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千山万水，探秘麻城张家畈囊山

仰望什子山

一

（来源：西陵文圃 作者： 凌礼潮）2005年，我点校《梅国桢集》时，就知道梅国桢虽官居三镇总督，然“艰于嗣，近六十乃得子”。说是“近六十”，其实儿子梅之熉出生时，梅国桢是五十五岁。此前，梅国桢有过一个儿子梅浩然，早早就死了。他们家族下一辈的名字，开始是以后一字作为辈派的，如，弟弟梅国楼的三个儿子就分别叫梅时然、梅自然、梅浑然。但自从三弟梅国森的儿子取名梅之焕开始，后来出生的就全部以“之”字为辈派了。公元1605年，梅国桢六十四岁死时，梅之熉才九岁。

由于要赶出版时间，加上梅之熉的情况与本书关系不是太大，我也就没有深加关注，只是记得他后来在距城七十里的囊山出家了。不过，梅氏后裔续修《梅氏族谱》时，对于梅之熉晚年到底是否出家，好像有些讳莫如深。

2010年，我们游览曾是县衙所在地的什子山，同行者告诉我，什子山那边就是囊山，只是路没修通，难得上去。那天，我们花了大半天时间才气喘吁吁的爬上什子山。进了山寨门后，连走路的力气都没了，山顶高处的宋代县衙遗址还只能遥望。大家只好煞有介事地考察了一下寨墙、寨门和风洞，怀揣着辘辘饥肠下山了。然而，我记住了囊山的所在，期待着那寻踪觅迹的一天。

又五年，公元2015年3月24日，我们终于来到了囊山。

囊山隶属张家畈镇林峰村。感谢国家实施的“村村通”富民工程，从去年开始，水泥路面就已经修到了村头，省去了现在想来都心惊肉跳苦大仇深的什子山之劳。

小车在郁郁葱葱的崇山峻岭中左盘右旋，很快，就来到了囊山口。站在村头向里望去，道路沿着山谷的左侧渐行渐高，直至消失在崇山峻岭之中。囊山村就坐落在左侧的山坡上，座西朝东，山谷延伸到村落时突然宽阔很多，一眼看去，山形犹如一条巨大的口袋，囊山村被严严实实地装在口袋中。正如梅之熉的侄子梅圻（梅浑然之子）说的，“高峰四障，层峦围绕，居者如物处囊中，厥名有由矣”，囊山之名，名副其实。梅圻描述这里的景色道：

石径曲折，林荫垂合，山涧尽暗流；冥窅起落，折处辄为潭。树隙中时有耀目者，泉从松杪下瀑也。山响无停刻，众声杂陈，莫辨所自。尤多老梅杉竹，盖东方幽境矣！水缘峡东出，亦称龙潭焉。茭荀堂在囊山之东，先父干木公小隐也。倚岩接岭，吐纳云烟。东对万古洞，巑岏不可上；水分岩际，敷流条贯，望成琉璃屏，青苍绵亘矣。山岭西去，南折为罗汉岩，势嵯峨险甚。石秃立若瞻视状，松杉翳荫，仿佛僧首也。其近则如是山、什子河，禅林、杏岩，亦游览者所必一过而不能竟舍去云。

梅浑然字厚庵，号纯中，别号干木，梅国楼第三子。天启元年南京副榜贡生，任黄州府训导。“茭荀堂”是他回乡后隐居处，后来口耳相传，讹成“张仙堂”，乾隆六十年新修的《麻城县志》就写作“张仙堂”。梅圻说茭荀堂在囊山之东，正是这村庄所在的地方，遥对着龙潭冲所在的方向。梅圻写过一首《登茭荀堂》的诗：

才来高岭上，人与绿山亲。寒气幽空谷，深云断野津。

山河潜遁影，天地共藏春。寄笑桃源叟，仓皇但避秦。

不知为什么，只要一提到囊山，我内心深处就有一种沉重感。因为在我看来，大凡遁入空门者，都是已经勘破红尘的人。而达到勘破红尘的境界，必有常人无法想象的坎坷与磨难，最后才能够心如止水、甘愿忍受那种古佛青灯的寂寞。可读梅圻的诗，总觉得他那种轻快的语调，不仅与我现在的心情有点格格不入，即使在当时，与这里的居住者恐怕也难以合拍。我想，那时的梅圻还太年轻，只是觉得这儿好玩。真所谓“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吧。

