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中共中央组织部如何选官员？||史料

来源 | 人民网

原题《解密中组部：如何选择和管理“名单”上的干部？》

中组部如何选官员？今年，中共中央颁布了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这是该条例时隔12年后首次修订。旧版条例的“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一般应当从后备干部中选拔”，在新版条例改为“注重使用后备干部”。也就是说，后备干部作为班子成员来源的惯例已发生变化。如何选人用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实行一党执政制度的国家来说，始终是一项关键任务。中组部自身也处于巨大的变革之中，旨在更公开、更透明。它又将如何应对这样的挑战？

在离中南海不足1公里的北京西长安街南侧，坐落着一幢没有任何标志的大楼。大楼坐北朝南，与东西两侧的配楼、南侧的门楼合围成一座三合院式的封闭院落。院内的中央绿地、东西两侧的下沉式庭院以及周边宽阔的绿化带，共同营造出一种宁静氛围。为了烘托这种宁静，建筑师甚至在南门楼顶部设计了一个在北方很少见的屋顶花园。整组建筑，与西长安街对面繁华、喧嚣的西单商圈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里，就是中共中央组织部（简称中组部）的所在地。

干部职务名单制的建立

中组部虽然成立很早，但正规的工作业务和工作秩序，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才建立起来，而真正成型，则要推迟到解放后的50年代。1948年10月，毛泽东给当时的中组部部长彭真写信，要求中组部应给各中央局、分局组织部门发一个通知，规定请示报告制度，并不断督催，以建立起中组部的业务。11月，中组部发布了《关于组织部门业务与报告请示制度的通知》，在彭真的领导下，由安子文具体负责，开始大力建设中组部的机构和业务。建国以后，时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的安子文，向毛泽东和刘少奇建议，“拟仿照苏共的干部职务名单制的办法”，建立中国的干部管理制度。按照这套办法，党、政和社会团体中，所有重要职务以及任职干部都必须登记在册；调动任免时，需根据名单，对干部进行预先审查、选拔推荐、批准任命。

1952年，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说：“从最初级到最高级的干部，每个人都要有一定的机关来管理。这个制度，我们称之为干部职务名单制。”1955年1月，中共颁布了第一份干部名单——《中共中央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这份名单囊括了当时地厅级以上所有干部，全部交由中组部直接负责管理。在组织系统内部，这些干部被统称为“中管干部”。从1955年9月开始，各个省和部委仿效中央，制定了各自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全国逐步建立起了由中央和各级党委领导、中组部和各级组织部统一管理的分部分级管理干部的制度。

一位曾在中组部工作多年的干部说，简单讲，中国的干部管理体制就是两条，第一条是“党管干部”，第二条是“职务名单表”。各级组织部按“权限”，管理自己“名单”上的干部。

下管两级到下管一级

过去几十年间，“名单”的范围进行过几次大的调整。1984年，中央决定各级党委对干部的管理由原来的“下管两级”调整为“下管一级”。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说：“除了省部级干部外，本来地厅级、司局级干部也归中组部管，当时把这个权力下放给了地方。这样，中组部就只管省部级干部了。”随着这次调整，中组部负责管理的“中管干部”人数由13000多，缩减到4200多。据当时中组部的一位工作人员回忆，“文革”后经过拨乱反正，大批老干部恢复了工作，但当时还没有建立起正常的干部离退休制度，干部数量增长过快，以致各级组织部门不堪重负。中组部统计显示，80年代初国务院26个部委的司局级干部已达到1415名，比刚解放时翻了几倍。1984年之后，“中管干部”的名单又经历过几次调整。其间，中组部一度曾将下放的权力收回，以遏制地方提拔干部失控的局面。80年代末，各级组织部门的管理权限开始步入常态，并延续至今。

关于现在中组部的职能范围，英国《金融时报》曾做过这样一个对比。美国通用公司是目前全球员工最多的公司，它拥有75万名直属雇员，这个数字超过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人数之和。此外，还有50万名经销商和150万左右的厂商雇员靠它吃饭。但与中组部相比，通用公司HR的管理范围不值一提。为了让外国读者了解中组部的职能范围，文章假想在华盛顿有一个类似的部门。那么它所负责的人事任命将包括：美国各州的州长和副州长，各大城市的市长，联邦监管机构负责人，通用电气、埃克森美孚、沃尔玛及其他50来家最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的总编辑，各电视广播公司和有线电视台的老板，耶鲁、哈佛及其他重点大学的校长，以及布鲁金斯学会和美国传统基金会等智库的领导。

后备干部

在建立干部职务名单制之初，中央就已经在考虑，将后备干部的培养制度化。

1953年，中央就提到要仿效干部职务名单制，建立后备干部名单制度，“将发现培养和提高后备干部的工作，看作各级党委和一切管理干部部门的经常任务之一”。1964年，毛泽东多次提出了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中组部牵头，启动了“接班人”计划。但这项工作被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所中断。改革开放后，培养接班人，成为中组部一项极为重要的战略任务。中共元老、曾在延安时期担任中组部部长的陈云曾多次强调：干部队伍保持梯队的结构，可以使党的事业后继有人，代代相传。1982年，在陈云的提议下，中组部成立了青年干部局（简称青干局），专门负责后备干部的选拔和任用。青干局对后备干部的管理也是通过“名单”来实现的。中组部原青干局局长李志民回忆，到1985年，“名单”上的各级后备干部人数已超过了10万。其中，中组部掌握的省部级后备干部1054人，各省组织部、各部委人事司管理的地厅级后备干部18000人，余下的96000人则是地市州组织部负责的县处级后备干部。不过，与“干部职务名单”不同的是，“后备干部名单”上的干部本人并不知道自己在这份名单上。

谈话与座谈

组织部考察了解干部的方式很多，但最有效的手段却是一种老式做法：与被考察对象谈话。事实上，直到现在，与被考察对象谈话仍然是组织部考察了解干部最主要的方式。中组部原部长尉健行对组织工作有过这样一段表述。他说，熟悉干部是组织部的职业要求，必须亲自接触、亲自谈话。别的方法都可以研究，但都代替不了亲自接触、亲自谈话这个方法。

1985年，为选拔北京市领导，中组部干部考察组与北京市委工业部一位副部长进行了一次谈话。这次谈话的地点在考察组下榻的北京大都饭店，3名中组部干部参加谈话，北京市委组织部的1名工作人员负责记录。谈话内容主要是被考察对象的工作、思想以及生活情况。这位被考察干部从他年轻时的经历，一直谈到当前的思想认识，中间还回忆了父亲对他的影响。整个谈话中间，没有谁提什么问题，只有被考察对象一个人在独白。直到今天，“组织部找谈话”都是一件非常严肃、重要的事情。被考察对象说的每一句话，以及谈话时所表现出的态度，甚至一个细微的动作表情，都有可能成为上级任免的依据。

谈话中，有时还会让被考察对象即兴写点东西，如开列一个自己读过的书目、写一个简短的自我评价等，以尽可能全面、详细地掌握被考察对象的各方面情况。座谈会，也是组织部门考察了解干部的一种传统方式。这种方式的优势是，可以对多个被考察对象进行比较、筛选。如果有人在会上有一点特殊的表现——比如经过精心准备，使用非常生动的语言做了一个既简明又系统的发言，或是发言中有一两句比较生动的警句或引用了几句朗朗上口的群众语言，他就可能给会议主持者留下非常深的印象，影响到他日后的使用和提拔。