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学 | 严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讲义

编者案：“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论语中一句聚讼颇多的名言。随着时代的变迁，对其解读也因之而变。一般说来，其断句的不同，也会得出不同的解释。学者断句的方法五花八门，莫衷一是， 主要的断法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中以第一种最重要。而相同的断句甚至也会得出截然相反的意思，比如最常见的断法“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传统的儒家学者一般认为因为“圣人之道深远，人不易知”，因此就不必让他们明白道理，只有去奉行就可以了。钱穆的白话翻译是“‘在上者指导民众，有时只可使民众由我所指导而行，不可使民众尽知我所指导之用意所在.’”；而从儒家的批评者的角度看来，则恰恰反映了儒家为统治阶级服务，是儒家提倡愚民政策的证据。严复的这篇国子监演讲，在本质上与传统儒家学者的解读并无特别的不同，但其别出心裁之处有两点：第一，严复将“民”字训为“冥”，即冥昧，他认为在任何国家中，包括西方发达的文明国中，“冥昧无所知与程度不及之分子恒居多数”，那么国家的治理者，这些少数清醒的精英们就必须引领冥昧大众；第二，严复将句中的两个“之”解释为道德、宗教与法律，他指出这三者都是不必信奉者或遵从者完全了解或深知的。道德与宗教尚好理解，而法律问题则或许会有争议，严复特地作了较长的解释。他指出普通百姓对繁文缛节的法律条款不可能每条都知道，但是他们平日生活只需要遵从常识和日常道德即可，一般来说这样的人民都不会犯法，而相反如果老百姓整天琢磨法律，反而不是好事。言外之意整天琢磨法律条文的，兴许就会想要干些法律条文未禁止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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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丑仲秋丁祭在国子监演讲

今日孔教会举行丁祭礼，单中列讲经一事，原属告朔饩羊备礼之意，事前经发起人到处敦请名德硕师，共襄此举，顾皆谦让未遑，不肯担任，不获已，乃谋诸复。当此孔道薆蔀千钧一发之时，今日我辈释菜先师，似于讲经一节又不宜听其虚阙。诸公能者，既皆袖手旁观而不肯一宏斯道，则庸浅祷昧如复，而不得不起而承其乏，非敢消于圣人大义微言有何心得，乃今举似以饷诸公，不过谨依行列取备节文而已。伏冀诸公谅而教之。

不佞今日演讲，乃择《论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章。今案此章圣言，自西学东渐以来，甚为浅学粗心人所疑谤，每谓孔术胚胎专制，此为明证，与老氏“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一语同属愚民主义，与其平日所屡称之“诲人不倦”一语矛盾参差，不可合一，此其说甚似矣。特自不佞观之，则孔子此言，实无可议，不但圣意非主愚民，即与“诲人不倦”一言，亦属各有攸当，不可偏行。浅人之所以横生疑谤者，其受病一在未将章中字义讲清，一在将圣人语气读错。何以言之？考字书，民之为言“冥”也，“盲”也，“瞑”也。荀子《礼论》有云：“人有是，士君子也；外是，民也。”可知此章“民”字，是乃统一切氓庶无所知者之称，而圣言之贯彻古今者，因国种教化，无论何等文明，其中冥昧无所知与程度不及之分子恒居多数。苟通此义，则将见圣言自属无疵。又章中“不可”二字乃术穷之词，由于术穷而生禁止之义，浅人不悟，乃将“不可”二字看作十成死语，与“毋”、“勿”等字等量齐观，全作禁止口气，尔乃横生谤议，而圣人不得已诏谕后世之苦衷，亦以坐晦耳。

复次，章中两“之”字，皆代名词，顾今吾党试思当日圣人言下此两“之”字所代者果属何物，若不佞以己意测度，则所代不离三者。道德一也，宗教二也，法律三也。是三物者，皆生民结合社会后所不可一日无者，故亦遂为明民图治者所必有事，今若一一考其所以推行之方，更见孔子之言殆无以易也。