不过，梅圻写得很美，其实也真美！

数百年前的囊山很美，数百年后的囊山仍然很美！

从梅之熉留下的数十首诗作来看，他并不是一个超脱而不问世事的人。他有一首《点水手》，描写官府征用船夫的情景：

水道远且危，牵舟运粮糗。鄂渚计张帆，转致辰沅口。

黧然八十人，杂遝官胥后。草履旧穿泥，破衿半露肘。

前有送者兄，后随涕泣妇。挥手遥别声，岂顾丞尉殴。

本自陇畔民，生来事南亩。但晓耒耜勤，焉知驾浪走？

非无长干俦，胡为及农叟。沅湘恶波涛，时遇蛟龙吼。

贱骨付腥风，妻孥更何有？地下若相闻，寄书诀父母。

嗟尔莫过悲，此役未甚久。方今苦凶祲，赤地绝良莠。

百谷缺西成，家家叹星罶。沟壑与江湖，谁薄复谁厚？

忧民伤时之情怀，差可比肩杜甫。类似的诗还有《入城》：

晨兴百忧集，戚戚还入城。败稻委荒田，到处语喧争。

万户久绝粒，正当粟米征。追逋遍村野，役杂无定程。

不闻人咨叹，但见吏峥嵘。老弱不堪策，独驱少壮行。

少壮复何措，举目转伶俜。只身供上法，法重命自轻。

公堂惨秋日，未入魂已惊。催科殊殿最，宁分歉与盈？

高栋起北风，时吹敲朴声。敢嗔官长责？惟怨父母生。

国税亦有限，下民亦有情。寄语农家子，勿复事躬耕。

对农民困苦的体味和对农事的关心，哪像是出自一位富家公子的笔下？最后一联“寄语农家子，勿复事躬耕”，尤感沉重。这样一位充满家国情怀，措意于人民冷暖疾苦的诗人，最后居然走进深山与世隔绝弊衣疏食老死林下，真的让人不可思议。

回过神来，我们走进了村口。一抬头，却被迎面一耸然巨石拦住了去路。村民说，从开天辟地起这巨石就蹲在这儿，村子那一头也有一个，就像两头巨兽，世世代代守护着囊山村。囊山就是一个口袋，口袋的两个出口还蹲守着两头巨兽，难道这深山巨谷里还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不成？这个地方看来真的不那么简单。

茭荀堂旧址

二

村子里少见有人。这些年，年轻人外出打工，挣了点钱的就在市区买房搬走了。人一少，村子就显得很荒凉。

在一户民居的墙上，钉着一块门牌，上面写着“林峰村郎家山 006”。大约因“囊”字既难认又难写，被后人改写成郎家山。

梅之熉生于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七月，卒于清顺治十三年（1656）八月，享年61周岁。万历二十四年是丙申年，顺治十三年也是丙申年，梅之熉在这个世界上刚好生活了一个甲子年。然而，这个甲子年，正是一个天翻地覆乾坤倒转浴火喋血家破国亡的年代！

就在崇祯十七年（1644），那让梅之熉痛彻肝肠的甲申年：

三月十九日，京城被李自成攻破，思宗皇帝自缢死，大学士范景文、户部尚书倪元璐等自杀。

四月，吴三桂引清兵入关，败李自成于山海关西之一片石。

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北京即皇帝位；次日，弃城西逃。

五月，清兵入京师，谕令剃发。同时，明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凤阳总督马士英在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崧，先称监国，旋即帝位。

惊天的巨变，突然而又猛烈。我无法想象，梅之熉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是如何接受和经历这摧心的震撼和血与火的煎熬的。

中国的士人讲究气节，明清易代之际，正是对其气节的最残酷考验。不少士人选择了抗争，以鲜血来殉自己的信仰。梅之熉的好友吴应箕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面对强大的清兵，倾家产募兵数千，收复贵池。兵溃被执时身穿故国衣冠，对刽子手说：“无去吾冠，将以见先朝于地下也！”其他如钱邦芑、陈子龙、沈自炳、戴之儁、黄家瑞、沈犹龙、吴易等，这些中国一流的学者，都纷纷投笔起兵，尽管他们不久都纷纷“兵溃”失败，但他们向人们昭示的，正是那种让人敬仰的凛然气节！

