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醉美团队
1982年7月的一个午后，满头大汗的张忠培对一旁的人说，“开始吧，要不真的来不及了。”
彼时，张忠培所站的位置就是日后名扬考古界的杏花村遗址，而一同忙碌的，除了考古队的专家外，还有当地的老百姓，他们其实是来取土烧砖的，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大干快上”是一种习惯和性格。
所以，杏花村遗址的发掘其实是一场“抢救性”工作，也正是36年前的7月开始的考古发掘，为整个酒行业奠定了6000年酿酒文明的历史根基。
▲杏花村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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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口尖底瓮
黄景略（曾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忠培（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王克林（曾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是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同窗，同时毕业于1956年。
1982年，因为杏花村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三位“大师”相聚到了汾阳杏花村。
这一年的7月，由国家文物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吉林大学考古专业联合组织的、权威的“晋中考古队”在黄景略、张忠培、王克林的主持下，对山西晋中地区开展了有计划、有步骤的考古工作，这项野外工作一直到1987年后半年才结束。
▲小口尖底瓮
这次考古中，出土了一批珍贵陶器：我国最早的酿酒器具和礼器——小口尖底瓮，据考古界证实，距今已经有6000多年的历史。
酿酒专家包启安在《从新石器时代出土文物看我国酒的起源》一文中指出：“最早的酿酒发酵容器当是各地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小口尖底瓮，在容器内进行制醪发酵，澄清、饮用，是用小口尖底瓮生产酒的一个特征，这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最早的酿酒工艺。”
能够想到这样一个美好画面：6000年前，杏花村的先人们用智慧和双手酿出了第一缕清香，此后，中国的酒开始有了文明的雏形和文化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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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花文化
提及杏花村遗址，绕不开一个灵魂人物，张忠培。
1998年，《晋中考古》一书的结语部分由张忠培执笔，2004年第7期《故宫博物院院刊》发表了张忠培题为《杏花文化的侧装双鋬手陶鬲》的学术论文。
“杏花文化”便是张忠培提出来的，也是他，让冰冷的文物有了文化的脉络和文明的支撑。
▲张忠培
1996年，张忠培撰文将杏花村遗址命名为“杏花文化”，确立了杏花村遗址在中国考古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2年后，由文物出版社出版、黄景略参与、张忠培任主编、王克林任副主编的《晋中考古》一书出版。该书用接近60%的篇幅，详尽地介绍了杏花村遗址。书中写到：“以汾酒闻名于世的杏花村，分为东堡和西堡，位于汾酒西岸的吕梁山下，西南距汾阳县城15公里。1982年3、4月间，晋中考古队对杏花村的古代遗址进行了调查及试掘，认识到这处遗址绵延时代古久，内涵丰富”。
根据《晋中考古》一书的资料可以证明，杏花村先民至少从6000年前，就开始掌握了人工酿酒的初级技术。而且在几千年的时间里，随着蒸煮谷物炊具的不断进步，酿酒技术不断提高。
▲汾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秋喜在有着6000年历史的杏花村遗址点燃中国白酒“生命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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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酒之源
“我们这个地方（杏花村）是有文化底蕴的，有一个几千年连绵不断的文化在这里。”张忠培说。
1982年抢救性发掘，1989年发表发掘报告，1998年出版《晋中考古》，2004年命名“杏花文化”，2012年召开“杏花村遗址发掘30周年纪念大会”……
▲杏花村遗址考古发掘30周年纪念大会
张忠培与杏花村遗址相识了30多年，而正是这30多年的陪伴，让汾酒奠定了6000年的中国白酒史，也奠定了汾酒“国酒之源”的历史地位。
“汾酒文化源远流长，和华夏文明、黄河文明、晋商文化同根同源、一脉相承。”在2012年的杏花村遗址发掘30周年纪念大会上，汾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秋喜表示，过去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汾酒是中国白酒产业的奠基者，是传承中华五千年酒文化的火炬手，是中国白酒酿造技艺的教科书，是中国白酒发展历史的活化石。未来的实践还将证明，“国酒之源、清香之祖、文化之根”的战略定位当之无愧，“中国酒魂”将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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