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初年分封的时候，楚国只分到了“子男之田五十里”，是一个不起眼的南蛮小邦。但是经过历代楚人辟路蓝缕的艰难经营，却最终成长为一个方圆5000里的超级大国。
楚国的崛起是从何时开始的？又是什么支撑了它的崛起呢？
崛起南土
楚国人并没有在周昭王南征之时暗中作祟，这恐怕是事实。但对周昭王掠夺的青铜，楚人一定是垂涎三尺的。
因为四个世纪之后，楚庄王芈侣借口讨伐陆浑戎，耀兵洛水，列阵王畿。在威风凛凛的楚军阵前，他非常自负地对前来犒军的周王孙满说：“你还真别觉得周王室珍藏的大禹九鼎有什么了不起。把我楚军长戟上的钩喙都掰下来，就足够铸成九鼎了！”
在两周时期，青铜的意义和价值大概跟今天的石油有得一拼，那可是天底下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它不但能制作礼器，更能铸造兵器。礼器象征着地位，兵器代表着实力，这一文一武两件宝贝都离不开——铜。
楚庄王之所以能在王孙满面前说话这么硬气，那是因为此时的楚国已经将湖北大冶铜绿山牢牢地掌控在了自己的手中。正是那里源源不断的青铜撑起了楚国问鼎中原、称霸春秋的政治野心。
可是时间倒回建国初期，弱小的楚国对大冶铜绿山这块眼巴前儿的肥肉却实在是可欲而难求呢。
周昭王为了掠夺青铜，屡次兴兵，南征江汉。周王室绝不会允许山林草莽间的楚人染指自己的禁脔。
在这场青铜战争中，楚国需要等待时机。而为了等到这一天，楚人苦苦地守候了一个半世纪，从熊绎到熊渠，整整五代六君！
楚人怎样走出鄂西的崇山峻岭，将自己的触角伸向广袤的江汉大地，司马迁对此只有寥寥数语的记载：
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史记·楚世家》
如果后来的西周仍像昭王在位时期一样不懈南征，那么弱小的楚国要想在江汉平原上开疆拓土，将鄂东的铜矿收入囊中，就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是自从周昭王溺毙汉水之后，周朝对江汉平原的经略就逐渐衰歇了下来，转而将拓殖的目标锁定在东方的淮夷身上。
从周穆王三传以至周孝王，西周持续不断地发动大规模的淮夷战争。
到周夷王即位的时候，西周国力衰耗，疲态日深，已成强弩之末势，这为楚国挺进鄂东，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该怎么做，才能让楚国摆脱这夔门的穷山恶水，在江汉平原上扎下根来呢？
很有意思的是，熊渠出山的第一战并没有急于东进，而是掉头转向西北山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了庸国一家伙。
楚国的出山第一战为什么选择伐庸？关于这个问题的解释，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当年周文王经略天下的历史。
因为无独有偶的是，当年周文王的最终目标也是东进——自关中出兵，最终将位于河南安阳的商王朝推翻。可文王在东征之前，也曾经优先向西北方向用兵，他攻击的是位于陇西高原上的密须国。
对立国于岐山的西周来说，西北方向的密须国凭借上游高原的地利对西周造成了居高临下的俯冲之势。这个后顾之忧不首先解除，周文王绝不敢全力东进。
当楚君熊渠东征之前，他所面临的形势与周文王差强仿佛。西北方向的庸国实力强劲，乃是当年追随周武王参加牧野大战的“巴师八国”之首，史上传说“唯庸人善战，秦、楚不敌也”。
不先把庸国打服帖了，熊渠倾国东征，后方的安全难有保障。
伐庸达成目的之后，熊渠迅速将楚军主力东调，向散布在江汉平原上的扬越部落发动了攻击。
从地图上看，楚国攻击扬越，是从丹阳南下，通过江陵、荆门，沿着长江与汉水之间的狭长地带向东推进。
这一路之上，除了权国稍有抵抗能力外，其余的零散部落无不在楚军摧枯拉朽的凌厉攻势下迅速臣服，楚国一直打到鄂东南扬越部族世居的鄂地才停下进攻的脚步。
到了这时，鄂东的铜源——大冶铜绿山终于被楚人控制在了自己的手中。
大冶铜绿山为楚国带来的暴利丰厚得令人咋舌。
《楚公逆钟》铭文记载，熊渠的四世孙熊咢在位时，为了祭祀高祖熊渠，向楚国控制下的各部落首领征求祭祀用品，“纳享赤金九万均”，合铜600多吨！熊咢用这些铜料铸造了多达100套的编钟，留下了先秦史上有文字记录的最大规模的铜器铸造纪录。
在攫取鄂东铜源之后，为了保证铜料能源源不断地运回楚国在鄂西的大本营，熊渠将自己的三个儿子逐次分封于长江沿线，守护住这条金锡之路。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的熊渠已经不再像前代楚君那样恭顺地安处于周天子封赐的那个卑微的子爵了。他将三个儿子封于长江沿线为王，显示出这时的楚国因为疆域和实力的迅速增长，野心也在不断膨胀。
不过，熊渠终究是一个审时度势的政治家，而不是投机取巧的暴发户。三子封王之后，发生在楚国北方的这件事儿让熊渠不得不重新思考和调整与周王朝的关系问题。
周夷王在即位7年之后去世（据《古本竹书纪年》），他的儿子——暴君周厉王接过了西周王朝的最高统治权力。
这时，立国于湖北随州一带的鄂国，在鄂侯御方的统治下勾结淮夷，“广伐南国、东国”（《禹鼎》）结果引来了周厉王的大加挞伐。
周厉王先后调集了驻守宗周的西六师和驻守成周的殷八师两支重兵集团并力围攻东鄂国，并且在出征之时向前线指挥官下令，要求他斩草除根，“勿遗寿幼” （《禹鼎》）——连老人和孩子都不得放过。
在进攻受阻之后，周厉王更加暴怒，派禹以戎车百乘、厮御二百、徒兵千人前往增援，终于擒获鄂侯御方，鄂国因此差一点遭遇了灭国之灾。
亲眼目睹了周厉王的残暴，密迩鄂国的楚君熊渠清醒地意识到，虽然楚国的江汉基业到这时已算是有了点儿模样，但和树大根深的周王朝相比，楚国毕竟根基尚浅。
在周厉王寒霜一样冷酷的目光下，楚国须要收敛自己的锋芒。因此熊渠主动削去了王号，避免了周王朝可能的讨伐。
但这样的韬晦并未影响到中原政治精英对楚国的评价。
大约一个世纪之后，时任周朝司徒的郑桓公友意识到没落的周朝在幽王的治下极有可能于短期内发生剧烈的政治动荡，于是向史伯请教，该将他自己的封国郑国迁往哪里，才能逃死？
史伯回答说：“其济、洛、河、颍之间乎？”（《国语·郑语》）
不甘心宅于豫中逼仄之地的郑桓公将姬姓贵族傲慢的目光再一次投向了南方，问道：“南土广大，就不能去分一杯羹吗？”史伯非常肯定地告诉他：“楚国将兴”，老虎的屁股摸不得！
此刻，史伯口中的楚国已是天下强国的不二候选。一个让楚国一鸣冲天的春秋时代马上就要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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