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的敌人到底是谁？ | 刘三解

这是一篇以问答为底本的文章，您可以耐心地向下看。

问题如下：

如何评价商鞅的驭民五术？
看了商君书后，突然感到商鞅太可怕了，尤其是那驭民五术：愚民，弱民，疲民，辱民，贫民。如果不行再杀之。

回答如下：

《商君书》里对于“治民”理论的表述，是一种总结，而不是一种发明。

商朝的情况，限于甲骨文的记载局限，我们很难确知，存世的多为周以后的制度和政治信息，以及一鳞半爪的社会记录。

根据这些记录，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周朝奠基时所采取的“国野制度”，本质上极其类似于清代的八旗治天下，即以“小族临大邦”，以文明边缘的野蛮政治、军事联合体征服先进的文明。

所谓的“分封制”实际上只是这个制度体系的一个侧面，即对于东方新征服地区要点的军事殖民，进行分封，这种分封，某种意义上讲，类似于八旗的驻防。

而在周的王畿之内，王廷内部有卿大夫治理，也有天子的近臣，参与所谓的国政；在王廷之外，则实际上采取的仍是“大夫”治民，类似于日后的官僚制，只是这个“大夫”多半是世袭的，比如被周王封为西陲大夫的秦国始祖。

这就是“廷臣—大夫”体制，一种兼具贵族社会特质与官僚组织特征的制度，在中世纪中、晚期的西欧，一样常见。

在王畿之内，“民”的概念，主要是“国人”，也就是周本族政治、军事共同体所辖的“属民”，但是这部分“民”需要承担贵族管理者派出的“军役”；在王畿之外，跟随分封诸侯到新“国”，也就是诸侯都城的，除了诸侯亲族之外，也是“国人”。

而这一切，其实是周王朝“国族”的组织体系，在这个体系之外，是承担实物、劳役的“野人”，也就是被征服者的后裔们，他们没有承担“军役”的资格，自然也就没有参与政治的资格。

而能够参与政治的“国人”，严格来说，也并非古希腊、古罗马意义上的“自由民”、“公民”，而是附属于王族各个分支的“属民”，就如“旗人”群体在清朝的地位，既是八旗的“基石”，又是皇族的“奴才”（又不同于奴隶，奴隶另有其人，这个奴才只是一种身份依附关系的表征）。

商鞅变法的本质，只是在春秋、战国，周制瓦解的过程中，拣选出他认为最具备组织效率的一部分，进行制度的继承和重组，而这种继承，甚至不是他创造出来的，是三晋这个先发的“军国”进行卿大夫专政的数百年间积累下来的制度性经验。

那么，这一系列经验不变的核心是什么？

答案是“镇压型政权”。

当战国诸侯，在不断的灭国战争中，走出了以“都、邑”为核心的“国野制度”之后，伴随着疆域内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人口、社会关系复杂度扩张，旧的国家组织形式自然就面临着挑战。

“家天下”的诸侯国们，如何在统治区域囊括多条河流干流沿线的“城邑群”的情况下，保证“统一”，而非“分裂”，就是非常重要、非常棘手的课题。

更严重的问题是，作为一个“镇压型”的政权，在“国野之别”瓦解之后，面对人口数量占据绝对压倒性优势的“百姓”、“黔首”，王室这个国家的“所有者”，已经与治下的所有人，都走向了对立面。

王室为了维持自己的存在，就不得不寻找“新的奴才”或者说“新的属民”，即“食禄”的“职业官吏”，成为“国人”的替代者。

本质上，中国古代“吏治国家”建立的基础，就是“职业官吏”一步步代替“国人”，成为王室的“属民”，也是真正的“帮手”。

反倒是很多人津津乐道的“贵族”，在春秋、战国到秦、汉时代，一步步衰微，究其根本，即在于“贵族”的存在，只是托庇于王权，服务于王权，而非依赖于王权，属于“同盟者”的角色。

“贵族”是社会成员“自组织”的一个“经典形态”，其最大的倚仗，就是“血缘群落”的长期持续，而非王权的“赐予”，换句话说，商周秦汉，帝力与我何加焉？

“血缘群落”恰恰由家庭到家族，由家族到氏族，成为一个个组织堡垒，对抗“国家所有者”对于国家资源的“无限制摄取”，而商鞅的“驭民五术”，无非是告诉君主，如何依托“新的属民”——官吏，最快速、有效、残酷地粉碎这些堡垒，再以小家庭的形态，完成全国人口的资源化，即“编户齐民”，让国家随心所欲地进行调用，而不必担心受到有组织的反抗。