在麻城，之熉的好友周损，响应南明朝廷的号召，拉起队伍抗击清兵的入侵，从福建省转战到湖广的蕲黄四十八寨之中，直到兵败被杀；侄女梅黄氏，也带领乡兵，学着她父亲梅之焕生前的模样，在六安地区濬濠筑垒，守卫家园。清兵多次进攻，都被她打得大败而逃！

当然，也有与此相反的士人，他们表现出另外一种价值取向。一直被梅之熉视为乡邦荣耀的锦衣卫统帅刘侨，在张献忠攻入麻城时，立即献上自己的两名姬妾和数万两黄金，以保全性命；崇祯四年进士熊世懿，亦是麻城名门之后，国破时正在京师。李自成还没入都，他就同仓场尚书党崇雅等人先期投降，开门纳款；当然，最震撼士林的当数东林党的领袖人物钱谦益，其红颜知己柳如是都劝他投水自尽以保晚节，但他还是投靠了清廷。

然而，更多的士人作了另一种选择——成为“先朝遗民”！

所谓“遗民”，在一般的改朝换代时期，是指对旧朝忠贞不渝的人们；而当朝代的交替维系着民族兴亡时，遗民则既是旧朝的忠臣，也是民族的志士——明遗民正是在明清易代之际固守气节、不降清更不仕清的具有爱国精神的士子。

但是，清朝的遗民也不是好当的！满清从入关伊始，即下了薙发令。顺治二年，攻下南京及苏、杭等地后，又重申：“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直隶各省，限旬日尽行薙完。若规避惜发，巧词争辩，决不轻贷。”甚至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说。

对于明清易代之际的士人来说，薙发给他们带来的两难境地更是前此历代士人所不曾有过的困惑与窘迫。头发，在当时已成为政治身份和人格身份的标示：薙发者即使不仕清也难逃屈节之咎，不薙发者即使不反清也在“决不轻贷”之列！头发，竟如此关乎性命、气节和人生命运，千古无双、史无前例！

试想：仕清者虽然作了“留头不留发”的选择，保住了性命，也谋得了功名利禄，但薙发后从外观上标明了他们的降臣角色。这跟前不久报道的背上被人贴着“我是小偷”，还浑然不觉地招摇过市有什么区别？更屈辱的是，被贴上“我是小偷”者，自己并不知道，而薙发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那种羞愧之情，真的让人触“发”伤怀。

于是，这些遗民们又形成三类：一是宁可断头也拒不薙发者；二是不肯薙发而起兵者；最后一种就是干脆剃光头发出家者。

我想，梅之熉的“出家”，大约就属于这第三类。在那个年代，这样出家的士子，比比皆是。他们并非真正地看破红尘，而是既要求生、又要守节的唯一选择！所以黄宗羲说道：“今年以来，士之志节者，多逃于释氏。”一个“逃”字，让人感概万千。屈大均有诗句云：“近日东林社，遗民半入禅。”为了不薙发，屈大均自己就带头遁入空门。当时还有人惊叹曰：“尽天下人之为僧者半天下!”学者谢正光先生在他的《明遗民传记索引》中作了一个统计，其中于国变后遯入佛国的有一百六十余人之多。而何宗美则统计出，“在二千多位遗民中披缁为僧者就有近三百人，其中较为著名者近二百人”。这里面，就有曾任过明廷四部尚书的麻城李长庚。

有一位与陈子龙齐名的人，叫李雯，他俩被时人誉为“陈李”，并与宋征舆合称“云间三子”。 清军入关时，李雯正在京城，因而被清朝政府羁留，并被授官为中书舍人，一时草创诏诰大文章，皆出其手。顺治三年（1646），李雯归葬其父，道过淮安，故人万寿祺身穿僧服与他见面，李雯望之羞愧难当泣下如雨，曰：“李陵之罪上通于天矣！”返京不久，抑郁而死。可以说，气节就是士人的生命。

其实，真正的儒者是反对佞佛的，他们认为出家人抛妻弃子，违背了“人伦之旨”。这大概就是梅氏家族不愿意承认梅之熉出家为僧的原因吧，不过，如果他们明白了我上面所说的背景，就会很坦然面对这一事实了。比起民族气节来，遗民们宁愿舍弃一切！

