱足上装饰的扉棱和柱足中部装饰的圆盘，这在商周青铜器中是独一无二的，非常奇异，堪称国之瑰宝。据史料记载，商周王室贵族的祭祀、宴飨、丧葬等活动都遵从列鼎制度，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地位不同的人不能僭越。从方鼎的形制判断，它可能是一组列鼎中的一件，在鼎腹内壁上清晰地铸有“大保铸”三字铭文。这“大保”二字其实应该为“太保”，在金文中“大”和“太”字形一样。因此，从铭文可以认定，铸主就是周初的“三公”之一的太保。此方鼎就被定名“太保鼎”，另几件分别定名太保簋、太保、小臣犀尊、太保鸟卣等。

太保鸟卣，通高23.5厘米，长冠鸟式。器上铭文“太保铸”三字，与太保鼎完全相同。
太保是周朝一种官职的称谓，既是周王的辅弼重臣，又是最高的执政官，地位非常显赫，与同是辅佐周王的太师、太傅并称为“三公”。据《尚书》记载“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左右”，意指出周成王时召公为太保，周公是太师。可见，大鼎铭文中的太保指的就是召公姬。
召公姬与周公姬旦，都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他们都在武王伐纣时立下显赫战功。武王灭商分封功臣时，姬旦因封地在周(今陕西岐山北)被称为周公；姬封地在燕，为第·代燕侯召公。他们都是周朝初期分封的诸侯国的开国君主，但由于一直在朝中担任重要职务，并没有到自己的封地去，而是由他们的儿子治理侯国国务。周武王灭商次年即去世，其子成王年幼，就由周公旦摄政当国，和召公等共同主持朝政，无论是平定管叔、蔡叔与武庚等人的叛乱还是处理国内外大事，都由他们行使权力，并以长辈身份监护成王。

陕西岐山周公庙之“甘棠”亭，纪念召公姬奭。
召公辅佐成王时，提倡勤俭为民，常到社会底层去视察民情，还劝慰百姓好好种地，为国家贡献粮食。《诗经？甘棠》中有句“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说的就是他曾在一棵甘棠树下办公，召公死后人们舍不得砍伐这棵树，可见他深受百姓爱戴。

随着太保鼎身世被层层揭开，一时间，学者们纷纷研究著录，收藏家们争相追逐，成为清末民国初年金石学界的一件大事。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太保鼎曾先后被山东济宁钟氏、南海李宗岱、日照丁跋臣等大家收藏。可是，就在频繁易主的过程中，它却在人们的视线中突然消失。由此，也引来当时一位大人物的关注，此人就是先后在清朝和北洋政府担任要职，1914年任中华民国政府国务卿，1918至1922年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清未徐世昌曾任内阁军谘大臣，并加太保衔。也许正是出于同是官居太保这样的特别情结，他对铸有“太保”铭文的大鼎的去向更为关注。

1917年的一天，时任国务卿的徐世昌家里突然来了位特殊的客人，两人交谈片刻后，一同匆匆出了家门，来到一所老宅前停下脚步，敲开门，随同主人一起走进屋里。只见古旧的房间里竟然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古董，令人目不暇接。徐世昌一眼就从众多藏品中认出太保鼎，几经辗转的大鼎依然保存完好。他仔细端详着鼎内“太保铸”铭文，高兴地连连称赞，当即和鼎的主人谈好价格，并付了定金。
徐世昌(1854-1939)，清季翰林，曾为未代皇帝溥仪的“帝师”。担任过中华民国大总统。多次拒绝日本人的劝诱，不供伪职。
原来，这位买主在得到太保鼎后，由于当时战乱不断，便想转手售出，却又不敢走漏风声，更不敢轻易露面。于是就找到金石收藏大家、时任清史馆总编纂的柯劭，托他联系买主。那位出现在徐府中的特殊客人，正是徐世昌的好友柯劭。
徐世昌得到太保鼎非常高兴，将它与以前收藏的西周太师鼎、小克鼎、克钟等一并珍藏在自己的“斋”中。惊喜之余，还特意作《得鼎歌》首，畅述得鼎过程，颂赞鼎之美好，将它与世人皆知的毛公鼎、虢季子白盘相媲美，表达自己的珍爱之情。后来他当上大总统，仍不时抽空对太保鼎的来龙去脉进行认真考证。在其后连续不断的时代变革中，徐世昌和他的后人对这些珍贵文物都一直精心保护。当年出土的“梁山七器”，如今早已天各一方：太保簋现藏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小臣犀尊被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太保鸟卣现藏日本白鹤美术馆，其他几件也多零落于世界各地。所幸的是，只有徐世昌收藏的这件太保鼎没有流失海外，它经徐家代代相传，一直传到了他的孙媳妇张秉慧手中，直到新中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