所以，我们看到“愚民，弱民，疲民，辱民，贫民”的基础思维方式，即利用人类的原始欲望对社会成员“自组织”进行瓦解，归根结底，就两条：

以利诱之，以力服之。

用利益诱惑人，用力量恐吓人，从而完成对人口个体的调动和改造，也就从根儿上刨了“血缘群落”的基础，让个体没有凭借，也没有能力与“国家”（王室与其官吏爪牙）进行对抗，甚至讨价还价。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进程，不是创造出来的，只是对周、春秋、战国一系列组织手段尝试的最终总结，也可以称为“集大成者”。

当然，哪怕同在战国时代，关东六国也有其他类型的尝试，比如与商品经济结合的（齐），与世袭贵族制度结合的（楚），等等，但是秦国的社会、经济最落后，区域市场没能走向“国际化”，商业城邦未形成，因为“七世内乱”，封君制度也不兴旺，自然也最容易实现基于“大农村”的社会“原子化”。

正是在秦献公时代墨家入秦，填补了“基层技术官吏”空缺的背景下，商鞅得以完成对官僚系统上层与贵族世袭制度的“接口”建设，将包括“国人”、“野人”的全部社会都吃下肚子，形成与军功贵族、职业官吏共治的新“镇压型政权”。

当内史地区的“邦”的编户齐民统治“模板”制作完成，新晋的秦王们，又用“郡”来对“邦”（也就是国都王畿统县编户齐民，秦始皇统一前的郡，实质上就是对内史、邦尉统领“王畿”的复制）进行复制。

在帝国的微观层面，商鞅让国家机器的最末梢镇压者，那些经过精选、拥有“中卒”（战时核心，精锐士兵，材官、轻车）身份的“亭长”、“亭卒”们，以“十里一亭”的规矩，被安插在帝国的各个角落，常备“五兵”，警惕地观察着身边的“一切可能的反抗者”。

而在这些“可能的反抗者们”早已因商君“编户齐民”的“分而治之”，而成为一个个“最小的社会组织”，比如“夫妻小家庭”，毕竟，在一个“禁三人聚饮”的国度里，形成比小家庭更大的社会关系组织，成本实在难以估量。

而“镇压反抗者”的人们，并不是这个防备链的最底端，他们虽然拥有武装，却仍只是“个位数”的“组织”，在他们的头上，有各个县署、尉署中，享受真正秩禄的“秦吏”，他们一样可以随时打开武库，面对比他们更“低级别”的组织反抗，幸运的是，他们的数量级，终于“过百”了。

更大的“数量级”，在郡府和尉府，拥有兴发屯卒权力和官印的长吏们，可以依托更大的武库和更大的权限，动员数以千计的“吏”和“卒”，随时成为一支镇压属县叛乱的大军，当然，秦王亲自派出的监御史，会对这些权限涉及的一切文书进行监督，以保证这支大军的矛头不会指向咸阳。

不过，哪怕如此，拥有整个内史辖地“中卒”和各郡轮番入卫“卫卒”的大秦心脏咸阳城，根本不会惧怕，整个帝国随时可以派出以“万”为单位武装的地方，只此一家，别无分号。

而高居宫廷之上的秦王身边，则拥有整个帝国最优秀的贵族子弟作为侍从，为他牵马、赶车，甚至端尿盆，只为了让他在“合适的时候”，知道他们的名字，成为统领上述一系列组织之一的官吏，而他们的血统和财富，也让他们天然就拥有这样的“权力”。

至此，“同盟者”终于成为了“奴才”的一份子，整个帝国，唯王独尊。

而“愚民，弱民，疲民，辱民，贫民”只是完成上述步骤的手段，而且是必须手段，毕竟要完成“反人性”的目标，这些技术性的“利用人性弱点”的手腕儿，就属于必备的条件。

但是，当“民”完整地享受和适应了以上的“五术”之后，连“人性”都将不再完整，也就彻底的工具化、物化，所以，有后人评价商鞅是“以手抟沙”，非常精当，“合格的秦民”就是一粒粒沙子，而秦王就是那只攥住沙子的手。

当沙子太多，手掌攥不住时，或者握得太紧、太松，想要换个省力的姿势时，沙子堆成的城堡、帝国，都会自己碎裂，散落一地，这也恰是秦制帝国轮替的宿命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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