则请首从道德以观此言，不佞所以先道德而后宗教者，因依最近天演学家研究，凡社会进化阶级，道德常在宗教之先。道德为物，常主于所当然，而不若学门之常主于所以然，是故西哲穆勒约翰有言：“道德乃方术，而非学理Morality not a science，But an art (Mill’s　Logic，p.546Ⅱ)。” 夫所以然，乃知之事；而所当然，乃由之事。《诗》不云乎：“民之质矣，日用饮食。”是故孩提索乳，亦不知有意于卫生；燕雀营巢，岂复萦情于存种！使必先知而后有由，则社会之散而不群久矣！然则所谓可使由，不可使知，民之于道德也已如此。

更进则试从宗教以观是言，将见圣言更无以易。何以明之？盖社会之有宗教，即缘世间有物，必非智虑所得通，故夫天演日进无疆，生人智虑所通，其范围诚以日广，即以日广之故，而悟所不可知者之弥多，是以西哲尝云：“宗教起点，即在科学尽处。” 而斯宾塞尔亦云：“宗教主体在知识范围之外Religion－it Subject mater passes the sphere of the intellect (Spencer First Principles ·P·12)。(《学术与社会》编者案：此处英文有误，未改动，从原书。)” 此孔门性与天道所以不可得闻，而子入太庙之所以每事问，而世间一切宗教，无分垢净，其权威皆从信起，不由知入；设从知入，即无宗教。然则所谓“可使由，而不可使知”，民之于宗教也又如此。

最后则有法律。夫法律者，治群之具，人之所为，而非天之所制也。然则其用于民，似可使由而兼可使知，莫法律若矣！且察古人，月吉象魏之意，似亦未尝不欲民知，以为法律利行之助。西哲边沁(Benthem)亦谓法律有易知程度(Cognoscibility of Laws)，为立法家所当祈向之一端，顾祁向如是，而以求诸事实，则其境界终存理想，无论何等社会，民之程度莫有至者，不特民质僿野之时有所不逮，即在文化大开之国，其中法令，本于随时之义所不得已，而有事者常若牛毛，是以侨、肸皆贤，而郑铸刑书，主张各异。至于法令繁兴之后，欲明法典之统系与其解释请比之宜，每资专门毕生之学而后能之，使必知之而后有由，将法律之行无日。且谛而言之，此能由而不尽知者，其于民德治柄亦非无所利也。西国法家又尝深论之矣(OH.Sidgwicks’ The Elements of Politics Ch.lg·art.2)。彼谓法律之行于民，犹夫道德之条诫，转不欲划然分明，制为畛畔，使持循者严于文字而弃其精神。夫民彝日用之常，所谓善恶是非，自其彰明较著者言，虽在蚩氓，不知盖尠。即在疑似之际，使其人第本良知，以为断决，其违道不至甚睽法律之事，亦如此耳。身为国民，皆有服从法律之义务，顾从其大者言，法之所求至易尽也：勿杀人性命；勿残人肢体；勿玷人名誉；勿盗人财产；勿行侵欺；勿背契约；勿播弄黎老；勿凌害幼孤。凡斯种种，几于尽人所知，设其犯之，固亦自知有罪；至有嫌疑难明之狱，俟精辨而后，是非以明。则国家设置理官，讼者延雇辩护，正以为此。彼编户齐民，固不必深谙科律，使得舞文相遁，或缘法作奸，以为利己损人之事。是故风俗敦庞之国，其民以离法甚远之故，于法律每不分明；而锥刀堂争之民，其国恒难治，其民德亦必不厚也。由斯而论，则虽在法律，其于民也，亦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何则，知之转于乱而近于治远耳。

夫使民于道德、宗教、法律二者，以事理情势利害言，皆可使由而不可使知。如此则圣人此章之言，后世又乌可议乎？抑不佞更有言者，从来吾儒讲经旧法，皆以语必经见不背本师为归，今日伏蒙推定，谬登讲席，固欲证明圣谛间执诐邪，顾乃杂引旁行鞮寄之书，以为吾说之助，诸公闻此，得勿讶之？顾私心为此，政以见圣言垂训，五洲大同，非效时贤数典常忘侮圣言而夸丑博，而亦惟诸公宥之而已。

注释：

本文发表于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九月五号至六号的北京《平报》。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严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讲义》一份。文字虽有不同，内客完全一致。手稿似为初稿，发表时只作些文字修饰和涂改。今从《平报》所载，其中属明显印刷错误者，据手稿本径改。

《严复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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