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子之弄鸟尊》确实是春秋时制作于山西，那它显然属于“晋式者铜器”，所有者非晋国贵族莫属，且至少是卿一级。这就为中国学者从翔尽的史料中对证追查提供了宝贵的切入点。晋始于周公推行的分封制，成王之弟姬虞被封于夏虚(夏旧都所在地)，国初称唐，到其子时因境内有晋水而改号为晋，并在春秋年间逐漸成长为诸侯中的一流强国。随着礼崩乐坏，晋侯甚至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晋国内部的卿、大夫、士等各级贵族也开始与侯争权。后来晋国大权逐渐转移到六卿手中，公元前5世纪随着智、赵、韩、魏四家合谋击灭范氏和中行氏，又改称四卿，轮流执政。《子之弄鸟尊》的主人必为此四卿之一。
学者们进一步注意到，1938年出土于河南辉县，后分藏于弗里尔美术馆和美国明尼阿波利斯的一对春秋铜鉴上的铭文——“智君子之弄鉴”与“子之弄鸟”在笔法、工艺等方面几乎完全一致，著名古文字学家唐兰先生就认为其出自同工匠之手。这位智君就是在赵简子鞅后执政晋国的智伯，他横行一时，最终为韩赵、魏联手击败，并瓜分其宗庙重器。有学者指出，出土于河南辉县的一对《智君子鉴》可能当时归魏，因为辉县琉璃阁已经发掘出魏国王室墓葬。而出土于太原的《子之弄鸟尊》则归赵简子鞅之子—赵襄子所有，并应该是随葬于其墓中。当然，这种结合历史和铭文的考证还缺乏考古证据。
终于，20世纪80年代末太原南郊金胜村一带由于施工发现了大片未遭盗掘的东周贵族墓地，其中一座形制大小在山西居冠的大型墓引起众多考古、历史界学者关注。通过墓葬积石积炭、随葬品数量质量以及带有车马坑等特征，学者们认为墓主当数卿一级贵族。太原所在晋南又是东周时期主要诸侯国晋的腹地，这一贵族只能是晋卿赵氏，而当时以晋阳为都的只有赵简子和赵襄子。只是赵襄子墓中应该有瓜分的智伯铜器，所以学者姑谢在1992年发表的《太原金胜村251号墓墓主及年代》一文中推断，既然太原金胜村251号墓不曾被盗，其中又不见带有“智君”字样的铜器，那就显然是赵简子之墓。而赵襄子墓已被盗掘一空。
251号墓的考古还帮助解开了《子之弄鸟尊》尾部支撑缺损之谜。墓中出土的件保存完好的鸟尊，与《子之弄鸟尊》不分高下，特别是其尾部后方的支撑物为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根据最早发端于犯罪学研究领域后被艺术学领域广泛采用的“物件同一认定方法”，251号墓出土的鸟尊在形制、水平等方面与《子之弄鸟尊》有着高度一致性，尽管不属“特定同一”，但符合“种类同一”的条件。因此，251号慕鸟尊尾部后方用一只虎的前半身支撑，那么《子之弄鸟尊》尾部下方的缺攒部分原状也应如此，至少是类似。至此，关于《子之弄鸟尊》的种种疑惑基本都已解开。
最后顺带提一句，智伯死后，其家臣豫让为其报仇，临行前唱出了那句千古传诵的：“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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