囊山村里还有一些旧砖残瓦，谁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是明代的古董，还是清代的遗物。穿行在村里的民居之间时，这些断垣残壁仿佛还在诉说着那遥远的、让人惆怅的往昔……

站在“茭荀堂”遗址，放眼望去，群峦起伏，直接天际。来时的道路，被山峦和绿树掩遮得无影无踪。山下隐约显现的炊烟，说明那儿是村庄之所在。山高皇帝远，古木自参天，真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去处！当年的梅之熉，不知有多少次站在这儿，向着山下眺望，若有所思，又无所思……

我想，比起孤寂和失意来，他最深切的感受或者是恨！家国之恨、江山之恨、鞑虏之恨！此刻，我最想体验的，莫过于梅之熉归隐囊山后的心境。他曾在山中写过一首诗；

乱壑松中听水声，迢迢何处见孤城？

灯挑淚落伤前事，书读心酸感故情。

百里已知魂不到，三更应识梦难成。

从今只望山头月，日日相思寄歉盈。

从这首诗，或者能让我们窥测到他那时的心情。但我们不知道，诗里的“孤城”，到底是哪一座城。是妻儿仍困守在家的麻城？还是重兵围困着的南京？或者，二者都是，一处即家，一处即国；家国之思，噬心之痛！

然而，遥隔山和水，魂难到，梦不成。

罢了吧，从今以后，什么都不想了。虽然是江山易主、故国无存，可山中的月亮不还是如以前一样明亮？

罢了吧，想又有什么用？还不如每天看着月亮的盈亏圆缺、时序的暑往秋来、白云的起落消长，青灯古佛，了此残生。

村南口巨石

三

梅之熉是明末名士，清乾隆《麻城县志》说他“博涉群书，于海内名宿颉颃主盟”。

所谓“颉颃主盟”，当指明末的复社。明末清初的士人运动，经历了东林党争运动、复社运动和明遗民反清复明运动三个阶段。《麻城县志》所言“《东林党录》则有梅之焕、刘钟英、彭遵古、陈以闻，复社名士则有梅之熉、刘侗、邹惺，一时海内名流望尘趋影”，诚非虚语。曾在《梅氏族谱》中看到过一位名叫经有九的人所作《冬日过秦淮寻访惠连社长》诗，说明梅之熉确实任过复社盟主。据清人吴山嘉《复社姓氏传略》所载，麻城参加复社的人还有：

王都俞（字在明）、杨鲁（字得之）、周应华（字西九）、耿应衡（字玉齐）、王都命（字在新）、李春旺（字公楫）、刘辉（字圣初）、曹之栋（字喜王）、周邦炳、李中孚（字子鱼）、周损（字远害）、梅之炅（字元嗣）、鲍子知（字心贵）、李吾献（字升于）、梅山城、刘启初（字佩环）、王士宏（字任之）、周世建（字仲宁）、周棕（字石墨）、曹允、鲁宗礼（字君让）、周索（字召思）、毛元晖（字无忌）、余士玮（字季美）、方舟（字立首）、杨会（字济之）等人，是湖广省各县中最多的。

复社的活动，从崇祯二年（1629）起，直至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也就是清顺治元年，明朝灭亡，南都新立。阮大铖兴大狱，罗织清流，复社名士或死或逃，复社名存实亡。

甲申事变时，梅之熉正在南京锦衣卫任职。面对国难，阮大铖之流不谋收复失地，抗击清军，反而大肆逮捕复社诸子，妄图将异己一网打尽。一时间缇骑四处，满城缉捕侯方域、吴应箕等人。梅之熉事先得到消息，立即设法通知二人逃离南京。我们读《梅氏族谱》，知道此时的梅之熉还有一惊人之举，居然上书弘光（福王登基后，改年号为弘光），要求自备资粮，北上“省思宗帝后榇”，祭奠崇祯皇帝和皇后！试想，此时的北京，正在清人的铁蹄之下，此种举动，岂不是自投死地？可见其时的梅之熉，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毫无疑问，这种要求只会被拒绝。

南昌有一位名士叫做彭士望，字躬庵，是梅之熉的好友。士望著有《耻躬堂诗钞》16卷，诗集中收有一篇陆麟书撰写的《彭躬庵先生传》，里面透露了一点梅之熉国变后的行踪。据记载，弘光帝登基后，楚崇阳王朱华堞向朝廷推荐了彭士望等六人，以兵部司务的名义，深入楚、豫各寨，宣谕地方武装，共同抗击清军。六人“至南部，部司索赂，与同荐六人怒叱之，遂弗用”。国难当头，朝廷的贪官污吏还在贪赃索贿，能叫这六人不勃然大怒吗？这六人是哪些人？陆麟书没有说。在彭士望的自序中，我找到了这六人的名单，他们是：梅之熉、王纲、欧阳斌元、舒益生、许大任和彭士望。

梅之熉一腔热血化为泡影，彻底失望，心如槁木了！他再也不愿意为这个病入膏肓的小朝廷浪费心智和生命！于是，他选择了辞去官职，隐入他在南京城外的“萍庐”，不再外出。

甲申冬11月22日，之熉唯一的儿子梅坰出生。得到消息后，他立即取道回到麻城。这一年，梅之熉49岁！

1645年5月，清兵渡江，弘光帝逃走。多铎至南京，礼部尚书钱谦益迎降。6月，令南中文武军民薙发，不从者治以军法。渝直省限旬日薙发。之熉作了最后的安排，将侄儿梅映址（梅浑然第三子）抚养过来，立为长子，他说：这孩子将来必有出息，有他陪伴坰儿，“坰不孤矣”！然后，他将家产留下三分之一给妻儿，其余全部散予邑人，走入囊山，披剃出家，法号槁木。

听到梅之熉出家的消息，复社挚友侯朝宗寄来《与槁木大师书》，叹赏不置！他说：“人之所以自立者，两种：非有所建竖，则有所捐舍而已。建竖未必无因，苟其乘时取便，即庸人稍谨慎者，亦自可就尺寸。至于生平爱恋之处，往往不惜以身名殉之，而不能割。然则独毅然捐舍者乃真英雄也！”而梅之熉以“少年生世卿之家，百万一掷，粉黛连行”，“不意甲申沧桑而后，大师遂并其妻子须发而一切舍之也”！他为自己没有这种“毅然捐舍”的勇气而深感羞愧。他感叹道：

生人一身，十九恋富贵，十一恋文章。即不然，亦未有不恋其妻子与须发者！今种种皆尽，是大师且捐舍其身矣！何有于名载？即仆之以英雄名大师者，亦非大师也！然而，儒者之圣、释氏之佛同一，积累乃诣至极。当其道成教立，谓之佛与圣；其初坚忍精进之日，皆英雄也！不立见捐舍力，岂能为英雄？不预炼英雄根器，岂能为圣为佛？

他羡慕梅之熉舍弃名利富贵的勇气，但自己又舍不得离开尘世；他钦佩陈子龙、吴应箕等好友的抗清义举与慷慨气节，并作文沉痛哀悼，自己却不能愤然反抗，而是苟活于世；他虽怀念故国，满腔江山之恨、禾黍之悲，却又不泯仕进之心，仍想在清朝有所作为。比起梅之熉来，侯朝宗内心是否更为痛苦？而其37岁就英年早逝，是否就是长期被这种痛苦折磨的结果？

其实，我一直怀疑，梅之熉的披剃出家，是不是一种障眼法？他会不会在暗地里进行着反清复明的秘密活动？我这种怀疑，并非空穴来风。弘光覆灭，南京落入清人之手后，复社士人就在各地转入零散而隐秘的地下抗清复明活动。在长江流域，由于清人高压统治，抗清复明活动远远不如闽浙两广活跃，但仍然在悄悄地进行。如南京的顾梦游、陈丹衷、纪映钟，湖广孝感的张可仕、黄冈的杜濬，江苏高淳的邢昉，安徽芜湖的沈士柱、桐城的方文等等，甚至连降清变节的钱谦益，也转而偷偷从事着秘密反清活动。

清顺治五年（1648），方文有一次神秘的麻城之行，颇引起我的注意。

方文，字尔止，号嵞山，原名孔文，字尔识，明亡后更名一耒，别号淮西山人、明农、忍冬。他入清不仕，靠游食、卖卜、行医或充塾师为生，与复社、几社中人交游。说起方文，还有一个很出名的故事：他早年有个诗友叫陈名夏，降清后官至大学士。一次请假回家，请方文删定他的诗作，“执礼甚恭”。方文反复读之，曰：“好诗！但须改三个字，即必传无疑耳！”陈惊喜地问改哪三字，方文厉声曰：“但须改‘陈名夏’三字!”让官至极品的陈名夏改名换姓，分明是在奚落和羞辱他的数典忘祖，满座客人错腭惊骇不能出声。陈名夏恼羞成怒，恶狠狠地说：“尔谓我不能杀尔耶？”恰好江南巡抚前来拜见陈名夏，“陈拂衣去”。在座众人惊慌失措地责怪方文话说得太重，马上会大祸临头。方文笑笑着说：“我自办头来耳，公等何忧？”不一会儿，陈复入，拉着方文的手，涕流被面地说：“子责我良是，独不能谅我乎？”方文的气节可见一斑。

方文在麻城写有一首长诗《麻城赠枯（槁）木大师四十八韵》，诗中说到梅之熉出家时，“有田八百顷，百顷遗乃传。其余散宗族，以半为佛田”。就是说，他至少留下了三百顷田作为庙产，可见其庙里开销之大。那么，这些开销是否都用于他自己的养尊处优呢？非也！请看方文描述梅之熉的生活：

从此习苦作，不令体柔便。一笠一蒲团，行脚荒江边。

昼则倚树立，夜则枕石眠。肘见知衲破，踵决知菲穿。

饥时向孤村，持钵乞粥饘。嘑尔色不忤，呵之貌益虔。

这可是一种低成本，甚至无成本的生活！

顺治五年，可不是一个风平浪静的年头。这一年闰三月，金声桓在南昌起义，擒杀江西巡抚章于天、巡按董学成、布政使迟变龙。而江北又有周承谟领导的起义，从麻城东南绵亘及英霍，与江西相呼应。

读方文的《嵞山集》，知道他此时正在麻城，且一住就是六十多天！其《客麻城六十日不及上刘同人墓深以为歉》说：“故人荒陇在城西，我欲求之榛草迷。”明明是县城及城西都控制在清兵手里，方文才不得前去祭奠，却被他说成是因“榛草迷路”，墓地难寻。

除那篇长长的四十八韵以外，方文还有《麻城访槁木大师》诗，其第二首道：

忆昔琴书淮水边，孙吴孟戴日舟旋。

那堪兰玉三秋折，况复沧桑一劫迁。

东海高踪钱子蹈，西山微尚顾生坚。

旧游存歾俱零落，尔我相逢涕泫然。

诗中的“孙吴孟戴”即孙克咸、吴应箕、孟元白、戴重，均为明末名士、复社成员。吴应箕前面提到过，孙克咸也是一位为抗清而献身的义士。明末清初，南都许多名士、名妓成双作对的风流韵事一直流传至今，如钱谦益与柳如是、龚鼎孳与顾横波、冒辟疆与董小宛、侯朝宗与李香君等等。但其事迹最壮烈动人，男女双方均以身殉抗清事业的，则只有孙克咸与葛嫩娘。孟元白是蕲州人，抗清志士；戴重字敬夫，今安徽和县人，崇祯时任湖州推官。明亡后，他曾三次收复湖州，失败后绝食而死。诗中还有“钱子”，即钱邦芑，“顾生”，即顾梦游。方文提到这么多抗清英烈，难道不是在严酷的形势下，借此与梅之熉相互砥砺吗？

在麻城，与方文过从甚密的，还有刘藏夫、梅希亮、周损、周思皇、孙浔、毛实等。引人注目的周损，此时正与曹石霞一起，领导着蕲黄四十八寨的抗清斗争。我们有理由相信，梅之熉的家产，大部都被秘密资助了抗清活动，而自己却过着苦行僧式的贫困生活！

《嵞山集》中还有《偕槁木师至沈崐铜庄四首》，正可作为梅之熉出家后并非不问世事，只与青灯古佛为伴的证据。就在方文离开麻城的时候，他也一同出游了。而且，重要的是，他们来到了沈崐铜那里！

沈崐铜就是沈士柱，一位铁骨铮铮的抗清志士。他崇祯年间加入复社，反对阉党，因阮大铖的追逋而离开芜湖流落杭州等地，南明灭亡后回芜湖隐居，秘密从事反清活动。清顺治14年（1657），沈士柱被捕，两年后在南京从容就义。方文在第四首诗中谆谆告诫沈崐铜道：

君怀经世略，意岂在鱼罾。道大防时忌，名高避客称。

阁虽藏众嫮，吟实伴孤灯。莫漫愁长夜，东方日渐升！

读完这首诗，我们还能不明白他们正在从事的事业吗？

顺治九年（1652），方文有《送周思皇归麻城兼寄槁大师、刘藏夫、孙谋子浔、毛公实、梅希亮暨令兄远害》诗，诗曰：

君自苍梧临桂还，捐躯为友历间关。

恢奇不减孙宾石，哀怨犹疑庾子山。

匡阜一瓢欣有托，楚天双翼杳难攀。

龙蛇此日新酣战，世外英姿且暂闲。

在“恢奇不减孙宾石，哀怨犹疑庾子山”句后，方文注曰：“思皇自粤西送密之至庐山，即去。”密之就是方以智，论辈分是方文的侄子，论年纪却长方文一岁。顺治三年，桂王朱由榔称帝于肇庆，方以智参与了拥立永历政权的活动，任左中允，少詹事，翰林院侍讲学士。后遁迹于少数民族聚居的湘、桂、粤西一带，一直秘密组织反清复明活动。顺治七年（1650），清兵攻陷广西平乐，方以智被捕。清军在方以智的左边放了一件清军的官服，右边放了一把明晃晃的刀，让方以智选择。方以智毫不犹豫，立即奔到右边，表示宁死不降。满清将领相当欣赏他的气节，于是将他释放。获释后，他即披缁为僧，改名弘智，字无可，别号大智、药地、愚者大师等。顺治九年（1652年）八月，在周思皇等人的护送下，方以智来到庐山。所谓的“孙宾石”、“庾子山”，即汉代的孙嵩和南北朝时期的庾信，诗人连用的这两个典故也颇耐人寻味。

诗题最后的“远害”，即周损，字远害。从此诗可见，麻城人士在整个顺治年间的抗清活动中，都一直十分活跃。

写到这里，我忽然对梅之熉选择囊山作为他的逃禅之地有所省悟。

怪不得这里远离县城，荒僻隔绝，县志说“什子山在县东七十里”，而囊山还在什子山后；怪不得站在囊山村，山下数十里一览无余，而不走到囊山村口，根本就看不到这里会有村居聚落；怪不得囊山村形如口袋，易守难攻，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原来，这里真的藏有一直不为后人所知的秘密！

村北巨石

四

我问村民：“这里以前是不是有一座庙？”

“有啊！我们小时候经常去庙里玩，庙里还有和尚呢。”

我有些兴奋了：“那庙在什么地方？快带我们去看看！”

“就在后山西边不远。不过庙早就没有了，只剩庙基还在。”

经过大约十分钟的跋涉，我们来到了古庙址。四周顾盼，除了一株已经枯死的古树以外，就是荒草竹林和灌木丛中的庙基了。庙基也并不是很完整，比较成规模露出地表的部份，难以判断是正殿前檐还是山门的基础，但可以看出整个建筑是朝南的。回头望去，囊山村落在了我们的左下方。突然，大家惊喜地发现庙基上赫然蹲着一只方形石香炉，两只高高的耳，从基座直耸而上，其超出炉顶部份，相当于香炉高度的三分之一。不过，我们称它为香炉，似乎并不准确。因为香炉应该是空腹，装上沙土以插入点燃的香烛，而这个香炉并非空腹，不可能用来插烛烧香的。这种超出我们经验范围的东西，更能引起我们的兴趣，于是，大家急忙爬上庙基，仔细端详起来。香炉的正反两个立面，分别刻着花卉和文字。文字字迹模糊，勉强可以识别出“皇清光绪四年戊寅仲春月□□节□□□□□仝□□公立”，共计二十一字。光绪四年，即公元1878年。这个时间，距离梅之熉的死，已有223年！

历史在这里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痕迹，这使我们有些失望。这里毕竟是梅之熉并不太长的一生最后栖止处，而这座庙宇叫什么名字，我们翻遍《梅氏族谱》都无法找到，反而是在明末名士阎尔梅的诗集里，我才知道了这座庙宇的名字。

阎尔梅，字用卿，号古古。因生来两耳长大，白过于面，故又号白耷山人。他是江苏沛县人，明末复社重要成员。明亡后亦剃发为僧，散财结客，致力于抗清斗争。他有《哭曾坡余》诗二首，其尾联为“笑从老病庵前去，华屋山丘共夕阳”。下注云：“老病庵：梅惠连所造禅林。”难道，梅之熉自己生命的最后归宿地，使用的竟是这样一个黯然神伤的名字？

“老病庵”前枯树

那么，梅之熉最后是怎么死去的？难道就是在这荒山破庙中抑郁而死？《梅氏族谱》有一篇《梅惠连先生行略》，是他的外甥刘本源撰写的。对于梅之熉的去世，他只有三个字——“无疾卒”！这就是说，梅之熉死前并没有什么病，是突然暴卒！

六十一岁去世，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显得有些短暂。我想起，他的父亲梅国桢，死时也只有六十四岁。难道他们家有什么遗传疾病，使其不得长寿吗？绝不是，就在明代麻城的南门，梅氏家族建过一座“百岁坊”。梅氏先人的长寿，在麻城是有名的，这一点，还曾受到过著名思想家李贽的赞赏。那么，为什么从梅国桢开始，情况就发生如此变化呢？难道梅之熉是非正常死亡？

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我疑疑惑惑之际，竟然读到了明末学者孙奇逢日记中一段文字：

楚孝感黄孝廉文旦，字敬渝，当世隐君子也。……甲申国变，文旦先曾形之梦寐，每与人言，泣下如雨。乙酉，著《荛虑》二十四篇问世，梅惠连之荡舟太湖，读之哽咽不成声，裹身与同此卷自溺。呜呼！亦何悲也。

这一读，惊出了我一身冷汗，难道我的疑惑真的得到了证实？梅之熉真的象楚国的屈原那样，不堪故国之思、亡国之痛，以自沉的方式绝命于波涛之中，死在了太湖吗？

但是，此事想来也有可疑。黄文旦著《荛虑》的时间是“乙酉”年，也就是清顺治二年（1645），而梅之熉卒于顺治十三年（1656），孝感与麻城同属湖广，近在咫尺，难道说黄文旦的文章，要到11年以后，梅之熉才能在远离湖广的吴地看到吗？而且，我所读到的《孙奇逢集》是近人点校出版的，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出版物，是不敢贸然相信的。于是，我查阅了《续修四库全书》第558册以原本影印的《孙征君日谱录存》。不查不要紧，一查跌眼镜！所谓的“裹身与同此卷自溺”，原文竟是“裹身欲同此卷自溺”！原来是就要跳入波涛之中的瞬间，被朋友们拽住了。我不禁松了一口大气，暗自佩服自己的“料错如神”起来。

想来，此字当为录入者以拼音法录入时，因“欲”、“与”二字均音“yu”而致误的。一字之差，关乎一条人命。我真想煽动梅氏后裔们将这个出版社告上法庭，索赔数百万元，以弥补老汉我“一身虚汗”之精神损失。

不过，虽然上述插曲是虚惊一场，但梅之熉有自沉的动机甚至举动却是没有疑问的。在太湖，他的行动被朋友们所阻止，那么，在其他场合呢，甚至独处时呢？能够保证阻止得了一个已经视死如归的人去赴死吗？

读读阎尔梅那著名的《麻城哭梅惠连》三首吧：

大江声咽楚辞哀，写寄春风岭上来。

家国陆沉三昧等，香灯游戏五宗开。

鵀巢失所悲贤者，鵩集非常忌秀才。

闻道庭前芳一树，须知木槁不成灰。

寻常无可辨淄渑，霜苦沙寒水自澄。

亡国大夫羞语勇，入山名士且为僧。

九原不愧先司马，十字堪题古木陵。

江上招魂非偈颂，知君别自有传灯。

汉家遗老托青盲，新构禅庵毕此生。

五世相韩心不死，十年存赵客无成。

空林偶著莲花色，静室微闻贝叶声。

再世子真羞二姓，越山梅市即麻城。

诗里充斥着的那些“大江声咽楚辞哀，写寄春风岭上来”、“寻常无可辨淄渑，霜苦沙寒水自澄”、“江上招魂非偈颂，知君别自有传灯”的语言，不明明是在写投江自尽了的屈原吗？很明显，诗人就是在将梅之熉比作屈原。梅之熉生命的最后时刻，并非什么疾病的折磨，而是精神上的不可承受之痛。

历史已经注定，反清复明终究要失败，梅之熉只能是一位悲剧人物。他的命运，不可能逃入禅定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